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青年文学评论家对面的古人评夏立君时间的压力任相梅内容提要：时间的压力是一部以“时间”与“人性”为关键词的历史人物系列散文。该书呈现出丰富而耐人寻味的思想底蕴，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与其生存时空的深度复杂的关联，贴近史实与深挖人性的重新塑型，人、作品与时代共融的思辨性呈现。夏立君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评析与批判，放置于大历史的背景下，意在打破霸权记忆与标签式判断，追问和求索历史真相，以此来回报滋养我们的传统。关键词：时间的压力 历史人物传统思辨 尼采认为，历史属于作为行动者和追求者的人，属于作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阅读时间的压力，可以清晰而有力地感受到作者就是这样的人。正如第二届钟山文学奖授奖词所言
2、，“系统的知识储备、卓越的致思能力，以及把自身投入到历史长河中去的勇气，形成了夏立君开阔的历史感和锐利的想象力，从而激发和凸显出历史人物本应具备的时间的压力。”a将一己生命、情怀投入历史长河，时间的压力正是这味道。夏立君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意向明确地孜孜于历史人物的解析，因为坚信“阅读深度决定写作深度”，围绕每一个要撰述的古人，他都“反复研读所写人物原著、古今重要研究著作及相关外围读物”。有论者论定为“学术质地的文学表达”“学者型作家”b，信非虚言。在庞大阅读量的基础上，夏立君以强大的理性和细腻的感性，对各类资料爬梳洗剔、体悟打量，将人物放置在大的历史脉络之下，挖掘人物与历史之间的深刻关系
3、，并时时观照实际上难以回避的生存现实。正是这种持之以恒地锥文心、锥真心、锥本心、锥慈悲之心，才有了时间的压力这部思想锥心的力作，展现了作家的大情怀、大视野、大精神和大境界。夏立君的历史人物散文后面，站着一个思想36百家评论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63 期者夏立君。这个思想者在历史面前是审慎而又敏锐的，他要从历史人物中得到某些启示或教训，而非浮光掠影、人云亦云，以历史作信马由缰的抒怀林场。他曾说，古人照应呵护他的生存，他们以稳定真实的面目朝向他，对之施以大恩，却不求一丝回报。c因此，理解传统养育出的杰出古人，回报滋养自己的传统，是夏立君写作历史人物的强大动力之一。夏立君坦言，对传统不应是膜
4、拜，亦不应是虚无，因为“有伟大的人，没有完美的人；有伟大的传统，没有完美的传统”d。正是在这一辩证认知下，他对我们民族自我来处的回溯与观望充满谨慎、警惕，他知人论世，更论世知人；借古观今，又以今识古。在时间的压力中，他对历史人物的感受、阐释与批判，既有情感温度，又有思想深度，将文学、历史与思想融为一体，时时检视、反省，力图对“传统的反弹让什么东西反弹，警惕什么东西会反弹”这一时代大课题，尽一己绵薄之力，可谓用心良苦。视野决定境界，境界决定情怀与深度。反复读时间的压力，不断地被作家敏锐的思想、饱满的文笔所打动，那些印象中早已固化的古人形象也发生着深刻而生动的变化，再也不是从前的模样。对霸权记忆与
5、标签式判断的惯性，能形成如此鲜明强烈的颠覆，我只能说，这些古人未曾经受过后人此等情怀的观照。一、历史人物与其生存时空深度复杂的关联人皆为一定时空环境里的人。夏立君笔下的古人，更是与其生存时空形成深度复杂关联。迥然不同的生存时空，造就了他们截然有异的命运。屈原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所谓“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士人在个人命运、前途的选择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然而屈原却始终不渝的热爱楚国，造次必于是，颠簸必于是，哪怕被诬陷迫害，乃至流放，依旧九死未悔。内在的绝望与委屈，外在楚国的分崩离析，皆化为苍茫无际又高度紧张的时空，影响着赤子屈原的人格表达与文学创作。与之相反，同一时期的商鞅与李斯却为前途和名
6、利计，毫不犹豫地入秦为相，辅佐迅速崛起的秦国称霸天下。司马迁与李陵皆生活在富于生机、野心勃勃的汉武帝时代。对内集权，对外征伐，是汉武帝力量的根源。一将功成万骨枯，伟大盛世的阴影遮掩不了无数将领、士兵的负重与呻吟，李陵家族便是其中最富悲情的一脉。李陵的叛变，却戏剧性地导致司马迁被阉割，看似偶然，因为有一个刚愎自用、多疑忌刻的专权者汉武帝统治天下，则是偶然中的必然。带着肉身与精神双重重创的司马迁，以超常心力突入历史与人性的纵深地带，完成史识卓越又义气深重的史记。后人对李陵的同情乃至喜欢，较大程度上也是司马迁抚哭叛徒情怀的濡染和发酵。身处汉末乱世的曹操，面临的是一个杀机重重、血光弥漫的荒原。曹操在弱
7、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前，曾长期深谋远虑、气吞山河。与异常险恶的现实疆场对应，曹操有一个苍茫广阔的精神疆场。生存时空里的凶险复杂，塑造了曹操张力非凡的人格与审美格局，呈现出诡谲、瑰异、苍茫、雄浑的多色谱气象。陶渊明身处魏晋乱世，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仍，门阀壁垒森严，士人的存在乃至生命几无保障。在此情景下，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语）e，不约而同地投入“生命审美”运动。陶渊明是生命审美的典型，他一次次退却，最终隐居于乡间田园。他宁愿“栖栖失群鸟”，在菊柳豆构筑的现实田园中，生长出一片精神疆域的“桃花源”，隔开昏暗世道对精神的戕害，最终以“孤生松”的人格独立形象，挺立在历史的风
8、雪中，不凋伤不变色。李白难以复制的个性，修辞表达上卓尔不群纵横捭阖的气象，正是根源于大唐盛世思想文化的开明。当其时，“尊儒、信佛、崇道并行不悖，37青年文学评论家一元政治容纳了多元文化及意识形态”f。另外，唐朝取士任官首重诗文之才，带着“诗稿”上路，成为唐士人普遍生存状态，反抗平庸、崇拜英雄，则是他们普遍的精神风貌。可以说，唐朝为士人提供了最大张扬个性的空间，正是这种氛围让李白得以完成文学史上的另类景观。夏完淳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之际，是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时值甲申国变，神州陆沉，儒学的教化，父师的激励，时代的磨难，促使夏完淳 17 岁就已参透生死关，慷慨就义，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灵魂可能有
9、的雄伟景象。有学者曾言，欲识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仅当知该文化中人如何生，而尤当知文化中人如何死。就“如何死”而言，明清之际尤为中国史上殉节现象最突出的时代，而夏完淳之慷慨就义则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对于当时士大夫所持守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至家族伦理都有所昭示。二、贴近史实与深挖人性的重新塑型时间的压力令人印象最为深刻，为之拍案叫绝的，是作家将书写持续定位在贴近史实与深挖人性这一层面上，为那些我们大多对之已印象固化板结的古人重新立传、重新塑型。这可以说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围绕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作者回溯历史，重返现场，对各种情境下人物的境遇心情，或者报以同情理
10、解，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或者予以严厉审视，如李斯、商鞅等，同时无一例外地将他们放置于大历史的背景下，打破霸权记忆与标签式判断，追问和求索历史线索与真相，助力读者以被重新塑形后的人物为凭借或参照，更好地评估价值，寻求意义。这无疑是时间的压力重要贡献之一。夏立君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评析与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历史的救赎，它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甚至遗忘的人，如李陵、夏完淳等人以眉目声音，再现他们的功绩与落寞；重新指认那些被历史遮蔽、掩盖并误解的人，如屈原、曹操、司马迁，拭去层层尘埃，还他们以本来面貌；重新走进那些被有意或无意定格简化了的人心，如李白、陶渊明等，还原他们矛盾纠结、悲伤喜
11、悦的丰富感受；重新评估那些曾被无限标举或压制的人，如李斯、商鞅，更立体地呈现他们挣扎的人性，及其后世影响。作者笔下的人物，或忠心耿耿、或朝秦暮楚，或意志坚定、或犹疑不决，或侠肝义胆、视死如归，或自私怯懦、虚伪残忍时间的压力生动再现了他们的方向与迷失、虚妄与真实、软弱与力量、绝望与希望，让我们在历史记忆愈加粗疏稀薄，历史意识愈加同质板结的今天，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命运的交关处，去思索这些逝去古人的的价值与影响，并追问文学与思想间历史性的内在关联。我们都知道屈原是我国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独立诗人，离骚犹如一堵坚壁耸立，以其爱国之拳拳，抒情之隽永，而流芳百世，受人敬仰。屈原之前，诗歌一直延续诗经
12、“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孔门诗教，不论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充满稷麦气息和人间烟火，情感质朴、少想象；屈原创立的屈赋楚辞，“形式上却与诗经迥异，随物赋形，句式、篇幅不拘长短，情感表现上亦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g。而这一切却根源于屈原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和无助绝望“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宫阙日远”。h在困于绝望深渊中，屈原迸发出的炽热的浓烈的爱国之情之所以格外令人动容，与历史时代背景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诸子颇以平天下为己任，天下重于国家，是他们的共识；朝秦暮楚，亦是他们的常态。当其时，以屈原的才华、识见和能力，离开楚国，前往任何其他国家，都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被迫害、被流
13、放，遭屈辱、遭险恶，屈原却屡次拒绝他国的诚请，选择留在楚国，与楚国同生共死，终生不离不弃。这一片赤诚，令人慨叹。屈原融合吸收以儒为主的诸子38百家评论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63 期思想，既好修求美、自高自贤，又称道尧舜、主张仁政，这一赤子人格决定了他终生自觉地守护楚国。正是有了这般浓烈的爱国情感，主张与奋斗又屡屡受挫，才有了离骚这样一部把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伟大作品；才有了旷达的渔父与执着的屈原两种道德精神的冲突与映照，和光同尘抑或反抗荒谬，也成为千古难辨的命题。以受宫刑为标志，司马迁的人生判然分为两截。出生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前半生博览群书、游历深广，虽学识超人，却
14、自觉把“亲媚于主上”当作人生至高追求，在盛世里小心翼翼地跑龙套。李陵事件后，司马迁为历史正义选择忍辱偷生。宫刑犹如一场精神淬火，使司马迁的内心掀起了反精神阉割的狂潮，匍匐的他站了起来，站立成了一心可对八荒的大丈夫。经过命运的残酷拨弄，司马迁满腔愤懑与痛苦，进入孤独、睥睨、拒绝的状态，意志却更坚定而顽强，他抛却现世荣辱，退却至幽深历史里，披荆执锐地拼搏在另一战场，发愤著史记。他确立了贯通古今、顶天立地的判断与正义担当，“以独持异见的勇气，冲破当代儒学神化的迷雾与羁绊，更冷静、更客观、更深入地解析历史和当代，最终以史笔洗刷了人生的奇耻大辱，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为中国史学、文学确立了一脉反阉割
15、、反柔懦的阳刚之气”。i这是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令人格外钦敬感佩之所在。与司马迁相反，为避免“厕中鼠”式命运，李斯主动精神阉割，投靠野蛮荒凉却雄心勃勃的秦国，并于此间冉冉升起。善用贿赂离间谋杀等计谋，助力嬴政一统天下；又通过焚书坑儒，筑就一条“舆论长城”。自此，“千古一相”的李斯，终于彻底摆脱了“厕中鼠”式沉沦下僚的卑贱命运。然而“物禁太盛”，此生归宿问题，又成为李斯挥之不去的噩梦。赵高利用他这一弱点，先迫使其参与篡改诏书、逼杀扶苏的阴谋，后腰斩李斯于咸阳。如明人李贽所论，李斯“是圣是魔，未可轻易评说”。从早期的谏逐客书，到后来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再到秦朝建立后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实现
16、“车同轨、书同文”李斯的远见卓识、政治才干和文化底蕴，都具备了成为圣者的潜能，然而最终他却以“恶魔”的面目出现。这已令人深思。而秦国这个强大的巨型绞肉机，以其强大的嗜血惯性，毫不犹豫地吞噬并毁灭这个曾经为之效力并最终消灭东方六国的驾驭者。此间呈现出反道德、反人性的冷酷，又不能不使人审视与反思体制之恶与人性之恶的相辅相成。如果说，司马迁让我们看到一个渺小的人是如何通过个体的隐忍、奋斗，与残酷的体制抗争，从而站立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李斯却让我们反思，一个人为着个人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如何催生着一个冰冷的体制的嗜血与残暴，又如何被这一体制反噬与毁灭。两相对比，令人唏嘘感叹。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陶渊明口碑载道，也将其定格为一个淡然超脱、自在无虞的存在。然而如果陶渊明从来就不在意功名，便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徘徊。直至四十二岁那年，他决意果断撤退，去活自己的“活”，活出他的理想和仁德。陶渊明自幼接受儒家的主流教育，渴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如祖父陶侃般建立一番功业；同时在佛老盛行的时代语境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他亦深受道家和佛家思想的熏陶。对于陶渊明来说，最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