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写公文要敢于讲真话写公文要敢于讲真话 有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真话成了冒险行为，甚至在公文写作中，不愿讲真话、不敢讲真话的也大有人在。 假话是公文的天敌。然而，实际工作中统计注水、政绩造假的现象并不鲜见。撰写公文时，也总有人不负责任、昧着良心讲假话、谎话、忽悠人的话，甚至还有人创造出“负增长”这样的词汇，明明增速减慢了、绝对值减少了，可还是在“增长”而不是“倒退”，这样也是一种成绩！ 今天看了一则通报，其中讲到在某专项工作督查中，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蒙混过关，不惜材料造假。有的工作明明没做，却有材料作为佐证；有的工作本来拖了后腿，或是事后才补做的，但写材料的大笔
2、一挥，时间进度立马赶了上来；有的为了图省事，不同年份的材料、不同单位的材料如出一辙；更有甚者，出台实施方案的时间竟然比上级作出部署还早类似的个别情况，之前我也见过，但多种材料造假的手法被集中通报，说明“假风”已经成了小气候，到了非打不可、不打不行的地步了！ 有的人即便不讲假话，讲的未必就是真话。比如：面对不良现象、不正之风不敢亮剑，面对缺点错误不愿意唱黑脸，心里明明有意见嘴上却不说，要么一味放“空炮”“礼炮”，要么“逢人只说三分话”，不痛不痒地点上一句半句，甚至看似批评实为表扬。又如：总结工作、反映情况总是报喜不报忧，或者写起成绩来洋洋洒洒一大版，写到问题最多带个小尾巴。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
3、任何一种不良文风的形成，往往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现实中，很多干部之所以不敢写真话、讲真话，原因就在于怕领导不喜欢、怕上级不高兴，甚至看到有的老实人因为说真话而处处碰壁、备受冷落，有的“聪明人”却因为说假话而得到赏识、平步青云，所以不得不适应大气候，学着用假恭维博取上级一笑，用假数字谎报形势大好，用假典型显示工作有方，“宁当说假话的骗子，不做说真话的傻子”。久而久之，本真的东西被人为地遮蔽了，蒙上了污垢。如果连代表党和政府形象的公文都假话连篇、文过饰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真话是写作和文章的“生命线”。所谓真话，就是坚持真理、传播真知、反映真相、表达真情的话。一篇文章，有
4、真情实感，能感动别人、产生共鸣；有真知灼见，能启发别人、给人教益，那就是好文章。公文不求锦绣，贵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一位省委书记说过：“讲真话分两个层次，把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是第一个层次，讲出来符合实际则是更高层次。”我们撰写公文的时候，尤其要敢于直言不讳地把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把存在的问题揭露出来，让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良心的检验，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经验。 真话也是党性和人品的“试金石”。一名干部，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心底无私的境界，才会有讲真话的底气、硬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闻过则喜的气度，才会有听真话的雅量、海量。 敢讲真话不容易，会讲真话更不容易。真话包括报喜的话，也
5、包括报忧的话；包括表扬的话，也包括批评的话。报喜、表扬的真话，怎么讲问题都不大；难的是讲报忧、批评的真话。在这方面，季羡林老先生有一条宝贵经验：“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这个经验宝贵在哪儿？就在于尺度、分寸的把握。除此之外，讲真话还要注意看对象、看场合，讲艺术、讲方式。比如，私下讲比公开讲更容易让人接受，欲抑先扬让人听了会舒服一些。当然，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与真正的“敢”是有差距的。我所主张的，是把真话讲成“带刺的玫瑰”“苦口的良药”，不能只见“刺”不见“玫瑰”，只“苦口”却不能“治病”。 讲真话重要，听真话更重要。古文辑要中记载
6、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国古代有一个叫裴矩的人，先后两朝为官。在隋朝做官的时候，因为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裴矩就千方百计予以迎合，阿谀逢迎、溜须拍马。后来，隋朝灭亡，唐朝兴起，裴矩投诚后继续做官。他很快就发现，唐太宗善于纳谏，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于是，裴矩看准风向、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人听真话，才有人讲真话；领导乐于听真话，下级才敢于讲真话。 现在，敢讲真话的人少了，实际上是喜欢听真话的人少了。领导干部都乐于听真话、善于接受批评，直言之士、敢谏之人自然会多起来，察言观色、溜须拍马者自然会失去市场。反之，如果听到“好话”就笑，听到“坏话”就跳，或者讲真话没有人听，甚至挨批评、被“穿小鞋”，讲真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明明有满肚子的真话，也会闭上嘴巴、闷在心里。 领导干部的品格和胸襟，对于形成敢讲真话、大讲真话的风气至关重要。作为领导干部，既要敢于讲真话、带头讲真话，又要营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氛围。这样，做人做事作文才能坦坦荡荡，文风会风、党风政风才会清清朗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