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格局，至今变动甚小，可见他的举措既符合当时的领导工作需求，又有比较长远的思考，是经得起历史发展考验的。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159从1954年到1958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计划和设计。原来中直修办处的两位工程师做过精心的设计，并于1954年就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于光远：中共秀才们的那些事/224于光远先生不同意我的这种感觉：“刘少奇的地位比周恩来重要。我们党的高层领袖中，思想深邃、有理论探索精神的，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任弼时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敢于和毛泽
2、东争辩，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他病逝后，刘少奇的理论地位更显示了出来。周恩来、朱德则属将构想变为现实的大干才。”王敏清：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1王敏清：五进中南海的医疗保健总管也许是旧史读得多的缘故，说到负责国家政权最高层人物的医疗保健者，便不由得想到已经尘封久远的“御医”一词，同时朦胧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总与从医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但在采访“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时，笔者却得知他祖上似乎并无什么行医之人。王敏清的爷爷，是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劳苦农民：他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初即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然而，在本世纪初，外强凌辱、内政腐朽的旧中国，在一些热血爱国的青年人中，又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叫作“大医医国”。如果投身救国革命，即算是对弊症群集的国家加以医治的话，王敏清的家庭，也可谓从父辈便同“行医”沾上了关系。或许这样联系有些牵强，但这的确对王敏清后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层人物的保健医生，乃至人格的塑造和一生的遭际，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同王敏清交谈愈深，对他所受父辈风节濡染的感受也愈重。笔者以为，倘若没有事关他父辈的章节，那么关于他的人生叙述和阐释将显得残缺和乏力。正像他所说的：“我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这不太寻常的经历，都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