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甫研究学刊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156期论“同谷体”的确立及影响王路正摘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创作的连章体诗，其既综历代诗家之长，又兼具独创性。文天祥对“同谷体”进行了改造，将之确立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诗歌体制。“同谷体”兴于宋代以后，盛于明清易代之际，以底层文人和易代之际的死节之士、遗民诗人创作的两类作品为代表。此外，“同谷体”还被用来追悼师友、纪念生辰和记录灾难。而后人拟作既多，摹仿亦生积弊，其症结在于缺乏“时”“兴”。关键词同谷体影响杜甫七歌 文山六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以下简称同谷七歌或七歌）是乾元二年（759）杜甫在流寓秦州、转赴同谷时创作的连章体诗，一组七首，每首八句。在
2、诗中，诗人自伤身世、感怆战乱、忧念国事，抒发了悲伤激愤之情。由于同谷七歌在后世影响巨大，历代诗人多有仿作，遂形成“同谷体”这一诗歌体制。对于七歌的艺术来源、诗歌风格、抒情特色及后世影响，学界已有较多关注。不过，一种诗体经由初创而最终确立为某种诗歌体制，并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呈现出相应规定性，此中既有首倡者的开创之功，亦离不开摹仿者的承袭和改造。本文即试图综合历代“同谷体”作品及相关文学批评，探论“同谷体”的确立过程及影响。一、“同谷体”的艺术来源“同谷体”之名始见于明代。丰坊谓“余羁秣陵郁郁之怀，伏枕增剧，遂效杜子美同谷体为秣陵七歌，时丙戌九月既望也”；邓原岳也将拟作称为“燕市七歌效杜同谷
3、体”。除“同谷体”之名外，另有一些诗人将拟作称为“仿杜陵体”“效杜工部作者简介：王路正，上海大学文学院2020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444。可参看陈子建：杜甫同谷七歌的抒情特色，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第19-23页；温虎林：“同谷体”论略，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第36-40页。清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09页。明邓原岳：西楼全集卷二，明崇祯元年邓庆寀刻本，第4a页。30体”；杨爵、郑夑等人则径直以“七歌”为拟作命名。近世以来，学者多以“同谷体”来指涉七歌及其拟作。为论述方便，本文亦统一将之称作“同谷体”。“同谷体”由杜甫创制，其艺术来源甚广
4、，历代论者亦对此颇有关注。陆时雍唐诗镜谓“同谷七歌，稍近骚意，第出语粗放，其粗放处，正是自得也”，辨正其与骚体之异同。胡应麟诗薮曰“杜七歌亦仿张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丽。汉唐短歌，名为绝倡，所谓异曲同工”，认定七歌仿四愁诗而作的同时，又强调二者在风格上的差异。谢榛四溟诗话云“杜子美七歌本于十八拍”；方东树昭昧詹言中也说“如杜同谷七歌从胡笳十八拍来”；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申涵光论曰“同谷七歌顿挫淋漓，有一唱三叹之致，从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诗得来，是集中得意之作”，均强调胡笳十八拍之于七歌的影响。另有一些论者将七歌置于“七体”的传统中加以认识，如李天植谓“咏何取乎七也？确观古人文有七发，诗有七
5、哀，即工部亦有七歌，皆取七义成章”，凌廷堪也说“杜少陵同谷七歌，其体出于平子四愁，其数同于枚乘七发”。沈德潜谓“（七歌）原本平子四愁、明远行路难诸篇，然能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斯为大家”，关注到了鲍照的乐府组诗拟行路难对七歌的影响。刘凤诰存悔斋集卷二十六“同谷七歌”条云：“有客有客字子美”，以寓居同谷，自呼“有客”，用 白马诗 二章。呼“长镵长镵”已属奇致，下云“托子以为命”“与子空归来”，乃至“呼镵为子”更奇，然亦本“萚兮萚兮，风其吹女”之意。章末七用“呜乎”，自一歌至七歌，仿张衡四愁诗“一思曰”至“四思曰”之例，其句调则蔡女“笳一会兮琴一拍”之遗也。刘氏在前人基础上指出七歌对于诗经艺术手法的
6、化用，论述更为细致、全面。明陆时雍：诗镜卷二十四，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9页。明胡应麟：诗薮内编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页。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7页。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唐杜甫著，清仇兆鳌详注：杜诗详注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00页。因目前学界对胡笳十八拍的歌辞作于何时尚有争议，兹不予以讨论。清李天植：蜃园诗续集卷一，清嘉庆十九年钱椒刻本，第18b页。清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一二十生日作歌七首并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四四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中华书局19
7、75年版，第98页。清刘凤诰：存悔斋集卷二十五“同谷七歌”条，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四六七册，第380页。31还有一些论者更加重视七歌的独创性。如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言“东飞句，乐府雅语”，但又强调“七歌不绍古响，然唐人亦无及此者”。王嗣奭也在杜臆中说“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则节短而声促也”，申说七歌与离骚间并无承袭关系。综合诸家所论，不难看出七歌对前人诗歌的优长之处多有继承。从内容上来看，七歌上承离骚拟行路难自伤身世的主题。从形式上来看，七歌一组七首的篇章排布与“七体”传统相关；前四首第一句中“有客有客”“长镵长镵”“有弟有弟”“有妹有妹”的句式受到了诗经四
8、愁诗的影响；“兮”字句则受到骚体及四愁诗等影响，起到调整节奏、增强情感的作用；自称“有客”和“呼镵为子”，分别受到了周颂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和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的影响。据学者研究，七歌在形式上还受到了北魏诗化胡歌七首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及 乐府诗集 所录唐前“七言八句体”的影响。可见七歌既综历代诗家之长，又非一味摹仿，而是淹会贯通，“神明变化”却“不袭形貌”，是诗人颠沛流离时的惨淡经营之作，也正因如此，七歌方被誉为“杜本色极致”。二、“同谷体”的确立毋庸置疑，杜甫是同谷七歌的创作者，也是“同谷体”的创制者。不过，一种诗歌样式之所以能在后世成为某种特定的体制，此与后人的回应密切相
9、关。据传世文献来看，七歌问世后在当世并未受到过多关注，目前所见较早的拟作是北宋李新的龙兴客旅效子美寓居同谷七歌。李诗上承杜甫七歌，抒发个人不遇之苦、家人离散之悲和亲人离世之痛，然“我生正坐儒冠误，终年冻饿如癯鹤”“居民胡不避此苦，复闻暴吏猛于虎”“世路不容一井宽，哑哑跳蛙笑东鳖”等对时局的讥讽则较杜诗更为直白。南宋时，王炎拟杜七歌，并将每歌首句前四字调整为“有客有客”“有母有 明王夫之：唐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温虎林：“同谷体”论略，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第37页。杨晓霭：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
10、首之“作歌”，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55-57页。唐诗评选，第28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一二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册，第14165-14166页。32母”“有弟有弟”“有妹有妹”“有子有子”“有孙有孙”和“有妇有妇”，其诗在形式上更为工整。王炎在诗中直陈自身老穷多病、老母久卧在床、兄弟先后离世、妹妹苦贫丧子、七子只余一子、长孙猝然离世、孙媳守寡家贫等“频年多难”之境况，情甚哀苦，但较之杜诗、李诗，王炎七歌则少有讥议现实之语。总体来看，李、王的“同谷体”作品皆尊奉七歌中自伤身世的传统，其内容、形式及风格也与杜诗相去不远。此外，随着北宋中
11、期以来“学杜”渐成风气，不少论者对同谷七歌也颇为关注，如朱熹跋语谓：杜陵此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在肯定七歌艺术价值的同时，朱熹从儒家政教角度责难杜甫“志陋”。由“人可以不闻道哉”来看，是诗学和理学的双重立场造成了朱熹跋语的张力。与此说相反，另有一派观点认为七歌非但没有“叹老嗟卑”，更是“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即云“若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真所谓主文而谲谏，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也”，强调其政教之功用。孙奕则明确提出“诗史”说：欧阳公伤五季之离乱，故作五代史也，序论则尽以“呜呼”冠其篇首。杜公伤唐末
12、之离乱，故作诗史也，于歌行间以“呜呼”结其篇末。今古诗翁以“呜呼”二字寓于诗歌者稀，公独有伤今思古之意。孙氏由“呜呼”二字入手，通过将同谷七歌与五代史之序论进行类比，力图确证七歌所具有的“诗史”品格。无论是褒是贬，上述批评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同谷体”的影响力，且在后世得到积极响应。“同谷体”之变始自宋末元初，这一时期，对“同谷体”最为巨大的突破和改造来自文天祥创作的六歌。六歌作于至元十六年（1279）九月文天祥被俘渡河前后，既“从同谷七歌化出”而又“稍变其体”，在七歌基础上多有创新之处。首先，从组诗数量上来看，六歌一组六首，弱化了“七体”传统对于“同谷体”的篇幅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摹仿难度
13、。其次，在诗的句数上，六歌将每首八句调整至每首九句以上，且数量不一，其中其三九句，句数最少；其四十句；其一其二 其五各十一句；其六最多，有十二句，这打破了句式的规整、拓展了诗的容量。再次，对于“同谷体”的韵律，六歌也有相应调整，七歌七首，前六后 全宋诗卷二五六七，第48册，第29819-29820页。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页。宋张戒著，陈应鸾校笺：岁寒堂诗话校笺，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51页。宋 孙奕撰，侯体健、况正兵点校：履斋示儿编卷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4-155页。清吴伟业撰，清靳荣藩注：吴诗集览卷七，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8页。33二
14、换韵；六歌的押韵方式则相对多样，一首之中或多句共押一韵、或前后多次换韵，这使诗的节奏更加多样化。最后，从诗的内容和情感来看，杜甫七歌与文山六歌虽均自伤身世、忧念国事，然二者亦有不同。如罗宗强先生指出，杜甫七歌“伤身世之潦倒飘零，弟妹离散，感怆战乱灾难，愤慨与不平”，由“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富贵应须致身早”可见其悲伤、激愤；在六歌中，经历“国破家亦亡”的文天祥则把个人、家庭的遭遇与国家命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乱离中道逢虎狼”“天摧地裂龙凤殂”，家破人亡的悲剧笼罩在“天摧地裂”的时代氛围之下，哀痛、绝望是其情感基调。表1：杜甫、李新、王炎、文天祥“同谷体”作品的歌数、首句前四字及第七句后四字
15、对比作者及题目歌数项目一歌二歌三歌四歌五歌六歌七歌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首句前四字有客有客长镵长镵有弟有弟有妹有妹四山多风南有龙兮男儿生不第七句后四字歌已哀歌始放歌三发歌四奏歌正长歌思迟悄终曲李新龙兴客旅效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首句前四字阴风刮天隔窗冷吹殒我父夭有弟有弟萧萧角声西山白虎富贵贫贱第七句后四字歌已悲歌再曲歌极伤歌愈急歌思多歌六迭歌章毕王炎杜工部有同谷七歌其辞髙古难及而音节悲壮可拟也用其体作七歌观者不取其辞取其意可也首句前四字有客有客有母有母有弟有弟有妹有妹有子有子有兄有兄有妇有妇第七句后四字歌意长歌转悲歌意放歌更苦三叹息音调急意不尽文天祥六歌首句前四字有妻有妻有妹有妹有女有女有子有
16、子有妾有妾我生我生-第七句后四字歌正长歌孔悲歌愈伤歌以吁歌郁纡勿复道-应当说，七歌和六歌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差异，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地位密切相关，仇兆鳌谓：宋元词人多仿同谷歌体，唯文丞相居先。少陵当天宝乱后，间关入蜀，流离琐尾而作七歌，其词凄以楚。文山当南宋讫箓，絷身赴燕，家国破亡而作六歌，其词哀以迫。少陵犹是英雄落魄之常，文山所处，则糜躯湛族而终无可济也，不更大可痛乎！杜甫遭逢安史之乱、多年辗转漂泊，然长安虽为乱军所陷，唐王朝却国运未绝，自肃宗即位、北集戎事，国家稍显整顿迹象，尚不至倾覆败亡，杜甫自伤身世、渴望用世，恰恰是因为国事尚有可为之处；文天祥身处易代之际，“位居将相”却“不能救社稷，正罗宗强：罗宗强文集唐诗小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21页。全宋诗卷三五九八，第68册，第43042页。杜诗详注卷八，第700-701页。34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而“妻妾子女皆见执”“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家事国事天下事已全无可为之处。“人生百年何丑好，黄粱得丧俱草草，呜呼六歌兮勿复道，出门一笑天地老”（六歌 其六），这“一笑”的背后是无尽的绝望和哀恸。六歌问世后，在当时即有较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