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序言自2002年读硕士期间接触休谟的政治哲学以来，至今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这期间对于休谟政治哲学的研究时有间断，涉入其他研究领域，但是休谟的政治哲学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从最开始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系统沉思”，休漠对于人类政治问题的思考也相应地沉淀在我的知识范式当中，形塑了我对人类政治世界的认识，构筑了我看待人生、世事以及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底色。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最为基本的问题就是“一群人”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秩序从而能够和平生活及繁荣发展的问题，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社会学等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应当说，但凡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思考社会问题时都从这一问题开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亚维利、
2、霍布斯、洛克、卢梭、罗尔斯等人莫不如此。休谟政治哲学的特色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在遵循人性内在自然倾向的前提下，构筑起他的社会政治秩序理论。休漠的政治哲学与他的社会秩序理论无法分开，因为他从人性出发，必须首要思考人类社会秩序的形成逻辑，而政治世界只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个构成部分。休谟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人性与社会政治原理，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首先认识到了商业社会的发展对于增进人类自由的重要意义，在“人类行为非意图之后果”规则的作用下，阐述了自由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可以说，休谟超越了马基亚维利和霍布斯，又承启了亚当斯密，将商业原理纳入到政治理论当中，实现了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型。在政治理论的古今之争
3、中，明确地站在“现代”一方为商业社会的到来辩护，并构筑起现代政治的基本秩序安排。休谟不仅阐述了文明社会的构成及进步的原理，而且“历史”地解读了西方自由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说，马克斯韦伯以其系列鸿篇巨著解读了近代西方“理性化”的进程，休谟则以其历史和论文著作等阐明了1688年“英国自由”的形成过程与条件。在休谟看来，1688年“英国自由”并不仅仅是英国的，而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发展演化的成果。和韦伯的分析一样，休谟也认为“英国自由”的形成是“多因果”的，科学与艺术、大宪章、罗马法、宗教、商业、封建制，甚至幸运等因素都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在对“历史”的论述中，休谟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将社会发展的原理与他对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