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录从晚清到民国我们的朋友胡适之民国三大校长再见大师版权信息从晚清到民国作者：【美】唐德刚责任编辑：詹红旗曹岚特约策划：秦 青封面设计：张丽娜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目录版权信息总序自序第一章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第二章 太平天国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三、预言书中的洪、杨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第三章 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一、甲午战争百年祭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三、为黄海血战平反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五、解剖康有为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八、那变不了法、改不
2、了制的一百天第四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第五章 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一、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二、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三、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四、细说辛亥革命五、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六、鞑虏易驱，民国难建总序杨天石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
3、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
4、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
5、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
6、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
7、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各为其主的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
8、们借鉴和注重的。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自序唐德刚这部拙著的底稿，原是作者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而这本至今未全部杀青的中国近代史，又曾与一家美国出版商订有出版合约。而这部英文原稿的底稿，则又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英文讲义的累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千变万化的，而近现代新史料之出现，更是日新月异的，因此作者用在课室中的“讲义”，每学年，
9、甚至每学期都有增删。这种不断的增删和改正，自然也就影响了那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的原稿，使它永远无法发展成一部足让作者自己感觉到满意的定稿，从而同意让其出版。岁月催人，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加以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都在“改革开放”，新史料和新史书之出现，简直有如白浪滔天，使人目不暇接，治丝益棼，因而作者这部老史稿，也就益发无“改革开放”之时了。近年来因为退休多暇，在史学出版界的朋友们，尤其是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长期不断的鼓励和追索之下，笔者始则勉强应命，从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写起。由于一般读者在正反两面的反应，皆甚为热烈，笔者也就亦步亦趋地附骥于绍唐兄的传记文学，写起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文章来了。
10、始则勉强翻译点英文旧稿，以应主编组稿之雅嘱；后来由于很多读者的不断鼓励，笔者亦自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个人治史数十年，亦不能说一无所得而自暴自弃。对不断鼓励我的读者和编者，尤有道义责任，不应过分藏拙，更不应轻率下笔。记得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又说文人之笔和武人之枪，是一样厉害，不可轻用。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辙，然无征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至于褒贬古人，月旦时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古史先哲太史公有自勖之言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
11、家何敢？然历经忧患，久谪异域，隔洋观变，对祖国兴衰，能无管窥之见？知我罪我，固由贤明读者明察之也。本编中泰半拙作，都曾由传记文学首刊之，承刘社长盛情特许，再经台北“远流出版社”主编游奇惠、责任编辑陈穗铮两女士，经年累月，集结成书。复由该社王荣文社长之特许，经台北陈宏正先生与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之鼎力推动，始由长沙岳麓书社发行此大陆版。两岸胜友如云，隆情高谊，铭感五衷也。“导论篇”中，尚有“湘淮两军志”附录及“史料与史学（附图表）”各一本，尚在编纂中。由于海峡两岸出版法略有出入，台湾版与大陆版亦稍有异同，贤明读者谅之为感。【1999年8月25日于纽约市郊区北林寓庐】第一章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历史
12、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在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子”，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烦，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帝国主义”（impe
13、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20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不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血脉贲张、咬牙切齿。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资本主义”。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
14、的泰山北斗，如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他们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朋友，时间是可怕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20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30年）才出生的中青年华裔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的
15、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心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subject），就应该言简义赅地去搜搜它的根，再做论断。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是“强凌弱、众
16、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human 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在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着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着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1700余年，在性质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