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3月总第383期 第2期Mar.2023Sum No.383 No.274 75 共谋与失序：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刘 超 摘 要 抑郁是一种弥漫性的不快乐心境，会对儿童和青少年在多个领域的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多地青少年心理健康调研发现，当前对青少年抑郁的认知、诊断和治疗均存在社会建构的“泛疾病化”倾向，即错误地将一般性的青少年抑郁情绪作疾病处理，并伴随过度医疗等问题。这不仅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于学校的正常教学，也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精神负担。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是多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机构对安全的过度焦虑、青少年以抑郁之名做出的反抗与求助及专业医疗机构基于避责与谋利的干预策
2、略。建立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体系，对青少年心理问题采取整全的社会性介入，改善泛疾病化问题，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关键词 青少年；抑郁；泛疾病化；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23）02-0074-11一、研究背景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保持身心健康是实现青少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国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高度重视，不仅将其纳入“健康中国”战略之中，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做好心理健康测评工作”。青少年抑郁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心理问题之一
3、。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指出，在未成年人中，发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问题的人数超过3 000万。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流行率的合并值为15.4%，流行率范围为4.8%22.8%，且青少年时期的抑郁自杀风险较高，危害较大（李玖玲等，2016）。抑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低落的情绪状态，也可发展为一种严重的情感障碍（Ejw&Gamb，2022）。国内外已有研究多见于现代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主 收稿日期 2022-08-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2CSH054）；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项目“协同视角下青少
4、年心理问题的社会化辅导机制研究”（22XT111）。作者简介 刘超，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与城乡基层治理。2023年第2期刘 超 共谋与失序：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75 要总结了青少年抑郁的成因和干预对策。其一，现代精神病学的相关研究。学者主要研究神经传导物质的改变及遗传基因如何诱发抑郁症，较为公认的病因模型为“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在神经传导物质方面，当脑激胺、多巴胺及去甲肾上腺素分泌不足时或在荷尔蒙失调的状态下，会造成情绪低落。当压力事件不断袭来，脑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抑郁情绪，久而久之，量变引起质变，人们就会进入抑
5、郁状态（Schildkraut，1973）。此外，遗传基因也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钞淼等，2018）。既有大量有关家系、双生子和收养的研究表明，抑郁的发生具有重要的遗传基础（Lau&Eley，2006）。父母离婚、生病或亲人去世等压力事件会让具有遗传因子的易感人群发病（Rosen&Amador，1996）。抑郁症患者通常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有研究显示，大多数抗抑郁药物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疗效不佳，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多于安慰剂，包括胃肠道症状、头痛、失眠等，且可能增加自杀风险（Thapar et al.，2012）。其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该领域的研究者侧重于将抑郁视为一种低落的消极情绪或抑郁倾
6、向，即普通大众均具有这种低落的情绪，个体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抑郁情绪的量上。弗洛伊德（2009）认为，抑郁源于儿童心理发展阶段中“口唇期”一些未被解决的冲突及患者在童年时期所形成并积累的敌意情绪：抑郁症患者由于自身需求未在童年时期的亲子关系中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对原生家庭的愤怒，进而导致抑郁。Beck（1967）认为，抑郁者倾向于自我否定。认知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之所以会变得抑郁，是因为他们倾向于用消极、悲观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体验和经历。也有研究者认为，抑郁是由于生活中缺乏积极强化物所致，而抑郁的存在又会进一步减少抑郁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积极强化物的机会，由此导致恶性循环（肖晶等，2013）。一些研究
7、认为，观看短视频显著增加了青少年的抑郁风险（姚敏等，2022）。另外，颜值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宋霞刚、闫玉荣，2022）。该领域主张对抑郁采取心理治疗。多个临床实践指南均推荐，心理治疗应作为青少年轻中度抑郁症的首选治疗方式（郭锦蒙、邢成举，2020）。其三，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社会结构视角。涂尔干（2020）认为，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失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心态危机，并将这种社会病症传达到个人身上。一些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对抑郁症有影响（王思萌，2014）。青春期的个体常常面临学业、家庭关系、就业、人际关系等问题，承受较多的压力和挫折，容易导致抑郁情绪（
8、吴念阳、张东昀，2004）。同伴的评价和社会比较影响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形成，进而增加青少年罹患抑郁等情绪障碍的风险（田录梅等，2012）。凯博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医学人类学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的神经衰弱。他提出，中国的神经衰弱就是西方的抑郁症，而且抑郁症一方面存在社会性根源，另一方面还受不同特定文化背景的建构，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对抑郁症的多样化理解（陈剑梅，2011）。二是社会建构视角。该视角认为，个体在与所处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对自身境况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与反馈，进而逐渐生成与所处情境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感觉和行为规范（Peter&Thomas，1966）。社会建构主义一般从权力视角分析抑郁症概
9、念被建构的历史进程，倾向于将抑郁症视作一种话语建构而非社会事实，并聚焦于医疗供给层面中的权力运作，以此批判结构性权力如何通过对抑郁症进行过度“医疗化”，从而转移抑郁症形成的社会矛盾，使患者处于结构性劣势之中。萧易忻（2014）将“医疗化”定义为民众无论是出于被医师或医疗体制所迫还是出于自我甘愿，最终接受自己原先不是病人却成为病人或2023年第2期总第383期当代青年研究76 77 接受自己可能成为“潜在”病人的认知，甚至愿意接受医疗监控或进行医治行为。Conrad 和 Schneider（1985）认为，医疗化具体表现为：将社会性越轨行为的根源定义为个体自身，推定导致行为越轨的原因为病理的、体
10、质的、器官的、心因性的，从而将越轨行为视为具有潜在的病理基础，强调通过医疗手段进行治疗。Szasz（1961）最早就西方医学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医疗化处理提出批评。他认为，“心理疾病”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大多可以归结为生活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建构的，其客观存在性远小于一般身体疾病。已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给予本文很多重要的启示。本文基于社会建构视角，拟深入探讨当前青少年抑郁形成的社会机制及其效应。笔者认为，现阶段对青少年抑郁的认知和诊断可能存在“泛疾病化”问题，即在抑郁的介入过程中简单地视其为疾病，所采用的诊断、治疗措施可能超越抑郁患者本身的需要，存在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介入行
11、为。这种泛疾病化倾向忽视了青少年抑郁产生的社会结构性成因，不利于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改善与康复，并对青少年的学习、家庭生活等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采用“过程机制”分析方法，探讨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表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经验资料源自笔者所在团队于2021年9月在华中地区开展的青少年问题调查，涉及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各三个县；数据资料主要源自笔者参与的湖北S县的调查，涉及高中、中职和初中各一所，共计9 000余名学生。二、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指错误地将青少年抑郁问题作为疾病处理，并出现泛化、过度医疗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抑
12、郁认定的“病理化”，将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波动判定为心理疾病；抑郁诊断的“简单化”，简易地采用心理量表测定青少年心理状况，将青少年抑郁情绪认定为较为严重的抑郁症；抑郁介入的“纯医学化”，专业医疗机构对大多数被判定为抑郁症的青少年采取药物治疗，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一）心理波动认定的“病理化”青少年由于一系列发展性和社会性原因导致的情绪波动实属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在目前的心理健康监测体系下，较易被认定为疾病并进一步被作为疾病治疗。一方面，青少年常见的心理波动易被“病理化”认定，即青春期较为正常的情绪波动被误认为是抑郁症。湖北省S县的一位初中校长认为，初中阶段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并不是抑郁症，
13、而是青春期这一成长发育阶段的心理特点。从调查来看，青少年抑郁问题可以概括为成长阶段中由现实生活适应不良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否定、攻击和放弃。从成因来看，青少年抑郁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青春期的情绪波动，即情绪状态相当不稳定，并伴有较为反常的心理行为表现，如过分紧张、孤僻冷漠、喜怒无常、自卑、胆怯等；二是学业压力过大引发的心理波动，一些青少年因学业竞争压力过大而出现明显的抑郁情绪；三是原生家庭造成的心理波动，即家庭处境不利的青少年通常会表现出内向、自闭、自我边缘化，成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关注的主要对象；四是生活环境突变导致的心理波动，出现抑郁、忧愁等不良心理反应。一些留守青少年因缺乏父母关注，情绪问
14、题会更加突出。他们的父母平时忙于生计，常常疏于亲子沟通，管教方式简单粗暴甚至会采取打骂等体罚方式。另外，部分青少年遇到问题更倾向于通过网络等寻求帮助或者慰藉，由此可能会遭受不良影响，进而陷入极端情绪之2023年第2期刘 超 共谋与失序：青少年抑郁的“泛疾病化”77 中，而这种极端情绪容易被误判为抑郁症。另一方面，青少年抑郁的病理化认定存在某些“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定倾向。病理化的核心是把心理症状作为疾病处理，即能够快速将青少年心理问题进行归类，便于“对症下药”。这样的病理化认定也让学校和家长有了确定性，认为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当青少年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结为疾病时，也会得到一定
15、程度的心理解脱“我病了，所以才会这样”。换言之，病理化认定满足了多方主体的认知和干预需要。（二）抑郁症诊断的“简单化”常规的抑郁症问题诊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医生问诊、量表筛查、常规检查、辅助检查、专科专项检查和确诊开药等（苏斌原等，2015）。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现在的专业机构问诊往往较为简单，医生一般根据简单的问询和量表筛查便出具了病情诊断报告。第一，量表筛查成为抑郁症诊断的主要手段。目前，各地均有对青少年抑郁症的监测手段，普遍采用的是抑郁症量表筛查，由于一系列原因，导致假阳性率非常高。案例1：湖北S县一所中职学校，学生近3 500人，2020年9月开学，学校采用心理健康临床自评量表
16、（SCL-90）对全校学生进行心理状况筛查，共回收3 394份问卷，检查出近200名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其中呈现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近30人。案例2：湖北S县的一所高中采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筛查。该校学生3 600余人，筛查出200多个学生有抑郁症状。第二，专业医疗机构的简单化诊断。基于学校的筛查，学生家长被建议采取进一步干预，将可能有问题的学生转至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令人诧异的是，专业机构对前来就诊的学生均做出“中度焦虑抑郁症”或“焦躁、不与人交流、自残倾向”等诊断。心理量表筛查结果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案例1中，班主任后期进行了摸排，重点对象包括曾经有过心理诊治史、有严重或较重自杀倾向、问卷原始分高于170分等三类学生，通过比对、排除和补充，最终筛查出76名“心理特殊”学生。这意味着，有近130名学生虽然符合量表的测试结果，但不符合实际的调查结果。湖南H县一位初中校长认为，量表的题目本身会对学生产生心理暗示，学生可能被误导做出“病理性”选择而被诊断出心理疾病。湖北S县一位高中政教处主任坦言：“我不相信量表，我只相信亲眼所见。我觉得能正常交流的都不是抑郁症，真正的抑郁症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