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褚清华（桂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广西 桂林）提要：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
2、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关 键 词：家庭化迁移；流动人口健康；家庭劳均月收入；医疗服务利用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 言 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大规模增长，迁移形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家庭户平均人口为 人，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比 ，家庭化迁移趋势明显。与国外移民家庭不同，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呈现分批次流动的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化迁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分批迁入的时间逐渐缩短。流动
3、人口健康作为重要的社会民生和公共卫生问题，是不断实施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健康服务的供需差距大，大多数流动人口在迁入地无法获得公平的健康服务，其两周患病未就诊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流动人口选择自我医疗的比例较高，面临较大的健康风险。为化解流动人口面临的健康风险，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流动人口健康促进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从流动人口个体出发，相对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家庭健康需求。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就业状况、消费特征、城市融入 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同住家庭人数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单独
4、迁移者在流入地缺乏与家庭成员的沟通，影响其心理健康；但是家庭成员数过多，导致流动人口家庭生活存在较大经济压力，会影响其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因此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人口健康影响因素的探讨，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分析，并且在迁移与健康的现有研究中，对家庭的关注相对不足。为此，本文重点从家庭化迁移的视角，使用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检验等实证分析和探索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一、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对个体的发展和身心健康有
5、着重要影响，家庭功能是衡量家庭系统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志。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家庭系统通过完成一系列任务，适应并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健康发展。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 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DOI:10.15891/62-1093/c.20230117.001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适应性等可以表示一个家庭的功能。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功能缺失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孤独感、自卑感等情绪问题，影响其心理健康。在家庭功能差的家庭中，孕产妇更容易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长时间观看电子产品、摄入大量碳酸饮料、过量食用快餐等，从而增加肥胖风险等。人口
6、流动会改变家庭功能，流动后家庭功能社会化趋势明显，城市相对发达的公共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部分家庭功能，家庭的抚养功能、照料功能和赡养功能等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流动后由家庭承担的功能逐渐减少，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同时，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流动人口面对面交流，流动家庭的情感慰藉功能增强，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提供可能，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的健康。（一）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作用机理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家庭内部分工、家庭消费、情感支持与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影响其健康状况。第一，家庭化迁移为家庭成员共同分担家庭责任提供了可能，有助于缓解
7、流动人口的家庭决策压力和生活压力，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家庭的形成通常会产生家庭内部分工，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下，已婚女性主要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已婚男性主要从事劳动力市场工作，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家庭福利。流动后家务劳动的分工不再是基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而是家庭理性和社会现实。在流动前多代家庭成员集中居住，家务劳动者承担繁重的家庭照料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流动后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缩小，因此家庭的劳务总量会明显减少，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有积极影响。同时，为了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流动人口在工作日会选择外出就餐，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也有助于减少家庭劳务总量。与单独迁移者相比
8、，实现家庭化迁移模糊了家庭内部分工的性别界限，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责任，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生活压力，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第二，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消费水平，实现消费多元化，对其健康有积极影响。一是在流入地随着迁移人数的增加，家庭的消费支出也会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食品和住房方面的平均消费小于个体消费。二是流动人口通过汇款与迁出地家庭保持经济联系，导致其有限的收入在多地消费，而实现举家迁移比单 独 迁 移 的 流 动 人 口 家 庭 汇 款 要少，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面临的
9、多地消费困境，可支配收入增加使流动人口在经济方面更好地融入流入地，进而影响其健康。三是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提高随迁子女未来的人力资本回报预期，也有助于增加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的时间，以增加家庭持久性收入，进而提升流动人口家庭即期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多元化，有助于改善其健康状况。第三，实现家庭化迁移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情感支持，避免婚姻关系破裂对其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单独迁移会降低婚姻收益，家庭成员的长期分离会淡化夫妻情感，影响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导致沟通不畅等问题，从而增加夫妻矛盾发生的风险，婚姻的失败感也会显著增加。已有研究发现由迁移造成的家庭破裂对移民健康有显著的
10、消极影响，如更高的死亡风险、精神健康障碍、与压力相关的慢性疾病和不健康的行为等。另一方面，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家庭化迁移有助于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和接收，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遇到困难时，家庭成员能够为其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感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流动人口因压力情绪导致的生理问题和心理压力等问题，有助于减少由压力导致的不健康行为的发生（如抽烟、酗酒等），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第四，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流动人口扩大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范围，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认为，“强关系”往往是在高度相似的群体内部形成，获得的信息重复率高，而“弱关系”往往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人之间
11、形成的，获得的信息重复率低，从而起到信息桥的作用。对流动人口而言，在流入地建立“弱关系”社会支持网络对其 社 会 融入务工城市有积极影响，而从老家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反而不利于其对务工城市社会的认同与适应。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有助于流动人口全身心投入务工城市的生活中，可能会与家庭成员一起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增加其对务工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其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同时，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具有长期居留意愿，并且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助于其积极主动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二）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的中介机制
12、作为流动人口家庭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家庭化迁移还会冲击流动人口的就业和收入，从而间接影响群体的健康支出；家庭化迁移伴随的家庭生活、工作模式转型，会引起群体对健康服务利用路径和习惯的转变，也会冲击群体的健康。本文选择收入和医疗服务利用两个维度来探讨这种冲击的中介机制（见图）。家庭劳均月收入健康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收入提高会改善个体的健康状况，但是这种改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健康的改善作用逐渐下降。健康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个体的健康水平依赖于社会收入不公平的程度，即使某个人的收入不变，若一定范围内的平均收入增加，也会影响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收入影响健康的机制在学者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认为，收入
13、影响健康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来实现的，如购买营养食品、改善住房环境与医疗卫生条件等。也有研究认为收入与健康形成了循环作用机制，即农民工初始健康状况越好，收入越高，并且健康对收入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高单位时间收益率上，但是个人获得收入的同时也在损耗健康，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导致单位收益率下降。家庭化迁移决策基于成本 收益的衡量，只有家庭收益大于成本时，流动人口才会做出家庭化迁移决策。因此，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往往会增加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根据健康绝对收入假说，收入水平提高，会改善个体健康状况，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增加收入对流动人口的健康基本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根据
14、健康相对收入假说，与流入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不仅会使其产生较大的生活压力，同时也会增加其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自卑感知，不愿意或不能够在流入地扩大自身的社会交往范围，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严重损害。随着收入的增加流动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以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缓解自身的精神压力，并且收入提高意味着流动人口有机会获得营养食品、较好的住房条件、更多的医疗资源和卫生服务等，进而对其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劳均月收入，进而影响流动人口健康。图 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分析框架 医疗服务利用安德森模型构建了一个医疗
15、服务利用行为分析的解释性框架，该模型提出医疗服务利用受到倾向特征、能力资源以及需求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健康知识等倾向特征以及健康状况等需求因素对医疗服务利用具有重要影响，能力资源作为保证人们得到医疗服务的必要因素，主要包括个人与家庭资源、社区资源两个层面。就医疗服务利用而言，从家庭或社区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增加流动人口寻求健康服务的机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本地关系网数量越大，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实际利用医疗服务的概率越高，自评健康状况也越好。而单独迁移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缺少家庭内部的社会支持，感到身体不适时往往选择自我医疗或不采取任何措施。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
16、移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稳定的家庭关系，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流入地寻求卫生服务的意识。能否及时有效地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对流动人口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口在流入 甘肃社会科学 年第 期地及时有效地获得医疗服务以防止“小病拖成大病”现象的发生，通过早期的预防或治疗，有助于降低对流动人口健康的损害。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能否及时有效地获得流入地的医疗服务也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如果流动人口感到身体不适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不仅可以准确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助于提升其对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感，避免因医疗服务利用问题产生心理压力，对其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和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流动人口基于家庭责任感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对自身健康有更好的认知，感到身体不适时往往会选择利用居住地医疗服务。同时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倾向于主动扩展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有助于他们从中获得更多的健康信息和医疗卫生资源，以便在需要时更容易获得居住地医疗服务，对其健康有积极影响。因此，与单独迁移者相比，实现家庭化迁移可能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对居住地医疗服务的利用，进而影响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