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 档案记忆2023.3暴风骤的个：新四军第五师在 1942 年的反顽争文/郭洋中共军队反顽也是为了抗日，不反顽则会被顽消灭，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极其特殊和复杂的一面，在二战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上鲜有类似现象。五师老干部多年后在战史审稿会上就强调：“应当理直气壮地写反顽战斗。不把顽固派消灭，我们就没有地盘，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反摩擦应大写特写，揭露国民党。我们是两面作战，打顽固派是出于自卫，历史就是这样，不能不写。写反顽不要感到理屈，我们是救国救民。反顽应该写，应以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反顽为主。”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在“反共摩擦”方面逐渐将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由八路军转移到新四军。观国民党对所谓新
2、四军问题之处理，思路即要求新四军全部开往长江以北区域，退出江南而且不得再扩军。1940 年 7 月，国民党出台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提示案，指出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全部开到规定地区外。实际上，中共中央给新四军的战略规划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国民党的思路。中共中央也看到了新四军各部过于分散的危险，一再要求江南新四军北上，集中力量在安徽、江苏两省的长江以北区域抗日。1940 年 10 月的黄桥战役，国民党第 89 军遭重创。国民党方面反应强烈，何应钦、白崇禧联名致电彭德怀和叶挺，指责中共军队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事。不遵编制数额，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
3、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令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北岸。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令共产党部队撤退至黄河北岸，限十一月底为期，试观其能否遵令，即可判断俄国对华最近期间至政策矣。”由此观之，蒋介石将处理中共军队问题和中俄关系联在一起考量。此后两个月内，国民党不断申明要求中共军队北撤，将矛头直指江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就此爆发。进 入 到 1941 年、1942 年，特别是 1942 年，新四军第五师的反顽压力一直较大。在此之前国民党军尚未对五师予以太多关注，其实是未将五师放在眼里，认为这支部队弱小不值一提。第五战区的这种想法于 1941 年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五师规模已相当庞大，甚至
4、可能会威胁到第五战区在大别山、大洪山的生存。1942 年，新四军各师活动区域示意图19 档案记忆2023.3东西“两线作战”，五师处境艰难应对国民党军“第二次反攻高潮”过程中，五师的反顽斗争呈现出东西“两线作战”的艰难局面。在鄂东，驻防于礼山县（今湖北大悟县）境内大、小悟山一带的顽军第 19 游击纵队，自1939 年开始便时常越过平汉路威胁五师的指挥中枢。从 1939 年的豫鄂游击支队到 1940 年的豫鄂挺进纵队，五师前身部队的指挥中枢一直位于鄂中八字门、赵家棚、白兆山一带。当时，司令部住随县九口堰孙家大湾一带。随营军校驻胡家河、王家湾、前冲腊树湾一带，兵工厂设在黄林湾。挺进报社和印刷所、野
5、战医院设在广家冲、桑树湾一带。以后，李先念等通电全国宣布五师成立，也是在白兆山。这里虽然易守难攻，但距离正面战场前沿过近，周边的日军据点较多，生存压力很大。因此，自 1940 年开始五师前身部队就一直想在鄂东敌后打开新天地。直至 1942 年初，五师才终于在大、小悟山地区稳定立足。鄂东土顽倍感惶恐，感受到极大威胁。在鄂中，川军和西北军的“反共”态度虽没有桂军积极，但在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重压下，亦时而发起武装摩擦。在襄南，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师自成一体，不断扩大地盘，时常向天汉湖区的新四军进攻。五师在 1941 年 10 月以来的系列军事行动令桂军大为恼火。每当桂军向东越过淮南路进攻新四军第
6、二师及淮南抗日根据地时，五师便在鄂东发起战事威胁桂军后方，令其首尾不能相顾。李品仙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便重兵进攻鄂东新四军，不过收效甚微。因桂军兵力有限，驻地分散，做不到处处设防，在鄂东只能依靠程汝怀指挥的地方武装。程汝怀虽指挥有游击部队 2 万余人，然而地盘意识浓厚，只求自保，在“反共”一事上态度忽明忽暗。在桂军所谓的支持下，程汝怀自1942 年 3 月开始对五师进行了为期 8 个月之久的进攻作战。程汝怀所属各部此时已经由第五战区的游击部队改编为湖北省政府保安部队，程汝怀的身份也发生变化，由鄂东游击部队总指挥部司令变为湖北省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由湖北政府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变为湖北省政府鄂
7、东行署主任。这一变化背后反映了实力渐强的程汝怀不愿意再受第五战区，特别是桂军的控制，谋求向陈诚主导的湖北省政府进一步靠拢。受地缘关系影响，远在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对程汝怀鞭长莫及，因而程汝怀实际上有半独立的趋势掌控鄂东十余县的民政、税收和武装。大别山区的桂军既要面对日军，又要东西两侧对抗新四军，兵力不足，便希望程汝怀能够在对新四军五师的战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先守后攻，沉重打击顽军的先锋部队第五战区于 1942 年 3 月针对五师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原因如下：其一，李宗仁的错误情报显示陈毅来到湖北省视察工作，这是直接诱因；其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湖北日军力量短时间内发生较大变动，现有兵力更是被集中抽调
8、去参加浙赣会战，对占领区控制力下降，这是客观因素；其三，1940 至 1941 年间五师的一系列军事活动让第五战区感到极大威胁，深恐五师有进军大洪山和大别山的企图，李宗仁、李品仙等人的地盘意识不断作祟；其 四，1940 年、1941 年 间 桂 军在淮北和皖东对新四军的行动屡屡受挫、效果不佳，便在 1942 年向五师发起重点进攻；其五，自1940 年下半年开始以来，陈诚系代表的湖北省政府和桂系代表的第五战区矛盾愈演愈烈，在鄂东军政冲突上表现明显。桂军认为鄂东地方势力程汝怀虚与为蛇对“进攻异党”一事阳奉阴违。桂军在鄂东对新四军发起进攻，有驱使程汝怀发起战事之意，让程汝怀打头阵试探他的态度。在这些
9、因素综合叠加作用下，第五战区真正的一次“反共高潮”来临了。程汝怀首先派军企图“消灭”五师部署在蕲春、黄梅、广济一带的游击队，进而向西进攻五师的指挥中枢和主力部队。早在1940 年 2 月，程汝怀就派兵向活跃在浠水、蕲春一带的新四军罗厚福、张体学部发动进攻。五师政委任质斌判断：程汝怀正在以最大的决心来发动鄂东的“反共”高潮。缴获的文件显示，程汝怀对内说“鄂东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五师既已得知这些情况，自不会20 档案记忆2023.3坐以待毙。3 月初，保四旅两个团首先向五师十四旅发动进攻，被五师击溃。桂军第 176 师、138 师各一部在鄂东土顽协助下向五师十四旅发动进攻。十四旅分路突围但没有完全
10、放弃既有根据地，一直坚持在鄂皖边沿江一带，这就始终威慑着鄂东土顽的后方，令其不敢倾全力进攻大、小悟山地区。通过约 2 个月的作战，五师消灭及瓦解程汝怀部3团之众。这是程汝怀和五师打交道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不同于 1940 年初的局面，此次反顽斗争五师先守后攻，守住了既有根据地和战略要点，打击了顽军的先锋部队。4 月，五师制定如下反顽作战方针：第一期我军尽量避免与顽主力激战，分散进入罗山、光山、经扶、麻城、罗田等地，积极发展外围游击战争，同时在蕲黄广地区的十四旅即行反攻，牵制顽敌向我礼孝、安陵进攻。第二期待敌暴露弱点时，集中精力予以各个击破。敌我力量悬殊，“救火队员”五师十三旅贡献大国民党顽军
11、于 5 月起向五师发起了规模更大的进攻。李宗仁电令第五战区与五师有接触的部队共同行动，并做了详细的具体部署，四月底各路顽军正式开始行动。莫树杰率一八九师全部及程汝怀之保一、保二、保三旅正再度以包围的形势向蕲黄广地区“进剿”，五师十四旅处境危急。保四旅及一七四师一部向礼山、孝昌逼近，六十八军两个团进到信阳、罗山北部，三十军、五十五军各一团配合第一游击纵队连续向信阳南部新四军进攻。三十军之二十七师及第一、第六游击纵队，由随南分三路攻五师白兆山根据地，因实力悬殊，五师撤出白兆山地区。白兆山根据地是五师前身部队在鄂豫边区创造的首个根据地，对五师意义极其重大。白兆山是五师在鄂中的大本营，鄂豫边区党委、行
12、政公署、党校、抗大、兵工厂、野战医院等均驻于此。自 6 月起，第五战区的国民党顽军向五师的进攻力度更大，侵占了五师根据地核心区域的许多要地，五师在平汉路以西的战略要点大多失守，在平汉路以东则只保有大、小悟山地区。分析此种局面出现的原因，首先便是日军力量的暂时衰退让国民党顽军敢于大规模用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 11 军陆续抽调部队集中至武汉，进而转运他处。由此，日军放弃了一些小据点，集中有限兵力固守重要据点。再者，第五战区国民党顽军此次进攻策略有较大改变，决心更大，兵力更多，特别是出动了较多正规军。十三旅作为五师战力最强的部队在此次反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十三旅
13、在 1941 年初被五师确定为全师唯一的一支机动部队，使命重大。十三旅结束圣场战斗后经短暂休整便转移至平汉路东反击鄂东土顽固保安第一旅。8月，十三旅主力移动至黄安、麻城一带保卫五师最后的战略要地大、小悟山。第五战区将第三十九军派至鄂东，给程汝怀部做后盾。五师决定先攻土顽，便集中十三旅全部、第一军分区的两个团迎击来敌。激战之后，五师俘虏保安第四旅旅长蒋少瑗及其第三团团长刘亚卿、礼山县县长钟锦德在内 2000 余人。10 月初，鄂东顽军重新集结后不顾一切向大、小悟山袭来。由于第三十九军行动不积极，桂军调第一七四师趁五师十三旅还日军制作的第五战区敌情图21 档案记忆2023.3在路西之际，直奔大、小
14、悟山。敌强我弱，五师指挥机关、鄂豫边区党委、行署、抗大等只能全部撤离大、小悟山。经一番准备后，至 10 月底，五师夺回大、小悟山。师司政、十三旅之三个团、四十五团再次集中于大、小悟山。极其吊诡的是，国民党顽军这次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行动因日军的“扫荡”而被迫停止了。国民党军大规模调动兵力，对新四军开展持续 8 个月之久的军事行动，自然会引起日军关注。武汉会战以来，日军第 11 军几次对第五战区发起攻势，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认识到第五战区仍然存在较大规模的有生力量后，便趁国共两党武装摩擦之际，集中兵力发动了“扫荡”作战。12月 19 日，“扫荡”大、小悟山的日军连同新集结
15、起来的部队共五万余人，转攻皖西大别山桂军腹地。桂军准备不及，损兵折将。日军的进攻让鄂东土顽和桂军损失惨重，只得结束对新四军的“进剿”。1942 年，正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间的平缓期，国共关系整体上相对较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鄂豫边区的局部国共关系却降至冰点。1942年，成为五师及其前身部队诞生以来的“至暗时刻”。制造此时刻的不是日军而是国民党顽军，实为莫大讽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之艰难与复杂，于此可见一斑。（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民兵工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新四军第五师在中原敌后抗战研究”，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青年人才培育专项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南
16、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责任编辑：王涛怀念逝去的南湖机场文/张益游时代记忆近日，中国南方航空总部档案馆馆长马晓晴给笔者发来一个由南航集团制作的视频风从南方来，在民航局 2022 年度“档案话民航”优秀短视频征集评选展示活动中，喜获一等奖。短片中专门提到了武汉的南湖机场，这一下子勾起了我对昔日武汉人引以为豪的南湖机场的追忆。话匣子还是从中国南方航空总部档案馆 1 号库房存放着的一批珍贵又神秘的档案说起。新中国第一条国内民用航线途经武汉翻开尘封的档案，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解放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的汉口、天津、广州都是国内著名的港口和商品货物集散之地，面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重建，急需增加方便快捷的航空业服务。1950 年 7 月 18 日，军委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副局长唐凯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原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请示，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于 8 月 1 日，分别使用 CV-240 型“北京”号客机、XT-139号客机，开辟天津汉口广州、天津汉口重庆航线（当时确定的汉口站，实际上飞机降落在武昌南湖机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条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