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创意写作学科建制,多指向文化产业的“创意性”。这种创意性的话语建构,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现代个体想象力、创造力的确认与赋权,是18世纪以来启蒙理性和20世纪以来经济理性两股思潮的合力。质言之,“创意性”是一种乐观而崇高的人文信仰,因为它是建基在对每一个体“积极”“能动”的确证之上的。然而,伴随着20世纪精神分析学科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及主体内部的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和认识,现代社会日益“加速”着人的上述“问题”。带着某些现代性精神症候的“人”,逐步走到学科的台前。面对这样的现代性主体及其问题,创意写作学的“创意性”话语和现实书写实践有时显得捉襟见肘。其实,在创意写作学科发轫
2、之初,在“创意性”之外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兜底性的“疗愈性”建制。在这里,“疗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医学上的“治疗”。在创意写作学科语境中,“疗愈”更多是指通过表达性的书写间接参与、帮助治愈甚至于“化愈”现代主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种写作方式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也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自我认识和成长,还可以有效预防、疏导主体的潜在精神疾病、精神创伤。它的理想价值追求是促进人的健康生活,为每一主体享受美好生活创造心理基础。然而,正是在强大的“创意性”的话语建构中,创意写作的疗愈性被不断遮蔽,以至疗愈性与创意写作渐行渐远。建构有中国气派的创意创意写作的疗愈之维早期创意写作的疗愈价值及其历史化考察葛红
3、兵李枭银摘要: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创意写作学科建制均以“创意性”为核心,而忽视了它在发轫之初所具有的“疗愈性”蕴含。19世纪初,爱默生受到浪漫主义诗论影响提出首次提出“创意写作”一词,其中已经蕴含了宏观的疗愈意识。19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教师温德尔所主持的英语写作课程作为创意写作的开端,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对人的内在心灵的强烈关注,初步奠定了疗愈价值在创意写作学科内的地位。1920年代,默恩斯在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下所进行的创意写作教育实验,则明确了创意写作作为对人的内在表达需求的满足、个性自我的完善的疗愈性目标与作用,打开了创意写作疗愈价值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空间。建构有中国气派的
4、创意写作,应当既要坚持创意写作“创意性”的“向上机制”,也应当重视“疗愈性”的“兜底机制”,做到二者统一。关键词:疗愈性;创意写作学;历史化创意写作的疗愈之维131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202023年第2期写作,应当既要坚持“创意性”的“向上机制”,也应当重视“疗愈性”的“兜底机制”,做到创意理性与人本关怀的统一。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试图回到创意写作发轫的原初语境,去考察“被遗忘”或“被压抑”的疗愈性,进而证明,在早期创意写作的发展构境中,确实包含着疗愈性的价值追求。同时,我们也试图在历史化过程中提取创意写作疗愈性的原初意蕴和内涵。一“崇高心灵”:
5、爱默生“创意写作”中的宏观疗愈面向对早期创意写作疗愈价值导向的生成脉络进行梳理,首先需要确立的是创意写作的历史起点。当前学界对创意写作的历史叙事,基本形成了“爱荷华起点”的共识: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设立了首个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点,在此之后,创意写作开始正式作为一个学术科目跻身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创意写作教学理念与方法,由此产生较大的国际性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成熟形态的学科建制,此时作为能指的“创意写作”已经将其所指狭义化为“创意主导的写作”,也就是说,此时的创意写作学科建制中“创意”基本等同于“创意性”或“创造力”,这不能不说是对“创意”原本丰富指涉的伤害。因此,沿着“爱
6、荷华起点”展开考察,就始终无法逾越创意性对的创意写作学科思维限制。所以,我们应该跳出“爱荷华起点”,在更为始源的早期语境中去考察鲜活、生动的创意写作的本真形态。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应当特别重视的是在“爱荷华起点”一百年前,美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Emerson)在1837年发表的演讲美国学者(TheAmerican Scholar)。正是在这篇被称为美国文学“独立宣言”的演讲稿中,爱默生首次提出了“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与“创意阅读”(Creative Reading)的概念,以对抗当时美国文学研究与教育中的种种弊端,例如对欧洲文化、审美的盲目
7、依随,对古典语文学、修辞学的机械崇拜等。美国学者这篇文献虽然“粗犷”,但是却保存着早期创意写作生成的纯真样态,更为重要的是,跟随着这篇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创意写作在早期所蕴藏着的一种与创意性对话、互补的另一价值追求,即“疗愈性”。细读爱默生美国学者一文,不难发现疗愈作为一种功能性目标以一种半自觉的姿态潜存其中,而这种半自觉姿态的出场正是以“创意”这一概念内涵的演变为背景的。在 美国学者 中,“创意”被爱默生解读为“原创性”、“不可模仿”的同义词,并明确地将“创造(creat)”视为每个人都拥有的“天然财产”(sound estate)。今天看来,这一思想并无新意,但是就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言,这一提
8、法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众所周知,“模仿”一直是古希腊以来文论的主导思想,不论是模仿理念、模仿自然、模仿经典,还是模仿上帝,创作者的主体性一直遭受着压抑,创作者只是“制作(make)”,而不是“创造(creat)”。当然,爱默生对人的创造力普遍存在的积极肯定并非独创。澳大利亚创意写作学者保罗道森在其专著创意写作与新人文学科中精要地指出,“创意写作”、“创造力”这些概念可以溯源至17世纪,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在其过程中,“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一概念逐渐被“创造力(creativity)”所取代,其所指也从“一种主观被动的心理能力”转变为“主体主动的创造性能力”。如果说,
9、保罗道森的论述还只是一种宏观的文学思潮式叙事,那么回到爱默生本人,他在青年时期就曾阅读过大量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1833年,也就是发表美学学者演说的四年前,他更是在欧洲旅行的过程中亲自拜访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在和华兹华斯的交流中讨论了不少关于美国时下的文学与社会的问题。基于爱默生本人的阅读史和他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人物华兹华斯的交往史,可以看出爱默生所提出“创意写作”原初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华兹华斯的影响。事实上,“创意”概念内涵的转变确与华兹华斯所提出的饱含着疗愈价值的情感主义诗论密不可分,这首先体现在华兹华斯的“崇132高”论美学目的与愿景之中。华兹华斯将想
10、象力纳入了“崇高”美学的范畴之中,提出了“感受崇高(sense sublime)”的美学理念。在他眼里,崇高不再仅仅来自自然、神性对人的震慑,更来自于人自身的想象力,也就是创造力。华兹华斯认为想象力调和着诗歌创作中的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奠基于个体想象力之上的崇高思想的愿景,正是支持和培养心灵的关键所在。在 抒情诗歌集 的序言中,华兹华斯对诗歌的功能进行了阐发。他认为,一方面,诗歌让人的心灵在不受“粗劣、强烈的刺激”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感动;另一方面,诗人的责任正在于努力去“产生和扩大这种能力”,以此去应对他所处的时代中所遭遇着的资本、工业对人们心灵的戕害。奠基于此,华兹华斯提出了诗歌的
11、终极目标,即激发人们找到超越人类日常生活、外在表象的、人类心灵中“最崇高的属性”的渴望。诗歌影响着心灵,其伟大力量会让人们的精神“得到纠正和净化”。这也就构成了华兹华斯情感主义诗论诗歌疗愈价值的核心论述,诗歌是对心灵的“纠正和净化”,而这是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借助想象力完成的。华兹华斯诗论对疗愈价值的推崇,在他的同时代就已颇具影响。马修阿诺德将华兹华斯称为“慰藉诗人”。他在悼念华兹华斯的诗中写道:“在这个充满怀疑、争吵、疯狂及恐怖的钢铁时代/我们的心灵已为时代所束缚、麻木/他找到我们/安慰我们哭泣的灵魂欧洲今后又要去哪里/寻找华兹华斯的治愈力。”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感受到了丰沛
12、的疗愈力。他甚至表示正是华兹华斯的诗歌帮助他从历时两年的深度抑郁期中解脱了出来。在密尔眼里,华兹华斯的诗歌“有力地强调了最令我感到愉悦的一种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渗透在华兹华斯对农村生活与自然风景的热心观察与诗意书写中,让他重获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与感受快乐的能力。I1爱默生当然地受到华兹华斯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写作理论建构中,更体现在爱默生在写作实践上尝试用诗歌创作抵挡和疗愈个人的创伤。I2对他而言,华兹华斯的诗学不仅意味着创作的灵感推动力,更是他进行写作疗愈的典范。有论者认为,华兹华斯的不少观念对爱默生的哲学理念、文学观念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不可征服的心灵”的力量、“大自然”
13、作为创作题材的启示I3以及诗歌对人心灵的抚慰作用I4等等。我们以倒叙的方式勾勒了“华兹华斯爱默生”的理论发展路线,如果说爱默生的 美国学者演讲中“创意写作”的提出已经是一朵绽开的花,那么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则是培育它的沃土。尽管此时的“创意”一词与当下我们所理解的“创意写作”的概念相去甚远,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创意写作”确实是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衍生而来的。正是在此语境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早期创意写作生成背景中的疗愈性价值。然而,这种“疗愈性”是初生的,因此它无可避免地带有始源性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从华兹华斯到爱默生,他们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强调诗歌(文学)创作应当具备的疗愈价值:
14、诗歌应当具备一种精神性,引导读者精神飞升。尽管他们看到了文学与创作对于人的疗愈力,但却尚未将它广泛地投入到写作实践、写作教育中。可以说,此时疗愈价值的实现对象是极为模糊的,疗愈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实现的问题也尚未得到重视。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历史的接力,创意写作学对疗愈性的价值认可、对写作疗愈的操作性、落地性的实践转换等问题此时都还是尚待完成的事业,新的学科帷幕的拉开依旧有待来者。二“感受生活”:温德尔的“每日一题”与高级写作课19世纪末的二十余年,美国文学教育逐渐摆脱传统学制中语言学、修辞学、经典学的掣肘,试图建构自身的独立性以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谋取独立地位,当然,其中也蕴含着极强的意识形态目的:
15、走出欧洲文学的影响,以“美国性”的教学体系教育学生。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于1884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创作课程“高级写作”(ad创意写作的疗愈之维1332023年第2期vanced composition),该课程就是在上述“教改大潮”中孕育而生的。美国创意写作学者迈尔斯在其著作大象教学:美国创意写作史中将这门课程视为“创意写作的真正发端”I5。经过温德尔的课堂实践转换,“创意写作”开始从爱默生的概念创构转变为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教学模式。温德尔的“高级写作”一反传统写作教育中的修辞主导,旗帜鲜明地将写作教育的中心明确为“人”,逐渐建构起以个体的“人”为中心,以人的内在
16、自我、个性发展为面向的教育教学实践维度,创意写作的内倾趋向逐步得以明确和加强。正是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与关注个体内在发展的教育实践构成了创意写作在萌芽期的疗愈性特征。1869 年,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William Eliot)上任哈佛大学校长,他的第一项教育改革就是将所有课程改为选修课。此举使得哈佛教师被迫开始反思课程的教育价值,其中隶属于修辞学之下的英语写作(English Composition)课程受到了来自学生和教师的质疑。这种写作模式,以运用从古典文学中获取的风格和文类为方法,以表现对语言的掌握水平为动力,以语法练习、拼写练习和修辞规则识记为主要内容,忽视了作为写作主体、阅读主体的“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高级写作课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温德尔开创,他企图借此对原有课程体系中承袭修辞学传统的英语写作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温德尔表示,古典文学等课程专制而空洞,却在当下教育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蒙蔽着教育的本质。“更糟糕的是,他们虚弱不堪。毫无疑问,它们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它们的怨恨将长期蒙蔽我们民主国家的教育当局,让他们无法认清教育的本质。我们可以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