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DOI：10.13766/j.bhsk.10082204.2023.0305“转译”实践中的“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机制研究卲艳梅，欧洋（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摘要：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高校“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高校为中心，包括国家或地方政府、产业企业、行业协会、其他国际国内合作院校等主体在内的“转译”实践过程。这种“转译”实践由当前各种人的因素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参与克服高校“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的困境，在协同合作的现实要求下，亟须从制度赋能、情境创设、主体整合等层面入手，探索出一种切实可行的优化高校“卡脖子”技术人才培育的模式。关键词：行动者
2、网络；“转译”；“卡脖子”技术困境；制度赋能；多元行动者中图分类号：D61;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204（2023）03002707CultivationMechanismofTalentsin“Bottleneck”TechnologiesinthePracticeof“Translation”SHAOYanmei，OUYang（SchoolofMarxism,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actor-networktheory,thecultiva
3、tionmodeloftalentsin“bottleneck”techno-logi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sessentiallya“translation”practicewithcollegesanduniversitiesasthecenterandthesubjectslikenationalorlocalgovernments,industrialenterprises,tradeassociations,andotherinternationalanddomesticcooperativeinstitutionsasthemembers.This
4、kindof“translation”practiceinvolvesvarioushumanand“non-human”factorstoovercomethedilemmainthecultivationoftalentsin“bottleneck”technologi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Undertherealisticrequirementsofcollaborativecooperation,itisurgenttoexploreapracticalandfeasiblemodeltooptimizethecultivationoftalentsi
5、n“bottleneck”technologi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fromtheaspectsofinstitutionalempowerment,situationcreation,andsubjectintegration.Keywords:actor-network；“translation”；dilemmaof“bottleneck”technology；institutionalempowerment；multipleactors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以专章的形式对教育发展、科技强国、人才培养进行了统筹安排和一体部署，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创新发展
6、的价值定位和引领目标，明确了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强国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要求。2023 年 1 月31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释了科技强国的新筹划、新布局：“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形成良性循环；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1参考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绿皮书路线图，当前中国主要存在 35 项“卡脖子”技术，涉及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精密仪器、工业软件等领域2。重点领域技术一般具有战略性、垄断性、复杂性特
7、收稿日期：2023030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ZX024）作者简介：卲艳梅（1978），女，内蒙古赤峰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第36卷第3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6No.32023年5月Journalof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ocialSciencesEdition)May2023征，既涉及复杂的知识结构和基础的技术理论，也涉及大量关键装备。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需要长期高投入、高协同的科研攻关，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如
8、何实现“从 0 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如何探索着力培养“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任务、新问题。习近平的讲话已经为问题解决的现实途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笔者尝试从西方社会学“转译”（translation）323实践的视角出发来进行具体实操性的理解和贯通，希冀在拓展理论维度的同时，依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关系型主体，探索一条切实可行、奋斗以成的“卡脖子”技术人才培养路径。一、“卡脖子”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的症结分析“卡脖子”困境，即由于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产品进出口限制、市场准入限制、技术封锁、专利壁垒、投资限制等，导致
9、一些关键的、重要的核心技术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也可能会进一步使中国的产业发展、技术发展、企业生存甚至国防安全都面临严峻挑战。“卡脖子”技术研判依据，如图 1 所示。“卡脖子”技术是在全球产品供应链中具有垄断性是是是在全球核心技术链中具有垄断性是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具有垄断性否产品技术性能具有被替代的可能性否否否否威胁产业经济和政治战略性安全可掌握可突破的技术图1“卡脖子”技术研判依据研判是否会陷入“卡脖子”困境，主要需要考察五个层面的因素，即是否威胁产业经济和政治战略性安全，产品技术性能是否具有被替代的可能性，供方是否垄断了原材料、零部件、制造产品的专利技术（即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中是否具有
10、垄断性），是否在全球产品供应链中具有垄断性，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核心技术链中是否具有垄断性。“卡脖子”技术往往是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的一个战略制高点，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同时，“卡脖子”技术攻克难度大，短期内很难实现技术突破。在科研领域，中国不断强调加强基础研究，但是视野开阔且具有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力、大兵团作战领导组织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少之又少。原始创新不多，且一些高新技术是要不了、买不了、讨不来的，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创建自主的科研队伍产出原始创新技术，才能有效解决被卡住脖子的风险。“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根除途径在于源头活水，人才始终是第一位的，高校的“卡脖子”
11、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就因投入大、见利周期长而存在现实瓶颈。首先，“卡脖子”技术领域人才培育门槛过高。高新技术行业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而且越是高新技术越复杂，涉及的中间环节也越多。仅以集成电路行业为例，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02021 年版）显示，2023 年前后，全行业人才需求规模将达到 76.65 万人左右，其中，设计业的需求为 28.83 万人、制造业的需求为28.27 万人、封装测试业的需求为 19.55 万人；从业人员结构中，设计业和制造业“前中端重”、封装测试业“后端轻”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且随着摩尔定律发展逐步放缓，中国封装测试业向附加值更高的高端封装
12、测试业转化，芯片测试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届时将进一步凸显4。以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款28 纳米片上系统为例，研发该系统需要组织几十位工程师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投入资金超过 2000 万元，还不包括研发人员上千万元的工资花费。而且芯片设计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未知和不确定性因素，需要不断纠偏、试错、论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有畏难情绪，留在行内的人数极少。高成本、高投入又很难吸引资金投入，由此造成了芯片行业发展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中国的许多芯片需要依赖进口，但是进口环境却又越发严峻。其次，当前相关课程体系缺乏贯通性。高新技术往往涉及各个前沿学科理论的交叉领域，需要精通工程系统的结构分解和算法建模，并且
13、使之与各个基础学科如物理学、材料学、数学、力学等实现高度融合。这种能力来源于对课程的深度学习，来源于理工科思维的运演能力，而当前相关课程设置又往往是速成式的机械灌输。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欠 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5月缺，导致一些学生很难形成大工程观或者全链式的技术应用能力；基础素养薄弱，导致一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过于单一，学生综合集成跨学科知识的能力无法得到训练，自我拓展能力不足，自然也就很难适应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迭代换新。再次，缺乏前沿技术实践性环节介入。高校现有教学内容多落后于产业发展的需求。部分教师自身工程实践经验不足，
14、多停留在书斋，对产业发展、市场需求和真实项目需求的认识不够深入，系统、专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培训也较为缺乏。高校的实验、实训和实践平台也多落后于产业领域的现有前沿技术，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自我拓展”的条件和空间也有待继续提升和加强。最后，高校需要加强与政府、企业组织、行业组织的合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共赢”的合作理念。各方作为独立主体，具有不同属性、不同价值体系和功能，如果每一方都追求“利己”独赢，合作方的“利他”行为就无法真正建立，各方之间促进资源流动与创新动力的有效联结也就不能建立，即使形成合作也无法有效持续，很难实现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的愿景将会更加遥不可及。综上所述，笔者尝试采用一种社会建
15、构论的视角，即构建一个整体的多元互动、互认共赢的多元主体网络，以高校为主要行动者，在克服自身关键症结的同时，兼顾各方，通过发现强制通行点和利益赋予，来推动多方行动者的价值共创。二、“转译”实践中的多元行动者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初由 Latour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提出。Latour 认为，通过利益相关化和各类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和渠道的建构，推动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调和与行动整合，形成和谐平等、共同参与目标实践的行动者网络，既是多元主体从分散到协作的动态过程，也是行动者自身内部的诸要素互动合作5。将该理论迁移至“卡脖子”技术困境突破领域，笔者获得了新的思路和视角：高校、产业、国家实现联合行动、协同发展，
16、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多元行动者找到利益平衡点以及在平等协商、多方动员之后，通过“转译”彼此的核心关切点建立多元行动者网络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行动者、网络和“转译”6。何为行动者？以教师、学生、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为代表的人类行动者在“卡脖子”技术创新中既是利益诉求者，也是成果检验者和规则制定者，在上述多元主体中，核心行动者是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的高校教师、学生。政府、企业、其他合作院校作为实践行动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具有属人意义的行动者与其他在物的意义上存在的非人类行动者建立联系，形成一种关系型存在。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人类行动者，在具有物的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要素（如技术制品、观念、政策等）的相互建构中，共同促进学生个人实践能力、高校人才培育能力、企业创收能力、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共同提升，最终形成高校、企业、政府各方共赢互认的项目成果。各行动者之间既是利益相关者，也是促进彼此更好发展的关系共同体。上述行动者网络蕴含的底层思维逻辑过程表现为：多元主体确定核心问题（呈现）制定强制通行点（各方利益相关化，兼顾彼此共同合作）征召（enrolment，指主要行动者高校把其他行动者吸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