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稿日期:2023 03 10作者简介:蒲曾亮，男，1970 年生，湖南怀化人，文学博士，江西省新余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江西新城古文对桐城派的传衍与新变”，项目编号:ZGW18107。姚鼐 惜抱轩尺牍M 卢坡点校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第 28 页。吴德旋 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铭M 太乙舟文集(卷首)咸丰四年孝友堂刻本。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M 长沙:岳麓书社，2011，第 204 页。姚鼐 惜抱轩诗文集 M 刘季高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 104 页。地域文脉赓续与桐城宗风南传 兼论姚鼐对江西新城古文的沾溉之功蒲曾亮
2、(新余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新余338004)摘要:清代中后期，江西新城古文在姚鼐的影响下，由“闽学”转向“桐城之学”。姚鼐“扶树道教，讲明正学”的为文义旨，以及“高简深古”的文风为新城古文家所吸引。以鲁九皋和陈用光为代表的新城古文家纷纷向姚鼐请业，留下了各种类型的师法文献。姚鼐“恳切周至”的诲示中，富含其文章学的矩矱及灵性;新城作家的追随与效法中，也融入了江西实学底蕴和科举风尚。新城古文在姚鼐的指引与帮助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崛起于文坛，并出现了人才荟萃的局面。关键词:地域文脉桐城宗风姚鼐新城古文中图分类号:I206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9853(2023)02 121
3、 10乾嘉时期，江西新城出现了古文兴盛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地域文脉之赓续尤其是新城古文家善于吸纳闽、皖两地文学之精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城旧属建昌府，虽是僻远的弹丸之地，但它在清代散文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姚鼐曾对新城私淑弟子鲁九皋说:“往时敝县前辈文学，颇盛于天下，近乃衰歇，独新城英俊鹊起，弥众且贤。”吴德旋称:“乾隆、嘉庆之际，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城亦最盛。”曾国藩记述“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姚鼐在晚年的讲学生涯中，受到新城古文家的推崇，与他们往来密切，并以不同的方式(面授或尺牍)教导这些古文家。这一份相遇既是对桐城古文理想的慰藉，亦是“教”与“学”双方的深度契合与彼此生
4、发。多种文献显示，姚鼐对新城古文予以特别的关注，颇含文心秘法的惜抱轩尺牍 共有三百九十余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尺牍是他与新城学者来往的信函。另外，姚鼐还为新城人写有墓铭、文集评鉴等。姚鼐尝致信鲁缤(按:鲁九皋的从弟)曰:“以海内之大而学古文最少，独足下里中独盛，异日必有造其极者。然后以某言证所得，或非妄也。”姚鼐施教的高明在于将桐城之学的矩矱及灵性与新城人的才性及自得相勾贯，而新城学者在姚鼐的教导与点拨下，在1212023 年 6 月第 2 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Nanjing Normal U
5、niversityJun，2023No 2古文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关于桐城派在江西新城的传衍情况，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就姚鼐与新城古文家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而言，尚有细致辨析的余地。循此深入，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姚鼐文章学的秘钥，而且对新城古文的地缘自觉与文风用心有更多了解与认同。一、地域文脉之赓续:从濡染“闽学”到宗奉“桐城之学”清代中后期，在桐城古文的影响下，江西、广西、山东、江浙等地均涌现了不少作家，他们钟情于古文，创作古文，与桐城派遥相呼应，蔚为壮观。曾国藩在总结桐城派地域传衍时说:“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
6、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这段话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乡人化之，多好文章”，说明新城是古文传播的极佳土壤，这奠定了古文崛起和兴盛的基础。二是“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由是”二字，表明新城古文的发展壮大，是以鲁九皋、陈用光舅甥为首的新城人从学姚鼐之后才出现的，迸发出家族文化的某种力量。如果要考察新城作为接受桐城之学的“土壤”条件，恰需将鲁九皋的“师承转向”加以合观。在姚鼐之前，鲁九皋已经转益多师，年轻时曾经从学于族叔鲁鸿，鲁鸿的业师即朱仕琇。又师事同乡学者陈道，鲁氏
7、与陈氏家族还有姻亲关系。后来亲赴福建建宁，拜朱仕琇为师，向其学习古文之法。那么可以说，在鲁九皋与姚鼐结识之前，新城一地的古文主要受具有闽学色彩的陈道、朱仕琇等人影响。擅长风格学辨识的方东树指出:“副宪(雷鋐)与陈凝斋(陈道)、朱梅崖(仕琇)两先生相切劘，讲学宗朱子，为古文师魏叔子(魏禧)。三君子之传为鲁山木先生仕骥，实为高弟，克大其成。”清初以来，闽赣学脉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通道，新城起初受到重朱子理学的闽北学风影响，并因赣南自身资源如魏禧经世古文的沉淀而潜相回应。从学脉渊源上看，鲁九皋得之朱仕琇为最深。两地的这些学脉因素也在鲁九皋与朱仕琇的关连中得以强化和凝结。历来关于如何定位朱仕琇与桐城派的
8、关系，论述较为笼统。描述桐城派源流大势的刘声木注意到朱氏的古文成就与传授的作用，其 桐城文学渊源考 专门列为一卷，即“记师事和私淑朱仕琇者”，又作“补遗”谓:“继雷鋐以古文鸣于闽，主讲鳌峰书院十一年，其成就弟子，在建宁则朱雍、黄风举、金荣镐、余仕翱、何曰诰、陈绩、李天炎等最有声，凡闽人治古文者，不问知为仕琇弟子，否则亦闻之于仕琇弟子者，盖古文之道绝续之交，得仕琇而开通之。”看重朱仕琇对于一方古文局面的“开通”之功。事实上朱仕琇对在闽赣地区形成一定的古文风气是有贡献的。学界注意到朱仕琇因与方苞之弟子雷鋐的关系及其古文趣味，将他的影响力框定在桐城派之翼的范围内来论述，这种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偏于
9、究其同的思路，往往不利于理解同样作为新城古文施教者的他与姚鼐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张力。朱仕琇比姚鼐年长十六岁，其致力于古文的时间亦稍早于姚氏，就文坛形势而言，当时治221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M 长沙:岳麓书社，2011，第 204 页。方东树 方东树集 M 严云绶点校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第 335 页。刘声木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 M 徐天祥点校 合肥:黄山书社，1989，第 349 350 页陈志扬 朱仕琇人生价值定位与古文致思方向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第 48 53 页。古文者并不多，他们各自发挥出相应的引领作用。关于朱、姚之间的比较，乾隆年间著名的汉学领
10、军人物之一的朱珪指出，朱仕琇“与桐城姚氏之学，殊途同归。”也许理解和描述“殊”要难于“同”，但如果以他们前后所教鲁九皋等新城人士为例，则似乎容易看出一些端倪。朱仕琇的学文路径为“始力抗周、秦、两汉，与荀卿、屈平、马迁、扬雄诸子搏，必伏而盬其脑，然后导而汇之韩、柳、欧阳、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委逆也。及其晚而反复于遵岩、震川诸家，心愈降而客气尽，于是奇辞奥旨不合于道者鲜矣。”王昶说:“是时建宁朱太史仕琇生平诵读朱子，以能古文称。君(指鲁九皋)从之游又最久，承其指授，则君得朱子之传，信矣。”由此可见，朱仕琇与桐城派相似，都倾心于朱子理学，且博采周秦诸子和唐宋八家之长，追求文与道的谐调。关于朱
11、仕琇的古文风格，清史稿文苑传 记载道:“副都御史雷鋐见其文，叹为醇古冲澹，近古大家，自是名大著。”王昶称鲁九皋之文为:“醇古澹泊，不事雕琢，纡徐反复，使人各得其解。”这说明鲁九皋与朱仕琇是一脉相承的。鲁九皋在拜见姚鼐之后，“心折焉，以为古文正脉在桐城。”他又尝对友人汪辉祖说:“桐城姚姬传郎中，文辞高简深古。仕骥曾见其一二作，不胜倾服。窃谓其必可信今而传后者。”鲁九皋为何深慕姚氏古文，并奉为“古文正脉”?从“醇古冲澹”到“高简深古”，两种文章风味究竟有何区别?我们从新城作家对桐城派的追随与效法中可以得到某种启迪。可以说，姚鼐所倡导的“桐城家法”对新城古文的沾溉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怎
12、样习古，即如何统摄唐宋诸家与周秦两汉。在取法对象上勾连周秦两汉与唐宋古文，这可以说是桐城派的标志所在。清代凡有此识趣的古文家大都容易被归入桐城派的同道羽翼。但如何勾连两者，内中思路却各有火候。就朱仕琇而言，他学习周秦两汉古文用了“力抗”一词，并借用 左传 中描写制服敌手的“伏而盬(吮吸)其脑”的说法，可以感受到，周秦两汉相比于唐宋元明，是有较大异质性的文学传统。朱仕琇后来归宿于唐宋元明以下，前期的素养较易以“奇辞奥旨”而残存，当然因其“冲澹”的品性修炼，他似乎最终摆脱了“奇辞奥旨”的诱惑。要之，在他的思考中，周秦两汉与唐宋古文两者的衔接是存在某种裂罅的。而桐城派善于从归有光、方苞进入唐宋诸家并
13、上摄周秦两汉，其理论上的建构性奠基于“义法论”的整体思考，他们学习古人是为了学其精神、意义，而不是专摹字句，否则如方苞所说是“局于蹇浅”，“流为伪体”。姚鼐对“义法论”加以贯彻和发展，他诲示陈用光说:“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 义法 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 亦不可不讲，如梅崖(朱仕琇)便不能细受绳墨，不及望溪矣。”?10这里特意指出朱仕琇“不能细受绳墨”，是有教学针对性的，因为这些毛病也容易被新城学者所沾染。姚鼐对鲁九皋之子鲁嗣光撰写的鲁习之文钞 作过鉴定，留下多处批语，其中一则批语是针对 上姚姬传
14、先生书 的，姚鼐认为，该文风格夹杂，即夹杂战国诸子和秦汉赋家常用的铺排博喻，姚鼐诲示道:“至其层叠取喻，真是周人文法。但文321?10朱仕琇 梅崖居士文集(卷首)M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朱仕琇 梅崖居士文集(卷首)M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鲁九皋 鲁山木集(卷首)M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赵尔巽等 清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 3428 页。鲁九皋 鲁山木集(卷首)M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方东树 方东树集 M 严云绶点校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第 335 页。鲁九皋 山木居士外集(卷二)M 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方苞 方苞集(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 608 页。
15、方苞 方苞集(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 614 页。姚鼐 惜抱轩尺牍 M 卢坡点校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第 75 页。家设喻贵奇，习见之语，则不奇矣。不奇则使人读之无精神飞动之趣，转以喻过多为嫌矣。”细加体悟，对怎样才能学古而摆脱表面的好高骛远，做到在精神深处的出“奇”制胜，姚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他的教诲是切合实际的，也是一针见血的，由此不难感受到姚鼐引领新城超越朱仕琇之风的实际效用。二是在保持道德文章气象的同时如何完善艺术创作个性。醇雅或醇厚之品往往是具有儒学或理学底蕴者的共象，但留连于此，也可能带来艺术创新上的瓶颈，其损失往往是未能发展出完足的艺术创作
16、个性。姚鼐为什么要讲究从“醇古冲澹”的一般格局而跃入“高简深古”的宏大格局?细究原因，就会发现他有这种理论考量。朱仕琇和鲁九皋之文长于醇厚，鲁九皋还承欧、曾之“纡徐反复”，但是缺乏“高、简、深”的特点。长于醇厚、纡徐反复，有利于书、疏、赠序这类人际交往文体的发挥。吴德旋说:“梅崖集(朱仕琇)中，书一体最佳，有可传者。”姚鼐对鲁九皋的文章评价道:“诸体中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辩又次之。”姚鼐认为，在鲁九皋的各体文章中，以书、疏、赠序为佳，其他文体则稍显不足。秦瀛致陈硕士书 总结了姚鼐和鲁九皋的不同:“姬传先生文学韩、王，其简直处，得之望溪侍郎;山木则为欧、曾之文，纡徐繁复，不必尽以简胜或以平漫为山木病，非也。江右古文家，近人如盛于埜、谢怀屋，多宗宁都魏叔子;山木出，实驾而上之。其少时师事闽朱氏梅崖，而其文气味较醇，致有义蕴，特学之者，易涉平漫耳。”说明江西古文远承欧、曾，近宗魏禧，“纡徐繁复”之余，易犯“平漫”之病。而姚鼐善学韩愈、王安石，其能从气息醇雅之际还能强调避平缓为“简直”，得之于方苞。可见，如何让古文家的创作个性在理学的包裹下得以舒展发挥，成就一种超迈与阔大，这是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