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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序跋之于中国谱牒传播史研究的意义_邢永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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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媒论坛传媒论坛2023年第13期(总第133期)谱牒是家谱、族谱、宗谱、家乘、房谱、支谱、家牒、通谱等家族历史书籍的统称。序跋在一部谱牒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谱牒序跋内容一般包含姓氏渊源、家族迁徙、修谱缘由、修谱目的、修谱经过、谱学理论等方面。纵观历代谱牒序跋,其内容之丰富,超出常人想象。具体到某一篇谱牒序跋,则因时代、地域、作者的不同,涉及范围也不一样。过往在研究谱牒时极易忽略它的作用,这与研究者对它的认识程度有很大关系。本文试就序跋在中国谱牒传播史的文献价值,谈几点看法。一、谱牒序跋提供了有关谱牒传播的多元信息历代谱牒的编修,谱牒序跋所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了这些内容:(一)谱牒编修的时间关于

2、谱牒的谱修时间。朱熹提出过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成为许多家族奉守的金科玉律。个别宗族领导者“谆谆修族谱、修坟茔,近者三年五年,远者三五十年。以其本固而未摇”(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217页引歙西溪南黄氏族谱)。正因为如此,许多谱序记录了各谱的编修时间,试图说明各世子孙尽可能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修谱,以免落下个不孝的名声。时间记录有模糊的,有具体的。前者如李光诠等修三江李氏家谱序言指出:“是谱作于宋理宗。一修于明者,三逮我皇朝。”后者如陈用光三修家谱序所云:“吾陈氏之谱,始修于乾隆乙丑,再修于乾隆癸巳”,又于嘉庆二十四年重修。在古林黄氏重修族谱序1中,记录了自宋淳熙年间始纂支谱至明崇祯十六年止古林黄氏共修

3、谱六次:第一次修谱完成于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由二十九世孙国博黄文益主修;第二次编修于元皇庆二年(1313年),由三十二世孙婴源州儒学学正黄立主修;第三次编修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三十五世孙黄宗三主修;第四次编修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由古林黄氏二十一世孙黄生莆、黄从龙主修;第五次编修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由古林黄氏四十世孙黄珐、黄呆卿二公负责修之,名曰正宗谱;第六次编修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二)修谱、作序人员名单谱牒的编修者通常也反映在谱序当中。了解谱书的编者信息对于研究谱牒传播历史有两点意义:其一.确立编者的身份。我们从谱序中了解到,中国历代谱书多由族

4、内的文化人收集资料、鉴别资料,进而完成纂修。当然也有些作者简介:邢永川,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华人华侨谱牒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BXW075)阶段性成果。谱牒序跋之于中国谱牒传播史研究的意义邢永川摘要:谱牒序跋对中国谱牒传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序跋作为一种特殊文本,是以印刷媒介为主,石刻媒介为辅的谱牒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交代了谱牒形成的过程、动因及背景等相关信息。序跋为解读谱牒的传播过程和了解前人对谱牒传播理论某一方面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谱牒序跋也为研究某一人物谱牒传播思想和一

5、朝谱牒的传播史提供了依据,是研究谱牒传播这样一种“家族共同体”传播方式的重要材料和资源。关键词:序跋;中国谱牒;谱牒传播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5079(2023)13-0007-07专题 华夏传播研究(上)7传媒论坛2023年第13期(总第133期)谱书是由族外的名士执笔。其二。谱书目录编辑是必不可少的项目。谱书目录是研究谱牒传播历史的主要工具,而在这个工具的编辑过程中,谱书作者的信息是非常关键的一项。表1是依据清人吴超的肥水吴氏族谱序(光绪六年吴重仁等续修吴氏家谱)编列的:谱书编修者即为谱牒传播的主力,他通常是一个有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的作者。在谱牒传播领域,作者与

6、其他传播者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能利用的话语资源”。谱牒传播者一旦通过自荐和他荐方式获得身份并被确定,他就拥有一定的权利:获取信息、描述真相和引导舆论。据宝安鳌台王氏族谱 重印族谱序记载,广东宝安鳌台王氏家族清初修谱的有任职司铎的王杏村。乾隆末重修,则有主政璜州的王峙衡、明经王攒等人。当然,谱牒传播者通常还无法形成一种“霸权”。这与谱牒传播主体的话语权有关系,换句话说,谱牒文本作者传播哪些信息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早在南北朝时期,鲍照就在题贾氏世谱提出了“善继善述”的原则。为实现这个原则,欧阳修强调谱牒“贵详实”。“不详实则诬,诬则不孝。反不若无谱之为愈也”。2作为宗族集

7、体记忆载体的家谱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都需要某种合法性的证明。各地宗族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这种合法性的证明,采取了两种手段,其一是请官府代表为家谱进行鉴定,如休宁金氏在编修休宁金氏族谱时就请到了当时重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以为鉴定;其二为延请官府官员观其家谱,以作谱序。这些官员所作谱序成为宗族集体记忆合法性的直接证明。(三)修谱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谱序提供的谱书编修历史信息,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材料。特别是涉及明代之前的尤为如此。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吴范道等修的泾川吴氏统宗谱中,保留了一篇宋人吴德樫撰写的序言。根据这篇序文我们了解到,吴氏在1217年2月的一天偶然发现先世谱系,大喜过望,“于是

8、荟萃成轴,效学士欧阳修谱式,从周武王元年己卯周章受讨之月,至嘉定十六年癸未,凡二千三百四十余年,家系始备。齐之,命工刊梓,与家人共之。”他担心此谱不够完备。便在“是年五月一日遂携此谱往本邑,遍谒族人耆年硕老,拜首叩请。悉自上世以前以后。若子若孙罔不毕书。归而刻之”。如此详细的修谱过程记载,在元明特别是清代、民国时期的谱序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清人赵敬王氏续修宗谱后序记录了其友王士杰的先祖分别于明永乐乙酉年(公元1405年)、万历庚寅年(1590年)、崇祯甲戌年(1634年)进行了修谱和续谱及增订工作。王子杰偕其叔祖嘉枝、从兄紫峰、侄国泰,自乾隆甲戌(1754年)至壬午(1762年),历时九年完成又

9、一次族谱续修。3郭鹏霄在香山郭氏族谱序记录其谱书编修仅仅花费半年时间,也许是时间紧迫,导致其疾病缠身。“然尤孜孜而不忍稍置,复亲为校阅写正”,并告诉他人:“予劳心族谱以致斯病,今得谱牒详明,虽死亦瞑目矣”。4胡启棠等纂修的续修胡氏文敏公宗谱耗时一年多。乾隆壬午年(1762年),毛正雅著纂修宗谱序,自称从乾隆二十四年担任宗谱主编后,“点点画画莫不心血,夙夜瘁虑,艰苦备尝。二十七年春,谱事告竣。”5关于修谱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谱序中也有略提一二。存在的问题方面。清人王山康在海安王氏族谱序中指出:“世之修谱者,厥弊有二。一家无人能执笔,借助于他人,以致颠倒错乱,不可指数;一攀附显荣,借为光宠,以致认

10、他人为远祖,断凫续鹤。遗人讥笑。此二者所在多有,殊可嗢噱。”清人夏子沐在流璜张氏宗谱序中,把谱牒与方志、国史的编修进行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惟谱系一家之私言,以意爱憎者有之,衔饰瞻徇者有之。一经成帙,散于族人。阅数十年,将不可纠诘矣。更有甚者,宗法之不顾,源本之不寻,惟以势力赫炫相夸耀,马牛赢吕,混淆一编,昭穆世次,从此紊乱。”至于修谱中的困难,谱序也多有提及。清代张钟谐在张氏族谱序中指出:“族谱之难修,或由于贫不能举,或由于心力难齐。反是而谱亦难修,难其人耳”。清代丁仁长在南海学正黄氏家谱叙中进一步分析道:“家之修谱,无异于自之修史也,而其难易则不同。修史者,职有专官,费有矩币,顾问、商榷

11、,又多宏通博雅之儒,其成书固易也。若夫一家之谱,合采访撰述编校刊刻,俱综一人,则非具有宏心毅力,勉尽孝思孝,何足以成此。”6事实上,作为谱牒传播的关键一环的编修,其困难远不止于此。清人王之槐在写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续修王氏家谱跋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717年的时候,王之槐见到旧谱已被虫蛀的字不可识。便斗胆担负起重修族谱的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自认较为满意的族谱。不料,当他将表1明清吴氏家谱编修信息表次序编修时间修谱者作序人第一次万历甲午(1594年)吴起周尚宝卿 蔡悉 黄道年第二次崇祯甲戌(1634年)吴道周熊文举第三次康熙辛丑(1721年)吴士标程之卫专题 华夏传播研

12、究(上)8传媒论坛传媒论坛2023年第13期(总第133期)这部新谱送给族人阅读时,却遭到了白眼。为此他在这篇谱序中提出“不解其故有六。”这六种不解之故包括了族人对修谱的不热心,特别是族内读书人“以谱为轻”,族内老一辈对修谱的冷漠,特别是族人对他修谱“或妒、或忌、或讥、或署。”清初学者王礼在旌阳王氏续修宗谱总序中,虽然竭力主张理应“秉笔修谱”“褒贬一无所私”。但此公在具体实践中深感修信谱有三难:“不足录的先正之题赠”难削,“甚不足观的历世之记载”难改,“谀言失实的今人之补颂”难黜。为此,他深刻体会到“为史志难,而谱亦不易”。对于谱牒编修工作不被大众认可的无奈,并非中国独有。1868年印制于波士

13、顿的派克族谱导言中,作者IRABPECK指出:派克家族的一些人从来不知道或希望知道他们祖父的名字,或者他们的祖先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不尊重他们的家族记忆。“他们谁也不会知道我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辛劳和金钱,也不会知道我曾遇到多少困难、困惑和挫折。”与事出无奈发出的感叹相比,下面两位修谱的体悟更值得关注。其一是光绪年间朱凤衔在其第十三编宗谱告成重跋中,备诉在纂修古吴朱氏宗谱过程中所感知到的修谱十八难。他说:“修谱之难,各族皆然,而吾族为尤甚。其大略可得而言也。修谱必有族长,族长之贤而能者固难其人。即廉洁自好者亦不多得。苟非其人,辄挟其长,为我掣肘。劝之不从,禁之不可,一难也。修谱必用采访,利

14、权事权多寄于此。我虽不敢自欺,且一有不怿,以为挟制,二难也宗谱数十年一修,凡做此事者,必非经过之人,且近来多用摆版活字,一印数百纸,一错必须翻盘,则数百纸全非废矣,各支易言翻盘不肯任费,即装订之后欲翻而不能,乃彼见不为翻正也,指为本局之咎,而不知皆已之吝啬误之也,十难也。此十难者,吾族之所皆有而亦他族之所或有者也。而更有八难为我族独有者。”7此公在陈述完“吾族所独有”之八难后,更是发出怒吼,告诫世代子孙不许修谱。同为光绪年间的尤文濬在序尤氏宗谱中,历数修谱的种种艰难困苦后,提出感言:“修谱之难,不在于载笔。而在于任劳任怨。而任怨较任劳为尤难。”8在现存谱牒序跋中,许多作者都提及五代、南宋末年社

15、会动荡对谱牒传播的冲击。说明社会相对稳定是谱牒传播得以正常进行的先决条件。而统治者是否开明也是影响谱牒传播的重要因素。比如今存清代谱书数量较多,但内容上比较单一(特别是清中叶前的谱书),这与清朝政府对谱书内容限制有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陈先捷参考大量谱牒序跋完成的的清代谱禁探微堪称代表之作。(四)谱书的内容与欧、苏谱法之比较谱书内容是谱序提供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元末明初宋濂在为友人樊德进家族的樊氏族谱所作序文中提及樊氏族谱分为上下两卷,“其上卷则推原支派异同,祖宗远近隐显,事实灿然具纪。其下卷则遗书遗文,碑碣杂著并各录焉。”(樊桂生等主修楚塘樊氏七修族谱)如我们通过吕绍莘撰写的晋江灵水吴氏

16、家谱序,可以知道该谱“共分七门,曰宗支、曰恩荣、曰祠宇、曰坟茔、曰家传、曰杂录、曰年谱。”通过读王元增的续王氏世谱序,我们可以得知该谱共分十门,“曰遗像、曰世图、曰世表、曰世纪、曰传志、曰祠宇、曰先垅、曰遗墨、曰遗著、曰赠言、曰杂录,都十一卷。”明代徽州人程敏政在李忠文公家乘序的撰写中,对其编写内容则详细介绍:“故国子祭酒赠礼部左侍郎安成李忠文公家乘十卷,其第一为诰命、敕谕赐祭文;其第二至第五为倡咏及赠送文若诗;其第六为行状、墓表、传;其第七为请谥诸奏及祠记;其第八为像赞、祭文、哀挽;其第九为附录,录其后之所致也;其第十为世谱,谱其先之所从出也”9明代天顺年间戴旭写的莒溪续修戴氏族谱序中,提到续谱“系以世纪、世德、世宦、世居、世葬、祭田、遗文、附录,分类编集。”10乾隆壬戌年(1742年),苏再渔在续修族谱序中提及当时续修的族谱有“谱例十则,家训八条、补咏兰溪十景诗,详叙文忠公诰敕年谱传赞,复传有功于族及为人忠雅数公,杂志古今事迹。纂辑兰溪一派系表,分为五卷。”有些谱序作者还进一步阐发每一项内容的作用。如清代进士郭庆新曾在续修张氏族谱序中提出“绘世像,存真也。载诰敕,荣赐也。叙行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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