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34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12 月 25 日出版 2022 年第 6 期说吧，房间的听觉叙事谭凯匀1，李雪梅2（1.广西教育技术和信息化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22；2.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摘 要：说吧，房间以听觉叙事作为呈现小说主题、凝聚小说叙述动力的重要方式，对打开小说文本具有直接意义。小说通过听觉叙事将外部社会现实秩序和女性内在心理对象化为两种与情绪、记忆紧密相关的声音形态，既是推动叙述的动力装置，也凸显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中的生命体验。同时，听觉的被动性、不确定性与女性生存境遇契合，决定了小说以“听”代“说”的叙事策略，隐伏了林白对 20 世
2、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进程中女性所处生存境遇的思虑。关键词：林白；听觉叙事；女性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891（2022）06-0034-0720 世纪 90 年代，受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的影响，中国大陆女性作家开始以个人化写作的女性话语发掘中国急剧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困境。无论是被推着落入女性主义文学潮流，还是自觉赋予写作女性主义色彩，作为女性写作要员之一的林白，始终以身体体验写就女性对现实境遇的内心感受。作为身体体验的一种，她擅长调动非视觉化的感官写作，以感官经验连接内心独白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形成对话。于1997年写就的 说吧
3、，房间即是体现其感官叙事的典型文本，其中又以听觉叙事作为呈现小说主题、凝聚小说叙述动力的重要方式。小说以听觉并置了过去与当下时空中的事件和人物，通过声音感官刺激唤起对事件的强烈记忆及情绪，串联起交叉反复的记忆片段。作为小说主线的社会现实秩序和女性内在心理，经由听觉感官叙事对象化为内心情绪和过往记忆，呈现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源自外在现实秩序的外部声音，通常表现为噪音，刺激主人公进入对过往事件沉重逼仄的回忆；第二种形态源自主人公内在心理活动，既是对外部声音的回应，也是连接不同空间的纽带。林白将这两种声音形态作为推动叙述的动力装置，构建了一个由外部声音和内部声音拼合的双重叙事结构，将女性置于男性
4、文化构建的社会秩序之中，毫无遮掩地表达了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更重要的是，听觉先天具有的被动性、不确定性与女性生存境遇的契合，决定了小说以“听”代“说”的叙事策略，隐伏了林白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进程中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虑，而文本所竭力言说的“女性为何、女性何为”这一议题犹令人深思。一、外部声音：与生命有关的噪音在讨论开始前，先看看说吧，房间的故事。小说开始于林多米被报社解聘，在重新谋职的过程中，林多米与大学朋友韦南红重逢并同居于深圳赤收稿日期：2022-11-26作者简介：谭凯匀（1994），女，广西北海人，硕士，广西教育技术和信息化中心职员，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小说；李雪梅（
5、1978），女，福建莆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文学与音乐。文学桂军点将台“林白”论 第 3 9卷 第 6期2 0 2 2年 1 2月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 o l.3 9 N o 6D e c.2 0 2 2DOI:10.19488/ki.45-1378/g4.2022.06.007 35 第 39 卷 （总第 145 期）尾村的一个房间。在这个属于女性的房间里，南红闯荡世界失败和林多米婚姻谋职无果的两条故事线绞成一股麻绳，解聘、人工流产、离婚、上环等一系列事件拧成了麻绳上的一个个死结。林白习惯采用时序颠倒的叙述方式讲述这一系列的事件，交叉反复、颠倒错乱
6、的片段式叙述打破了事件衔接的逻辑性关联，但她的叙事策略使看似混乱的小说构成有机的整体。如陈晓明所言，林白的叙事策略在于“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1。本文借助陈晓明对林白叙事策略的评价“内与外的置换”的修辞，将小说的两条主线辨认为女性内在心理和外在现实秩序，林白以听觉叙事将二者对象化，使小说中的声音呈现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为形成自外在现实秩序的外部声音，对外部听觉感知的书写将一连串的事件、记忆碎片勾连起来，成为推动叙述的动力装置，打开了一个个充斥着或刺耳或微弱声响的空间，不留余地地显露出女性遭遇的外部暴力。林白对解聘、人工流产、离婚、上环、谋职失败等诸多事件的叙述起点，往往始于刺
7、耳的外部声音这些声音形成自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及其衍生的价值体系，并作为女性生命体验的噪音即时激起多米对过往事件沉重逼仄的回忆。噪音有时作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出现。多米和闵文起婚姻的背景音响是无所不在的尖厉的、永不停歇的电钻和电锤的啸叫；家庭行将解散的声音是机器螺丝松动发出的浑然一片的嘎嘎声，脱落的部件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从我们的头顶、左侧或者右侧响起，一直延续到第二天”2115；婚姻生活是“锅碗瓢盆的声音像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2126；漫长且不断失败的谋职是虱子的声音，“不动声色地爬进了我的生活中”210。随着这些噪音唤起的记忆，小说也随之展开对记忆背后事件的叙述，成为叙述进程的推
8、进动力。有时噪音也以具体的某个人或某类人的话语出现，作为事件而存在。诊所女人以“不要紧”“一点都不疼”把无数女性骗倒在私人诊所的床上，又发出铁一般的指令：“把裤子脱了！”270“把两腿叉开！”271，这是将人流、上环导致的盆腔炎等女性健康问题转置为道德伦理问题的轻蔑与冷漠；闵文起常说“神经病！”2155“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这人有病”“你到底是不是人?”“性冷淡”2164，这是男性对于女性未符合其期待视野的责备嘲讽；现代都市的沼泽地里形成包围圈的沼气气泡声“像夏天的蝉声铺天盖地，由于密集而变成一种啸声，声如电钻，用电的力量穿透坚硬的水泥板，水泥粉屑纷纷扬扬”257，这是对女性进行无端揣
9、测的流言。这些话语不尽相同，却都剥离了女性的人格属性，仅仅指向女性的身体属性。无论是作为推进叙述的动力，还是事件本身，这些外部的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234。它们关乎多米和南红的命运，而命运又由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决定。傅修延曾借由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提到的听觉维度的“异托邦”，指出不可见的听觉空间和可见的物理空间一样，也会形成对人的约束或曰规训3，“在教堂钟鸣下，每个人都在履行他/她的责任”4；同样地
10、，这些来自外部现实秩序的声音构成了一组或尖厉或沉重、却总无处不在的逼仄音景，传递着男性中心社会秩序的规训意志，既铺天盖地地充斥在“房间”之外的公共空间中，同时也源源不绝地涌进“房间”，无从选择的女性生命个体被迫“听”进由性、男性、世俗本位的日常生活三者组成的外部噪音，承受着无可规避的挣扎、困扰、绝望。她们面临的甚至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是否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进入男性构建的社会秩序以获得社会和他者的认可以及自身的社会价值？而是当源自外部的生命噪音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女性无论被迫还是自愿都被推着进入现实秩序时，怎样才能尽可能减少现实秩序对自身的伤害？谭凯匀，李雪梅说吧，房间的听觉叙事 36 广西民族
11、师范学院学报 12 月 25 日出版 2022 年第 6 期多米和南红的答案不尽相同。外向且“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南红一开始即自觉地被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同化：做一个男性眼里年轻、美丽、可以生儿子的女人。在女性作为男性社会身份认同的标尺之一的社会秩序里，她也试图借助男性力量获得男性社会所认同的成功，与他们调情周旋相互利用，却屡屡被欺骗抛弃。多米比南红更为警觉，她始终采取逃避秩序的姿态进入秩序。既然公共空间已然充满着规训的噪音，女性的客体化无法避免，多米选择了反向客体化的策略。在进入充斥着生命噪音的单位、公车等公共空间之前，噪音内化为“生物钟”楔进了多米的身体，成为她配合噪音自觉将自己扁平化
12、的一个启动装置，“它铜质的声音当当作响，穿透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我们跟随它的钟声开始动作，就像被安装了某种程序的机器人”2174。在工作将多米客体化的同时，多米选择将自己扁平化为皮影戏或动画里的人物，没有重量、具有“概括性”的、被大手操作着行动：皮影化的过程从早晨挤公共汽车开始，一挤公共汽车，嗞地一下，立马就变成了皮影然后，阅读加工过的稿件从四肢末梢排泄出来，送到主任大弯的手里。然后送给主管主编。然后在编前会上宣读，然后达到照排车间，然后画版然后是一样二样贴样清样。把老黑所在的环境变成动画的环境，把皮影老黑变成动画老黑，事情就会在变得有趣得多的同时，也不失其概括性。2128-129在这些以日常
13、生活作为布景的公共空间里，多米可以是皮影人物或动画人物，可以是别人口中的老黑，可以是面目模糊的灰衣女人，可以是一只老鼠、一只蜘蛛或一只袋鼠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是一个拥有本名的女人，只是一个“容颜憔悴，情感淡漠”“只有念头没有身体”的人，是一个旁观老黑生活的局外人，似乎只有将自己抽离，才能麻木自己继续生活。而在面对婚姻，置身于和闵文起生活的“室内”（或者说是闵文起的房间）时，多米同样选择反向客体化的策略。在这个空间里，闵文起乐此不疲地沉溺性事，面对多米的毫无反应甚至抗拒，他诘问道：你到底是不是人？这句话或可再进一步表达为：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在他眼中，这个空间里的女人是不是林多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
14、处“室内”的女人是否仅仅只是一具女性的躯体。躯体一旦拥有主体意识，拥有这具躯体的女性就“不是女人”。在丧失主体性的“室内”，多米同样以反向客体化作为抵抗的策略，她在“室内”仅仅作为一具女性的躯体存在，她也以抽离的视角飘在上空观察“室内”的一切：闵文起也是一具躯体，是野兽和生铁的混合物，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她既不熟悉也抗拒这具躯体。当她真正表达自我意识地去抵抗，选择推开这具异己的躯体时，离婚也随之而来。由于声音自身具备空间性，在这一意义上，小说题目中的叙述主体“房间”，不仅无从“说”起，反而是被迫“听”着种种从不同方位以不同角度冲击耳膜的外部噪音，“躲也躲不掉，挡也挡不住，我来到赤尾村这么远的
15、地方它还是在那里”2173，如巴什拉所言，“声音，脆弱而倏忽即逝的存在，却能够证明最强有力的现实”5。二、内部声音：与身体有关的呐喊无论是顺应噪音背后的秩序自觉，还是被迫地阉割自我主体，都被证无效。要对抗业已存在的充斥外部噪音的听觉空间，最有效的反制方式或许是如俄耳甫斯弹奏古琴，以悠扬的琴声压过塞壬的歌声一样，制造出可以压倒外部噪音的听觉空间。关键在于，要制造听觉空间，首先必须发出声音。如德里达所说，“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6，要对抗反制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外部噪音，女性需要产生源自自我主体意识的声音，作为对外部噪音的回应和反抗，本文将其称为与外部声音相对的内部声音。小说
16、中，南红和多 37 第 39 卷 （总第 145 期）谭凯匀，李雪梅说吧，房间的听觉叙事米作为不断被外部现实秩序拒绝而拥有相似遭际的女性，她们彼此认同的声音结构了女性的内部心理空间。对于“内与外”，让我们先把内部的声音和外部的声音做一个声源比对：外部的声音源自一个抽象的男性话语主导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几千年来就是这样”；而内部的声音缺乏独立价值体系的支撑，只能经由女性的身体产生。从这一角度延伸而言，女性的声音或可算作女性身体的一部分，是“分离的身体”，却凸显了身体政治的吊诡性一方面它言说和代表身体的意愿，是最为“属己”的部分；另一方面，因为声音在形式上外在于身体，某些时候它掩盖、遮蔽甚至是歪曲身体的意愿，是最为“异化”的部分。因此，当刺耳聒噪的外部噪音景观不仅充斥着公共空间，也挤占压缩着女性的内部心理空间时，内部的声音被噪音淹没，并因噪音的挤占而有两种表现。第一种声音是“属己”的。它们有时因外部噪音的影响而无法分辨是否真实存在，例如当多米坐在赤尾村南红的房间回忆起闵文起的出轨时，她觉得自己应该尖叫，却“没有听见自己的尖叫”，不知道是被自己堵回去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她只能想象这声尖叫的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