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第 242 期北京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辛智慧 收稿日期 20230104 作者简介 辛智慧(1982)，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摘要 四库全书总目 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 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
2、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 ;诗经 ;古史辨;诗教;歌谣总集 中图分类号 I222.2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3)060068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30607一、引言诗经 作为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经典之一，历史上有着丰富的阐释传统，也形成了学人普遍关注的三大基本问题:一是四家诗优劣;二
3、是毛郑异同;三是小序真伪。1 进入民国以来，诗经 应被认定为经学还是文学，成为学人广泛争论的话题，讨论的热烈程度，并不亚于前三大问题，故可视作诗经学史上的第四大基本问题。这一争论虽然在古代即已存在，但在近代却最为彻底，降及今日，夷“经”为“文”已然实现，在普遍的学术建制和学科话语中，诗经 已被主要看作一本文学著作，而完全取消了其经学属性。这一转变，较之往古，可谓天翻地覆。此类不同视野背后，自然有不同知识范型的支撑，而其变动屡迁，既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知识的不同需求和构建，也展现了不同知识契入时代的不同方式和参与历史的独特面貌。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经典如何重新焕发生机，怎样与时代有效互动，依
4、旧是百年来迫在眉睫却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即拟借四库全书总目诗类 提要对 诗经 的不同认识为起点，对86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上述问题继续做出观察。二、馆臣对以文学解诗 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中的“诗类”提要共四卷，其中正目和存目各两卷。虽为一部提要之书，但作为皇朝的文化工程，该书在撰作之初，即以“撮述其源流正变”“考订异同，别白得失”2 为旨归。其在为欧阳修毛诗本义 做提要时称:“盖文士之说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说诗，则务绳以理。”3 实即指出，在诗经 解说中存在着文学与经学两条路线。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人中逐渐兴起的这股以文学解诗 的潮
5、流，当代研究有更完整的梳理: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在宋代有较大的发展。从欧阳修诗本义 开始，被称为宋代诗经 经学名著的著述，如苏辙、郑樵、王质、朱熹、吕祖谦、戴溪、袁燮、杨简、严粲、辅广、谢枋得等等，不论是宋学派，还是汉学派，上至皇室的经筵讲义，下至民间读本，所有的著述，在词语注疏、章句疏解、义理阐明或篇意概述之中，都夹杂有多少不等的文学和审美的阐释或论说。注意到三百篇的文学性，已经是宋人经说较普遍的现象。4 不过，宋人虽然注意到诗经 的文学特征，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借此视角来为阐明经义服务，并没有让 诗经 脱离“经”而彻底走向“诗文”。职是之故，上揭当代研究中提到的宋人，其著作大多被总目
6、 收入正目，提要对其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降及晚明，随着时代文化思潮的变迁，明儒在宋人基础上变本加厉，出现了以“诗歌”而不是经书来看待诗经 的风气。但是与对宋人的宽容不同，四库馆臣对这一风潮厉声严斥，相关内容多而统一，为完整说明问题，首先征引如下:明季说诗 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5 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6 今观其书，一知半解，时亦有之。然所?执者乃严羽?诗话?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于持以解经乎?7 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8 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
7、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9 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钟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钟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10 盖钟惺?、谭元春诗派?，盛于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 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11 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盖迂儒解 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贺)贻孙解 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12 如论 周南 云:“周南 十一篇只就文字而论
8、，其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无一不千古倾绝。”论女曰鸡鸣 云:“弋禽饮酒，武夫之兴何其豪;琴瑟静好，文人之态又何其雅。”如是之类，触目皆是。是又岐入钟?、谭论诗之门径矣?。13 上揭不论是“变圣经为小品”，还是“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等，皆说明馆臣对于96北京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6 期将 诗经 视作“诗歌”的做法，一概嗤之以鼻。如此连篇累牍地批评，在彰显晚明此风大盛的同时，亦灼然可见馆臣对此的重视，期望挟朝廷之威而正告善导之。推原馆臣之意，自然是认为经乃圣人制作，自有经之大义与价值，不能当作日常的普通文本，以“不涉理路、不落言
9、诠、纯取妙悟”之类的严羽诗法来对待，更不能作为“小品”，簸弄“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种种钟惺、谭元春、公安派的作诗技巧。可见，在馆臣看来，纯粹以感性的眼光或曰今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经，是将圣经降格为小品，关心的重点会集中在它的辞藻文翰之上，大有玩弄光景的意味。这样读解，会让诗经 与汉唐宋元的普通诗歌无甚差别，也会令孔子与王杨卢骆、李杜王孟方驾并辔。诗经 作为一本原初的核心典籍，如若沦落到此种田地，其参与现实生活的能力，对后世的意义，自然会大为缩减，或只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中(如诗文写作、鉴赏)，这当是馆臣所不能接受的主因。这自然令我们好奇，如若脱离所谓的文学眼光，在馆臣看来，诗经 还有何
10、种价值?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诗经 的经学意趣端的为何?他们反对将诗经 当作普通诗歌而主张以经书视之的目的又何在?三、馆臣怯言经学大义的隐衷仔细考察总目 对“诗类”的四卷提要可以发现，它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诗经 经学脉络。大致认为，依照历史先后，可分为三个阶段，存在着三大核心问题，即:自 郑笺 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然 笺 与传 义亦时有异同，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 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
11、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 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 自 小序 ，传 笺 自传 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1 总目 认为，东汉郑玄笺诗 之前，为诗经学的第一阶段，此时的主要问题是四家诗异同。郑玄笺 诗 至唐代孔颖达疏诗 之前，为第二阶段，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毛郑异同。宋代以降，渐生新解，为第三阶段，汉宋诗学之争为主要问题，其中小序 的真伪存废乃其核心。不得不承认，总目 的这一梳理，确有要言不烦、提纲挈领之效，颇见功夫。与此同时，对诗经学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总目 亦一一顾及并为剖白，如对“说经家第一争诟之端”的“小序”作者，即罗列
12、出十一种说法，然后给予案断14，勾稽不可谓不详，用力不可谓不勤。再如，对汉宋诗学的争论，也予以较为详细的论述，除在“诗类小序”中有纲领性撮述外，另在诗序 毛诗正义 诗经大全毛诗本义 诗补传 诗总闻 诗集传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诗经注疏大全合纂 等诸多著作的提要中涉及，或详或略，颇有史书分篇互见之意，馆臣剖白“源流正变”“得失异同”的努力亦于此彰显。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总目 剖白得失异同，乃至著录、提要的背后标准，是汉学所谓的实事求是，如馆臣在宣示宗旨的 凡例 中称: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
13、，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07四库全书总目 纠弹“以诗法解 诗经”发微 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15 而在诸多提要文字中，这一特征也体现得非常明确，如馆臣惯用的评价用语，就有“言言征实”“务持其平”“务求实证”“议论穿凿”“颇多舛迕”“考证精核”“征引该洽”等。另外，馆臣最为惯用的叙述方式，一般也是在撮述一书作者、内容和文本特征，予以指出优长之后，再捉举几则该书中训诂或内容等方面的罅漏，予以批点，指其不足。馆臣对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四部之书撰写此类提要，其劳绩与功绩自然均毫无疑义。不过在阅读提要的过程中，依旧会生出疑问，
14、如在凡例 中，馆臣曾明确表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15，那么就诗经 而言，虽然因其多有鸟兽、草木、虫鱼之名，而特别为训诂考据提供了便利，但是否汉学考据即足以赅尽该经之意趣?对古人而言，此经明体达用、见诸实事之端当落于何处?如果对这些方面较为忽视，而只在文本训诂考据上下功夫，则不免功夫做得越足，反而越会与馆臣所批判的在遣词造句上用功的晚明士人相似，有玩弄光景之嫌。事实上，乾嘉之后的道咸经世人士，就经常斥责汉学家“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6，实即指出他们在玩弄知识游戏，而与家国天下无涉。这似乎表明，包括馆臣在内的汉学家，又吊诡地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批判的
15、对象。不过，平情而论，馆臣并非对诗经 明体达用的部分完全没有意识，这从以下两则提要可见其仿佛:宋代经筵讲章，如朱震、范冲左氏讲义，戴溪春秋讲义，类多编辑别行，(袁)燮此书亦同其例。其中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于振兴恢复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论式微 篇，则极称太王、句践转弱为强，而贬黎侯无奋发之心;论扬之水 篇，则谓平王柔弱为可怜;论黍离篇，则直以汴京宗庙宫阙为言。皆深有合于献纳之义。胡安国作春秋传，意主复仇，往往牵经以从己;而燮则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理明词达，无所矫揉，可谓能以古义?资启沃?矣。17 其说不甚训诂字句，惟意主借诗 以立训。故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
16、，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在经解中为别体?，而实较诸儒之争竞异同者，为有裨于人事?。18 馆臣认为袁燮的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颇得风人之旨”，是因为他对宋代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振兴恢复之事”能够“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可“资启沃”。可见，在馆臣看来，诗经 本文中的政教本事，原本即可与后世王朝的现实相关联，并非仅仅字词的训诂考据即足以穷尽经义。而在对朱善诗解颐 的评价中，馆臣更明白指出该书不甚训诂字句，“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解诗 最终的关怀在“兴衰治乱”，既可见 诗经 所包含的内容之广，亦可见诗人所流连感叹的历史事件多可与后世王朝的政治现实相比类。显然，这一解经方式已让经学脱离书本而参与到了后世的现实生活中来，此与馆臣追求见诸实事的“明体以达用”之学应当更为接近。然而奇怪的是，馆臣在充分肯定这一解经方向的同时却不敢大大方方地赞许其为正道，而是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是果真为“别体”，还是馆臣另有隐衷不便显扬呢?至少袁燮借经筵推阐毛诗 经义，启沃皇帝的做法，在历史上不但并不陌生，而且曾被认为是 诗经 的大义所在。如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