1、夯实新文学经典化的基础夯实新文学经典化的基础 新文学从溪流婉转到汇聚成河，已经历时一个多世纪，但是对新文学作家的研究，则始终未进入一个扎实严谨的学理化程度。先是不断严密的政治禁忌，后有商业大潮的冲击，学术传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新时期的历史转折，拨乱反正的宽松气氛，与平反冤假错案一起开始了对新文学作家的重新发现与评价，因此思想与主题的研究和人文思潮一同起伏消长，至今仍然是研究的重心。而方法热的接受潮流中，也带来学风的浮躁，外来思想与方法无疑警醒了几代学人的学术自觉，改良着治学的立场与理念，但静下心来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加上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与科研制度的约束，至上个世纪末，几乎没有一套
2、严谨校注的新文学作家全集。而年谱的编写则略好，但是也受到政治与亲情的种种干扰，以简略者居多。可喜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制度有了明显的革新，国家的各种基金与奖励为新一代青年学子们创造了较为从容的治学环境，“著书皆为稻粮谋”的状况有所改善，加上文化环境的宽松使禁忌缩小。近年来不少学界的青年才俊，甘于寂寞，坐冷板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逐渐接续起中断已久的学术传统，从各种曲学阿世的误区中走出来，协调传统学术与国际的学术规范，开始艰苦繁难的扎实工作，搜集佚文史料、校勘版本、编辑全集，踏查故地、考证行实、采访撰写年谱，令人赞叹钦佩。这无疑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夯实了地基才能有坚固的建筑。而且，中国
3、现代学术本身就是在外来学术的影响下，以对传统学术的更新而建立起自己宏大的格局。他们的工作也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中添砖加瓦，只是对象发生了转移，这也是对文学史的延续性贡献，而且意义重大。因为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衰变期，又是无法逆转的现代性宿命，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最深重地承受着这样的宿命，无论是党派的斗争，还是民族的危亡，无论是文化的撞击，还是国际大气候的巨变，他们都在历史诡谲的风云中沉浮漂移，加上当代汉语的规范化运动，无论情愿不情愿，文章的删改与史实的谬误，都是不可避免的。还原是基本的工作假设，不仅是文字的还原，还包括历史语境的还原与当事人记忆的还原等等。随着生命的不断消失，这个工作还带有抢救资料的性
4、质。新一代的学者独有优长，首先，他们较少地受到党派政治的束缚与个人情感的限制，能够比较客观公允地面对资料。其次，他们都在学院工作，学术条件与气氛都有益于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加上严格的体制内教育，学术训练有素，师承关系也是传统赓续的方式，可以不必艰难转身，顺理成章地进入学术轨道。年谱的编写在中国历史悠久，通常归为谱牒学，属于史学的范畴。诚如夏承焘先生所言：“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现代学者攻之者甚多，著作也形制各异，简谱居多，另有文学年谱、创作年表、生平大事记等等。而年谱长编则较少，大约需要下大力气，花大功夫，非短期行为所能完成。古代作家难在资
5、料少，新文学作家难在资料多且杂芜，需要考辨者甚繁难，特别是当事人的众说纷纭，更使事迹的梳理困难重重。这就需要研究者“老吏断狱”式的考辨真伪之能力，此能力需要多方面的辅助功夫，踏查、采访、竭泽而渔似地搜集资料，翻阅各种相关文献等等。除此之外，还要知白守黑，该存疑处即存疑，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基本治学态度。这就是当我看到徐强先生所撰汪曾祺年谱长编时，感到的震动与诸多联想，新一代学人正以埋头硬干的精神，创造性地接续起悠久而深厚的学术传统。首先是选题的史学价值.汪曾祺是贯穿现当代的经典作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到世纪末，他一直行进在主流文学史的行列中，其教育背景则可上溯到上个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故乡的
6、人文历史沿革、乡学传统与儒商维新的家风，则是原汪曾祺形成的风土，勾连着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深广源流。他生活于多事之秋的动荡时代，植根于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频繁转折中，感应着东西方现代文化的八面来风，对衰变期的文学更生与创新作用独特，为汉语写作的现代化转型贡献了成功的经验。凡此种种都决定了他的经典地位，成为一个历史无法遗忘的重要作家。为他作一部翔实的年谱，就是为文化史与文学史研究铺设基石，也是为深入的文本研究提供支撑。徐强先生选择了这个题目，显示了他治学的审美眼光，也显示了他开阔的史学视域。而且，他钩沉、考辨了汪曾祺不少旧文的出处与真面目，参与了校注本汪曾祺全集的编辑校注工作，踏查了谱主的故乡及
7、履踪所至的多个地方，采访了众多的当事人，翻阅了大量的相关周边资料，准备工作可谓扎实周详。在方法论方面，徐强参考了现代学者的工作，对于年谱的体例有着高度的自觉与独特的发展，以“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心态）”为目标，在编年事迹、行实勾勒，文献梳理（辑佚、编年、校勘、考释）两大方面同时下力，钩沉与纠谬相结合，确立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凡例”界定了基本的精准规则，正谱之前有“谱前”，身后的影响则设“谱后”编排，而且保留了存疑的部分，将“作年暂不详的作品”附在正谱之后。在具体的行文中，徐强显示了自己良好的学养，现代文化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谱牒学、文献学、传统训诂学的音韵与小学，都是他运用自如的手法。当然，仍有可商榷处，但是基本的治学方法无懈可击。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也是显而易见的特色，在传主行实纪年之前，专设了“国家纪事”与“地方纪事”两项，一开始就把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置于大的历史情境和小的社会环境中，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标记性背景资料。作为汪曾祺研究的同好，尤其使我敬佩与感谢。后生可畏，吾辈不敢懈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