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文艺的距离 梁晓声著.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文.梁.文艺评论文集.-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第 号图书出品人：刘海涛出 版 统 筹：周锡培责 任 编 辑：梁惠张婷书名 文艺的距离作者 梁晓声著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号（）电话 （总编室）（发行部）传真 ：.-：.经销 新华书店开本 开 毫米 毫米印张 .字数 千字版本 年 月第 版 年 月第 次印刷印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书号 -定价 .元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说在前边的话一、由于较长期浸淫于文学，而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关系密切，彼中有
2、此，此中有彼；即使调入大学后，所教亦汉语言文学专业，同样每每涉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故经常直接或间接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关于艺术话题的讨论。此种讨论一再促使我思考 文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作用？对具体之人的精神提升又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和影响是如何实现的？久而久之，有了些心得和感想。在出版社诚挚地鼓励下，排除自忖浅薄幼稚的顾虑，遂成此书。二、“文艺”二字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是近代中国的概念，是文学与艺术的缩意。在别国，二者一向是被分开论说的。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因为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特征甚为不同，功能也大相径庭，比如绘画、书法、雕塑、歌舞、乐器演奏等艺术门类，各有其
3、艺术价值的评论宗旨，与文学作品的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并不完全一致。以“文艺”一概而论，必存偏颇，遂生歧义。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先有“艺”之现象，后有“文”之现象。“文”之现象是字产生以后的现象；此前，歌舞、绘画、雕塑等“艺”的现象早已产生了。若论对人类精神进化的影响，文学自然功不可没。若论与人类的漫长关系，“文”却应当排在“艺”的后边，“艺文”二字的组合，比之于“文艺”二字的组合，更能体现进化的意味。但“文艺”二字早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说法，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也只好在书中沿用这一笼而统之的概念。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兄弟民族的文艺现象，古往今来大抵比较单纯，因单纯而少杂质。鱼目混珠、良
4、莠并存的状况几乎并不存在。而汉民族的文艺现象却相当芜杂，劣质文艺古今一直存在，分清何为良何为莠并非易事。故汉民族对于文艺之事才有一句话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兄弟民族对于各自的文艺现象，古今的接受心理和认可态度大抵未变，基本一致，即使本民族文艺逐渐与传统拉开了距离，或逐渐“汉文艺”化了，也不至于便以莠视之。并且，以我的眼看来，兄弟民族之文艺在某种程度的逐渐“现代”“汉文艺”化，也基本都是在健康的路径上演变的。进言之，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文艺，在当代基本并不存在低俗化不低俗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汉民族文艺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却是一个不指出就很容易泛滥的问题。在本书中，谈到文艺趣味时，有时会出现“
5、我们中国人”这样的议论，乃专指某些汉族同胞对汉族文艺的接受和需求心理。仅为行文方便，贸然用“我们中国人”这一大概念，还望获得各兄弟民族人士的谅解。四、书中每每会出现“印象”一词；当代人谈论很久以前的以及古代的文艺，印象只能是间接的。这时，印象无非便是感觉而已。所以，希望读者以看一个人记录自己对古今中外之文艺的感觉的眼光看待此书，即它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学理书，只不过是关于文艺的一本闲书罢了。五、书中所举之例，仅有个人感觉的一点点意义。对于优秀文艺作品，不可能像专门的文艺史书那般遍提无遗；对于自己认为不好的文艺现象，也只能作笼统的而非具体的言说。不是由于顾虑，是由于两种例子都不少，逐一谈来非吾写此书
6、之初心。六、古代部分已另出成书矣，此书便从抗战时期开始。七、中国外国，都有关于神奇布袋的传说 一只布袋，既装得下山川江河，也装得下城市乡村。至于车马人兽，更不成问题。吾国另有典故，曰“袖里乾坤”，乾坤竟可纳于袖里，足见其大。依我看来，人类确有一种法宝，非什么佛祖的袖子，乃是无形无状、无法丈量的“文化口袋”；文艺现象尽在其中，各国都有，历史悠久的国家，内容当然丰富。吾国乃世界几大古国之一，“文化口袋”之内容包罗万象。当代各门类文艺家不断创作，成果陈列最上层。那钻入布袋中去，对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成果进行梳理并再评价的人们，是文艺史学家。他们的“推陈”作用很重要，使文艺学家们由而承前启后，在形式和内容
7、两方面“古为今用”，或曰“出新”。古为今用也罢，推陈出新也罢，实际上涉及的是文艺与人的“距离”问题。同理，“洋为中用”“中西结合”，所要解决的也是文艺与人的“距离”问题。世界各国各民族文艺之间的相互借鉴、融合、取长补短、美美与共，还是一个怎样看待与调适“距离”的问题。八、不是所有文艺都是人喜闻乐见，用心来感受的。有些文艺在一个时期是那样的，后来甚至不久更甚至转眼就成过眼烟云了。凡经不起人心需求检验的，不可能是人较长期喜闻乐见的。文艺与人心之间的距离，是文艺一向面临的最主要的“距离”问题。有时某类文艺仿佛离人心很远，实则人心期待久矣。有时某类文艺似乎紧贴人心，并且还是千真万确的，但只是某一特殊时
8、期内文艺与人心的关系。时过境迁，关系就变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有的时候，某类文艺如鱼得水，貌似可观，实则与人心的亲密关系完全是假象。斯时，要么文艺出了毛病，要么人心出了毛病；要么两方面都出了毛病。九、文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人文教化的关系。甚至也可以说，世界越和平，越国泰民安，人们的生活越顺遂、悦逸，人类对文艺的接受现象越胶着于视听感官的满足。欣赏趣味变得相当纯粹；大多数人的娱乐需求比欣赏愿望高得多。于是人类成为地球上娱乐本性最强的动物。斯时，文艺希望缩短与人心的“距离”的努力，实非易事。十、综上所述，是书名产生过程的一些断想。年 月 日目录第一章抗战时期 第二章 年至 年 第三章 年
9、至 年 第四章 年至 年 第五章 年至 年 第六章九十年代 第七章 年以后中国文艺的基因 结束语 书书书 第一章抗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仅就国家层面而言，当然会以并且应该以激励全国军民保家卫国、英勇抗日为主流文化 这符合文化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自觉，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反之倒是很不正常了。抗战时期是国家生死攸关的时期，是特定得不能再特定的时期。公而论之，蒋介石本人作为国家领袖的号召宣言，不可谓不掷地有声，体现了破釜沉舟的国家意志。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日方提出的与国民政府“和谈”的前提之一，便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尽管蒋起初私心在焉，唯恐一旦全面开战，使忠于自己的军队伤亡惨重，由而丧失了对军阀们的军
10、事控制能力，并使共产党的军队有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威胁自己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作为领袖夫人的宋美龄，其首次访美，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求援演讲，不仅是声情并茂、很有说服力的，而且是较为成功的。她言：“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自身，且为全人类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顺带一笔，后来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确乎一下子使日本之武力被“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也算是宋美龄一语成谶吧。国民政府的某些文僚，在贡献口号方面，亦有发挥一技
11、之长的表现，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确曾深入人心。还值得顺带一笔的是，“伟大的书生”胡适，千真万确地曾向当局递书，主动要求出任驻日大使。他的书生之见是，肯定会有机会亲晤天皇，便可以当面向天皇说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何等罪过和愚顽。书生到底是书生，然证明了他和追随他的那些书生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毕竟还是都有中国心的。“党国”控制下的报刊，在抗战宣传方面，也起到了职责性的作用 但中日军队装配差异悬殊，捷报少，退败频频，只能赖文字给力，用心良苦地将退败渲染得悲壮一些，以稳民心。奇怪的是 党国党国，国民党乃执政之党，自然也领导着文化艺术之界，但在将口号转化为文艺形式方面，却似乎既乏人，也
12、乏才，几无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共产党的旗帜下显得人才济济，文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激荡民族之心 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 游击队之歌 大刀进行曲 歌唱二小放牛郎不一而足。直唱得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真的起到了为抗战鼓劲的实际作用。连抗日名将张灵甫奋不顾身，率士兵英勇杀敌，负伤也不下火线的事迹，都是由共产党人编剧田汉在重庆搬上话剧舞台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回去，告诉你的女人：要大家来做鞋子。像战士脚上穿的，又大又结实。好翻山呀，好打仗呀。以上是共产党员诗人田间的两首口号诗，或曰诗口号 能写这样 的诗的诗人，“党国”之文艺家名册上罕
13、有。一个事实确乎是 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及各地方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具有特殊的宣传能力和经验，善于边战斗、边宣传。你可以不是战士，但你绝不可以当汉奸！抗战需要坚持，坚持才能胜利！你的亲人被鬼子杀害了，我的亲人也被鬼子杀害了，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只要你为抗战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国家都会记着你，子孙后代都会尊敬你！在中国幅员辽阔的乡村和星罗棋布的小县镇，在日伪军占领的敌后战场，在土墙上乃至残垣断壁上，在凡是共产党的部队驻扎过、战斗过、与敌人周旋过的地方，到处留下了如上那类口号 血浓于水、骨肉相连的口号，谁敢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呢？松花江上这首歌有些例外 词曲乃由一爱好诗歌与音乐的河北青年所作。他 年入党
14、，从没去过东北，但屡见东北流亡青年与民众的凄苦处境，每每潸然泪下，忽一夜情不自禁，于是秉烛，一挥而就成词，悲愤而歌唱成曲。所谓家国情怀、文化自觉，此典型一例也。另一个事实也确乎是 举凡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役，动辄几万兵力、十几万兵力投入之中的惨烈血战，基本上是“国军”在做牺牲；而“共军”的部队，在牵制和分散日军兵力、阻击破坏日军战略部署、袭击日军驻防、挫败日军气焰方面，亦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敌后抗战宣传方面，起到了当之无愧的“宣传机”“播种机”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文化现象，便是报刊对抗战英烈的及时报道。“国军”高级将领和战斗英雄的事迹，大抵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嘉奖或追悼仪式。每每蒋介石与夫人亲自
15、出席，发表讲话。那些讲话以及英烈们的誓言、访谈录或遗言、遗书，经由报刊和广播的宣传，直达民间，感动民众的作用，也应予以公允地承认。每每中共方面作出积极反应，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唁电、悼文、挽联。在此点上，中共比“党国”做得周到。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东北抗联英雄的名字，当时在“党国”的报刊上似乎没出现过；“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绝不投降的悲壮事迹，“党国”报刊也未见宣传 而时局的严峻，客观造成的消息阻隔、通讯不畅、一时真假难辨的原因，亦不应完全排除。但民间在任何时期都是崇敬民族英烈的，英烈的党派色彩并不影响他们受崇敬的程度。不论何党何派，在民间的百姓眼中，首先都是民族英烈
16、，崇敬之情即使无法诉诸文字，却会以心口相传之方式流传甚远，当然也就同样在民间影响甚深。如“八女投江”、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的事迹，在当时的东三省几近家喻户晓。李兆麟所作的抗战歌曲，虽从未见诸过任何报刊，却还是能在东三省进步青年中广泛传唱；其影响甚至跨山越水，在流亡各地的东北青年心底激发起爱国抗日的民族精神。倘言扫盲教字也是文化现象，那么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悟性甚高，有理念，有方法；并且方法良好，堪称宝贵经验。在有的军队中，就整体文化知识水平而言，“国军”营以上干部的情况肯定高于“共军”。越到后来，差距越成事实。这乃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罹难者中，知识分子比例颇高 而后者恰是党组织的知识分子主体。“白色恐怖”升级的时期，中小知识分子的罹难之数，比例高过不识字却忠诚的工农骨干。这影响了后来部队的知识性成分结构，以至于毛泽东清醒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于是在有规模、成建制的军队中，大抵都有了文化教员，负责使文盲战士识字并能读会写。而在缺乏文艺生活的艰苦岁月，教字与学字，似乎也具有了文艺色彩。首长教警卫员、通讯员识字，成为军中司空见惯的事。即使在游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