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评价之所谓“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等，都反映出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文”“史”两家中，史记久已具有标范性的影响。其实，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史记，还会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现。有学者认为，“当代人类学的模式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能够使以微观考释见长的国学传统向文化破译的方向转化，使长期以来仅限于单一文化范围内的训诂一文献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借人类学的普遍模式的演绎功能使传统考据学所不能彻底认知的远古文化密码在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和透视下得到破解。”“把本国本民族的东西放置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加以探讨，这叶舒宪、萧兵、王建辉：“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说明，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至第3页。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