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2 3卷第2期2 0 2 3年6月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 J i a n g s uU n i v e r s i t yo fS c i e n c ea n dT e c h n o l o g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 n)V o l.2 3 N o.2J u n.2 0 2 3两种“对话模式”探析:文化话语与交往行为 基于赫勒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王璐婵(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 3 0 0 7 2)摘 要:在赫勒看来,文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动力载体,可以呈现为一种避免悖论的哲学
2、解读,成为抵御现代性危机的一股力量。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为作为现代性发展的新型范式,其蕴含言语沟通和理性对话这一协调行为机制,因而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文化话语和交往行为各自蕴含的“对话模式”可以发现,两种“对话模式”在对话内容、对话伦理和程序主义问题方面具有一致性,而在对话资质、有效性要求和对话目的方面呈现差异性和独特性。通过反思这两种“对话模式”,有望探索出一种更为全面的现代话语模式。关键词:文化话语;交往行为;赫勒;哈贝马斯;现代性中图分类号:B 5 0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 7 3-0 4 5 3(2 0 2 3)0 2-0 0 3 6-0 0 0
3、 7收稿日期:2 0 2 1 1 0 0 4作者简介:王璐婵(1 9 9 4),女,河南平顶山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现代性危机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以西奥多阿多诺(T h e o d o rW.A d o r n o)、尤尔根哈贝马斯(J r g e nH a b e r m a s)和 弗 雷 德 里 克 詹 姆 逊(F r e d r i cJ a m e s o n)为例,可以概括出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态度: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理性进行反思,对理性的解放力量进行了彻底颠覆和瓦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应转换发展范式继续完
4、成启蒙规划;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叙事类型,主张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连续性中,以总体、历史和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性,并提醒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单一的现代性”保持警惕。阿格妮丝赫勒(A g n e sH e l l e r)与哈贝马斯就现代性问题持有的总体观点一致,即两位学者都认为我们处于现代性之中,希望现代性得以继续,并积极谋求现代性的发展之道。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赫勒与哈贝马斯都强调了对话交流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赫勒提出的作为现代性动力载体的“文化话语”,还是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现代性发展新型范式的“交往行为”,都体现了两者在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上试图基于对话交流作出尝试。基于两者各自的理
5、论范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对话模式”,通过分析和比较这两种“对话模式”,能够对两者的现代性理论有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一、作为现代性动力载体的“文化话语”赫勒认为“现代性不是作为已经到达它漫长旅程中最后阶段的单一实体或精神存在的 老年”14,现代性不应该被破坏,而应该转换成我们必然的命运。同时,赫勒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识到“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已经拥有解决办法的现代性,而是充满难题的现代性;不是透明的现代性,而是晦涩的现代性”15。带着这样的预判,赫勒从文化入手,试图对现代性发展框架下的文化进行整合,并从中挖掘出现代性发展的话语动力机制。赫勒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概念,分别是高级文化、人类学的
6、文化概念以及文化话语。由于“文化不是一种独立的现代性逻辑”21 6 3,因此这三种文化概念“包含、讨论并描述了几种被认为是属于文化的相互关联的现象”21 6 3。其中,赫勒认为高级文化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含有内在悖论,而文化话语则可以呈现为一种能够避免悖论的哲学解读,且其对话交流的特质使之在赫勒那里成DOI:10.16148/32-1743/c.2023.02.001为抵御现代性危机的一股力量。在赫勒看来,“没有低级文化就没有高级文化”21 6 7,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呈现出两极性特征。其中,“作为高级文化的文化概念包括心灵、双手以及想象力的创造物,它们一起被黑格尔称为绝对精 神:有 代 表 性
7、的 艺 术 作 品、神 学、哲 学 以及 在十九世纪 科学”21 6 4。高级文化是作为能够学到的东西存在的,而进入高级文化领域的机会则是通过一种有文化的判断能力获得的,这离不开趣味的提升与培养。赫勒强调存在一种自由和公开性,即高雅趣味的培养应面向不同类型的人,高级文化不是艺术家的专属,而是个人通过学习和提升自我可以触及的领域。可以说,高级文化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是许多人在高雅趣味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集聚地,不是艺术家进入高级文化领域,而是趣味高雅的人在欣赏伟大的艺术。因此趣味在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区分中占据重要地位。当然也正是因为趣味问题,关于高级文化的悖论在所难免。赫勒认为,在前现代文化中,对
8、“有趣味”和“没趣味”的区分成为重点,而“在现代各个时期,重要的不是 有趣味或 没 趣 味,而 是 有 好趣 味 或 有 坏趣味”21 6 9。由于趣味来源于每一个不同的主体,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趣味判断被不断修正,这使得趣味的标准具有流动性、变化性和暂时性。如此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趣味标准或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区分是否具有意义?如果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区分有意义,那么必然存在一个统一的趣味标准或规范,但按照民主与平等的原则,每个人的趣味无论好坏都值得被同等对待,即无法在众人之中产生统一的趣味标准,那么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区分也就无法成立。这就是高级文化的悖论所在。关于人类学意
9、义上的文化概念,赫勒认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文化,因为它们向它们的居民提供规范、法则、叙事、形象、宗教等等”21 8 8。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是多元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得到同等的承认。赫勒也涉及到平等这一现代概念,她认为平等本身是定量的,这就关涉到对不同文化本身以及它们各自价值含量的理解。按照赫勒的看法,应该将“不同的文化是平等的”理解为它们都有一定的价值,都值得被承认和尊重,但这也就承认了不同文化具有不同价值的可能性。赫勒指出,“我可以承认所有的文化,因为我承认它们都有价值这一主张,同时却不接受它们都有同等价值的主张,以及它们都有同等价值的 事实”21 9 11
10、9 2。因此,这一文化概念的悖论就在于每种文化应得到同等的承认和平等的对待,但事实却是,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具有更高价值和更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因此它们也获得了更多认同。如果执意要否认这一事实,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且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都具有同等价值,那么就不可避免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泥潭。相较于高级文化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文化话语可以呈现为一种避免悖论的哲学解读,更可以成为抵御现代性危机的一股力量。在文化话语的框架下,“一个 文化人 不是一个写诗或作画的人,而是一个对于诗歌或绘画有趣味的人,一个能够明智地谈论诗歌或绘画的人,在他的生活中,阅读、聆听和观赏高级文化的产品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21 8
11、 0。在这一概念中,核心要素即为谈论高级文化,但赫勒随之又把谈论的对象由高级文化扩展至一切事物。这表明文化话语意味着人们能以一种文化的方式谈论一切事物,并且这种谈论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主体之间的交谈。因此文化话语实则是一种文化交谈,其以对话为基本形式。这种“对话模式”具有非正式的特点,它的目标和目的不外乎交换观点和解释说明,从而达到反思和自我反思的效果,而不是必须得出任何结论或有意达成某种共识。此外,赫勒认为在这种“对话模式”中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自己对于任何主题的态度,但人们需要悬置自己的利益和私人激情,悬置自己的偏见、怨恨及同情,甚至要悬置自己预备性的知识和信息,
12、做到无所遮掩、正面接受、相互尊重,以便全身心投入到所谈论的问题中,进而有技巧也有意义地在交谈中“接球”然后再“传球”。这其中的悬置意味着一种临时性脱离,目的是创造自由、平等的交谈氛围,避免在交谈机会均等情况下因部分主体在对话中所作贡献更多、更有意义而导致分化所引起的痛苦。因为这种悬置,“讨论的群体并不是置身于一个 工作场所 或一个机构内部,而是置身于一个仅仅是用来展开讨论的空间,就使得实际说话机会的等级化并不会导致怨恨,因为它对于个人的整个生活并不产生任何后果”21 8 5。在赫勒看来,文化话语能够避免高级文化和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所面临的悖论,对其可以从自73第2期 王璐婵:两种“对话模式”探析
13、:文化话语与交往行为 基于赫勒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由和真理两个方面进行论证。自由更多关涉参与对话交谈的外在条件和形式,真理则更加指向对话交谈的实质内容。一方面,在文化话语的“对话模式”中,参与者可以在不受限制、不获报酬的前提下自由发表看法和交换意见,自由在文化话语中无关乎悖论性,可不证自明;另一方面,对于文化话语如何避免真理的悖论,赫勒认为要以“部分地悬 置 生 活 中 的 实 用、理 论 和 实 际 追 求 为 条件”21 8 7。部分悬置的理论追求意味着在坚持自我判断的同时不去执着于追求真理,部分悬置的实际追求则意味着言语行为不必要产生行动后果,这样真理的悖论将得以避免。虽然文化话语避免
14、了自由和真理的悖论,但赫勒也非常客观地指出,文化话语自身也有令人沮丧的一面。因为在这种“对话模式”中,对话交谈本身就是目的,以至于一切都可以成为谈论的话题,由此一来,对话交谈很容易转变成闲话和闲聊,致使对话交谈的意义大打折扣,成为不负责任或只负很小责任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代性动力的载体,文化话语可以持续否定任何事物”21 8 8,使其呈现出一定的破坏性,进而滑向陈腐和琐碎的泥沼。但对于赫勒来说,作为现代性的动力载体,文化话语所秉承的自由、平等的文化交谈方式及其反思与自我反思特征,无疑对克服现代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二、作为现代性发展范式的“交往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
15、事业。哈贝马斯要做的不仅仅是解构现代性,更是要积极对现代性进行重构,而重构的关键在于找到一条脱离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困境的道路,在于找到一个摆脱拘泥于主客体关系的生产实践方案。哈贝马斯主张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交往理性取代导致主客体关系异化的工具理性,交往行为理论便由此形成。交往行为理论以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为核心范畴,将“对主体间性问题的探究作为其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强调对话理性和交互主体性”3,彻底摆脱了先前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束缚,指在奉行主体间性前提下,倡导主体之间在生活世界中通过语言和对话交流进行交往,以达成沟通、理解和共识,进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氛围,实现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
16、化,以此摆脱和消除由工具理性带来的充满压迫和奴役的现代性危机。由此可见,在哈贝马斯这里,交往行为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语言沟通作为协调行为的机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42 6 1。对此赫勒也给予了表态,“我们接受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理性话语是达到 共同物 的最优(最好)过程 只有这种话语能为对立价值的深思熟虑和争论提供一个程序正义的基础”59 6。可见,交往行为要得以顺利进行,离不开两人或多人间的言语对话,因此语言沟通和对话交流无可争议地成为交往行为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而这种交往行为所蕴含和呈现出的理性“对话模式”,正是哈贝马斯所期盼和憧憬的主体间的理想交往模式和社会生活样板。“交往行为理论所看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借助于沟通机制把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联系起来。”42 6 3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哈贝马斯对语义学和语用学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顺应了2 0世纪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趋势,肯定了“从后期维特根斯坦经过奥斯汀到塞尔,他们把关于命题的形式语义学拓展到了言语行为当中”42 6 5,凸显了语言表达的实用性。特别是约翰奥斯汀(J.L.A u s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