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安徽和江苏的旅行(1871年6月12日至8月8日)1871年5月，我从日本回到了中国。我在日本总共待了九1个月，部分时间是在其内地作怡人的旅行。而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大约正是最不好的季节，因为此时你不知道该如何有目的地安排旅程。从6月到8月，举国酷暑，热得身体难以承受，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敢于在夏季深入中国的内地。在上海及其他489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当中，猝死于暴晒的可谓屡见不鲜。秃着头在路上走几分钟就能导致猝死，只有戴上常见的用木髓制成的遮阳帽，再撑一把遮阳伞，人们才敢出门走上几步。但是即便有了这些防晒手段，外国人中还是罕有敢于出门走动的。我对于此时出行将要遭遇的痛苦所具有的认识与我想尽快完善自己对中国中部的认识的强烈欲望激烈交锋。所有的人自然都劝我不要去中部，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说：最好去北部，从北京出发，或许行至蒙古南部为止。但我从自己1869年7一8月份的2旅行中已然知道，北部地区继酷暑而至的瓢泼大雨将会构成旅行的巨大阻碍。我首先必须竭力避开因这些阻碍而可能产生的危险与困顿。而我之后也很庆幸当时没有听信众人的建议，因为1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