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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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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版权信息书名: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作者:周轶君ISBN:9787508677064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前言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2010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年土耳其100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

2、共通之处?一“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2011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至17位之间,

3、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

4、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

5、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年的20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到2030年,更会增加到49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二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最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

6、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美元之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

7、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

8、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以汽车数量估算中产规模的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比如,不适用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公共交通发达、私人汽车税率极高的地方当地中产未必买车。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不止一辆车,以汽车数目代替中产人数,也会不准确。但是,过去10年间,全世界汽车拥有量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其他计算方法推导的中产兴起趋势惊人吻合。三依我所见,各地广场上的抗争者,未必各个都拥有汽车,也不清楚他们口袋里有没有三分之一的闲钱。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争取自身权利的意识,超过了当地统治者的预期。掌握信息终究有赖一定程度的经济收入。你需要钱来买报纸、买收音机电视机

9、或者手机计算机,需要积攒旅费出去见世面全球范围内,获取信息的经济门槛正不断降低,这形成了我对“变革型中产”的理解:解决了温饱而对生活产生更多要求的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使用智能手机、互联网,收看卫星电视,甚至四处旅行。说到底,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改变的并非只是钱包,还有头脑。这一轮变革,是中产浪潮与信息革命的交汇。历史上,新技术的产生,往往首先为统治者所用,比如铁的发现,被用来打造盔甲、制造兵器,壮大王的军队。20世纪前20年里,收音机、电视机、扩音器,几乎都为掌权者服务,当时任何一场变革,都以夺取当地电台电视台开场。但20世纪末期开始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本质恰恰是反权威、反垄断,人人相联,

10、却无人掌控。尽管统治者仍然能够实施控制并加以利用,但互联网生来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独占的资源。另一股变革冲击力,来自人群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移动。以稳定著称的新加坡,引进外来劳工比例持续上升;2013年年末,印度劳工挑起建国40年来的首宗骚乱。以这些劳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产”,在故乡却是受人艳羡。他们每天与新加坡本地人谋面,自然产生对照: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享受平等?无论网上会面,还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随时随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经历的管治手段,摊在同一个平面上对比。全球中产阶级兴起,按理说是好事。各国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促进经济发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财

11、富增长最快的不是垄断性资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应商,而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商家,如西班牙平价时尚品牌Zara的老板阿曼西奥奥特加、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产消费者的壮大是他们致富的源泉。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瑞亚在自由的未来一书中说:“经济权力,几百年来集中在少数商人、银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却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个国家,都在竭力讨好中产阶层,而非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富人。”通常我们认为,中产阶级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张温和。“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时,世界应该更加和谐、富饶才对。可是,当2030年的历史转折点越来越接近时,为什么我们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动荡和危险?究其原因,

12、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设计原本建立在“少数精英+少数中产+大多数穷人”的国情之上。中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长,注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备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对旧制度的冲击。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选举已经实行多年,但执政党始终是以贫困人口为票仓的“穷人党”政策往往讨好低收入者,民粹主义宣传在选举中也比较管用,真正的获益者却是上层权贵资本和裙带关系。但当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膨胀起来后,他们的诉求却没能及时得到满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视,于是不得不向“穷人党”讨个说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的抗争,就是类似情况。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上层发动多数贫困人口挤压中间人群

13、的模式,也在此列。可以预见,未来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正是飞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与落后的管治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本身,很难单独带来彻底、积极的改变。中产阶级革命改变不了什么。他们通常手无寸铁,跟传统势力缺乏联系。在土耳其,几个月的抗争只保住几棵树,而抗议对象埃尔多安仍然在选举中获胜;在伊朗,江山未改颜色,抗争一朝受到压制,余温几乎尽散;在埃及,“不为面包为自由”的抗争者,眼见变革的结果南辕北辙镜花水月,代价却是昂贵的鲜血;在列支敦士登,号召限制君主权力的人,争取不来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穷人党”根基稳固,继续执政更不幸的是,中产抗争一旦牵扯地缘政治,触动暗伤隐患,注定搅起翻天覆地的

14、变革。乌克兰的一场反贪腐示威,造成俄罗斯乘虚而入,几乎二分乌克兰疆土;埃及三年两次政变,重新定义东西方力量对比;而在利比亚,内乱招来北约兵临城下,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中产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变的燎原之火。街头怒火一旦点燃,沿着历史、信仰、地缘、利益的裂缝,烧出谁也无法预料的图景。广场上的埃及人,并不知道18天后,做了30年总统的穆巴拉克会倒台,更料不到后来的权力反复、生灵涂炭。乌克兰人也不知道亚努科维奇真的会出逃,更无法预见民主抗议会招来强邻觊觎。另一重惊讶是,推动变革的是受惠于经济增长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却对主政者没有感恩戴德之心。埃尔多安执政时期,土耳其经济腾飞,国际影响力

15、上升,分享这些好处的人却站出来叫埃尔多安“别插手我们的生活”!政府与民众之间“多一点经济好处、少一点个人自由”的协议,恐怕保质期有限。诸多不确定中,如果说谁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应该说是统治者本身。变革突发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传统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斯和埃及,统治者在执政后期给予了公民社会一定的空间,因此人们对和平示威并不陌生,初期变革和转型也才相对平稳,不像利比亚,没有一丝公共空间允许表达,一上来就是内战。经济不是催生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统治者手中如果有经济这张牌,就可以拖延变革的发生。土耳其、巴林闹得再凶也无法翻天,列支敦士登的富裕令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经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

16、是推行经济改革的共和体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国家,最多是吹皱春水,却兴不起浪潮。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客观上令查维斯和他的继承者两手不空。除了施以恩惠,统治者压制变革的办法还有“恐惧”。伊朗2009年发生“绿色革命”之后,再没受到周边抗争鼓动。铁腕镇压的记忆、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固然加深了人们的反感,却也真的消磨了他们的勇气。一个伊朗抗议者告诉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领袖发出了“回家”的号召:“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统治者的技术管制,也能够阻挡信息传播的威力。过去我们认为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能够衡量社会突变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基尼指数”反而比伊朗还要低。综合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的资料(不是每年都有统计),突尼斯“基尼指数”为0.366(2010年),埃及0.308(2008年),伊朗0.445(2006年)。0.4是所谓爆发社会冲突的“警戒线”,但线下的突尼斯和埃及率先乱起来,在线上的伊朗反而相对稳定。假定不用“基尼指数”衡量,而是对比这3个国家网络的使用与管制,结果就有趣起来。2001年以后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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