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卷第期阿坝师范学院学报，年月 基金项目：年西南民族大学校级线下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应用人类学”（）。作者简介：胡冬雯，女，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四川成都）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马腾岳英美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之历史、争论与发展思想战线，（）潘天舒“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实践 基于英美经验的反思与启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周大鸣应用人类学与中国实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从华西学派的早期
2、学科史看中国人类学之特性胡冬雯 摘要：通过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的研究发现，英美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在建立之初就带了不同程度的应用色彩。在回顾这条学术脉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兴起与发展，并以华西学派早期发展史为例，指出学者们将“研究服务训练”相结合的实践就是将研究所得的知识转换为建立民族国家和现代生活的实践。基于此提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应用的底色，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特点。关键词：实践；应用人类学；华西学派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长久以来，人类学民族学在学理上秉持“价值相对”的传统，该研究传统虽然占据了学科主
3、流，但在参与社会文化变迁上显得局促。在通常的认知里，除了美国在年代成立应用人类学学会（），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应用人类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鲜有系统的应用人类学训练和应用人类学职业生态。国内语境中谈到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中的应用，话题往往会跟两个内容联系在一起。其一，人类学曾服务于殖民活动，被戏称为人类学的“黑历史”。其二，二战结束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写作 菊与刀，对日本人进行国民性格分析，影响了战后美国对日政策。这种认知跟国内学界目前对应用人类学的共识不强、相关研究较少不无关联。相关方面的专著极其有限，且大多将其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进行论述，典型的是石奕龙教授年写的 应用人类
4、学。期刊中有零星介绍西方国家应用人类学情况的文章，例如马腾岳的英美应用人类学与公共人类学之历史、争论与发展，潘天舒的“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实践，以及部分呼吁国内要发展应用人类学的论文，例如周大鸣的 应用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但总体来说，学科的应用性没有因此而形成学界乃至社会的共识。与此相对的是，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学生在各行各业日渐活跃，包括政府部分、商业机构的用户研发和市场调研机构，以及社会发展行业、社区营造部门、养老服务机构、新媒体等。面对这种局面，本文认为需要重新梳理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性。胡冬雯 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从华西学派的早期学科史看中国人类学之特性加德纳，刘易斯人类学、发展
5、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库珀人类学与人类学家：二十世纪的英国学派沈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仔细回溯学科的发展史，一直有一个应用面向潜藏在各个国家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脉络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学科建立之初就几乎完全是应用取向的，即为建立有效民族国家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事实上，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也有相似的经历。本文将先回顾不同国别学科发展中的应用传统，然后在此脉络中分析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应用面向。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建立之初肩负了应用的使命，也正是基于应用性，学者们才作出了中国理论的贡献。本文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应用性是人
6、类学民族学学科本身自带的属性，直面和接受这种属性，尝试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知识转换为实践的学科共识，有益于当下学科的发展，也有益于理论研究的提升，并构建人文社会学科的中国话语。一、学科的应用性：从英美到第三世界英美等是最先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的国家，由此奠定了学科理论和方法基础，产生了数量不菲的经典作品。在学科理论史的分类里，两国从古典进化论起步分别发展了各自的国别传统，共享了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同步，同时也各有特色。下文将分别分析英、美的情况，结尾处会简单介绍上述学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共性。如果以年爱德华泰勒（）组建牛津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为起点，可以把年至年之间，称做英国人类学的“殖民”时代。顾名思义，这一
7、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和国家殖民活动有关联，这种关联成为了学科应用性的一个起点。年，英国人类学家莱恩福克斯（）首次使用“应用人类学”的概念，理查德坦普尔（）从年开始强烈要求殖民地应用人类学的知识。年代到年代间，已经蜚声英国学界的马林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都分别宣传过人类学对殖民统治的益处。但亚当库珀（）也指出，因为人类学的应用工作涉及到土著社会的变迁，世纪 年代的功能学派主宰英国人类学，大多秉持文化价值相对的观点，认为部落文化在与外力接触时，特别容易腐化乃至瓦解，因此真正的学者应当反对任何变迁。但此时青年学者和女性学者为了在学术界生存，纷纷从事应用性的研究。例如马林诺夫斯基为非洲文化变迁研究
8、选择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位女性。因为缺少调查经费，人类学家们向殖民政府宣称其对殖民统治的益处，但在年代之前，人类学训练对殖民官员的影响微乎其微。年代英国殖民者决定不再单纯掠夺资源，要在经济和政治上系统“开发”非洲殖民地，人类学者才在殖民地的田野工作方面获得经费支持。典型代表是年罗德李文斯顿研究所（）成立，致力于“英属中非”研究，第一次让研究人员同殖民地官员有了相同的待遇。年英国政府公布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为了确保和增加殖民利益，注重殖民地的经济和福利，还提出提供每年约五十万英镑的研究经费。“殖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下文简称）随后得到上述福利法案的授权，支持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学科研究
9、。这带来了英国人类学职位的稳定增长，尤其是在与关系密切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尽管牛津大学一直主张应由学术机构和团体掌控学术研究，但其人类学学生的训练经费依然依赖。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在英国诞生之初，就存在了纯粹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分。此时，主要由年长的教职稳定的男性学者从事土著社会文化功能论的阿坝师范学院学报加德纳，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郝瑞中国人类学叙事的复苏与进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探讨，例如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也诞生了人类学
10、研究社会组织的重要理论，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青年学者与女性学者从事殖民地文化变迁的研究，指引殖民地的“发展与福利”。人类学还同时为殖民官员、传教士和旅行者提供民族志知识和田野技术训练。英国殖民时代人类学纯粹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二分滋养了后来美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殖民时代早期以及二战时期，美国人类学没有“纯粹”理论与应用的二分，而是应用研究主导的跨学科研究。世纪初期，美国人类学最完美的研究对象是本国土著，学者们致力于记录美国濒临灭亡的土著文化。从本质上说，这些工作大多是应用性的。从年代开始，政府就直接雇佣人类学家解决土著管理政策。印第安事务局为了研究印第安人获得土地后的定居自治，以及推动
11、经济复苏和社会管理，专门成立了应用人类学小组，在印第安重组法框架下研究解决方案。另一个方面，到年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致力于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模糊了纯粹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美国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随着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新的变化。年月在哈佛大学成立应用人类学学会，成员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乔治默多克（），威廉怀特（），格雷戈里贝特森（）等优秀人类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另一方面，为了处理美军占领区的管理工作，政府大量雇用人类学专业人士，使当时的人类学家参与到了与战争相关的研究工作中。这样，美国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开始就注重了跨学科的合
12、作，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整体性，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二战结束后，英美国家的人类学出现了严重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撕裂。英国因为受到帮助殖民活动的批评，更倾向于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美国得益于战后经济繁荣，学术研究机构资金充裕，纯粹的理论研究兴趣增长。同时在应用人类学组织的呼吁下，社会中出现大量面向人类学专业毕业生的非学术职位。与之不同的是欧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其人类学民族学从兴起以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应用”色彩，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这类国家大多在二战期间发展出本土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们聚焦于研究国家范围内人群，学术工作的主要议题是建立和强化现代民族国家，推动社会发展。尽管在此期间没有结构化的应
13、用人类学学科，但明显与英美国家不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将实用研究置于纯粹理论研究之上，例如苏联。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上，可以明显看出应用性的色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研究问题意识的产生是面对建立有效的现代国家，但仍旧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具备了自身的独特性，下文两个部分将通过回顾我国学科的早期发展史，尤其是华西学派的工作讨论这个独特性。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兴起与应用性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兴起于世纪初，在二战结束时已经有比较完整的学科状态，在受到了多个国外传统的影响中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的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到年代是
14、学科创立的关键时期，部分学者将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学民族学组作为标志性事件。在到年代胡冬雯 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从华西学派的早期学科史看中国人类学之特性杨清媚“燕京学派”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社会，（）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弗雷德曼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间，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以及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教会学校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组织系列社会调查。潘光旦、吴
15、文藻、杨、凌纯声、陶云逵、林惠祥等一批海外留学生陆续归来，将系统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带回国，在短期内推动了该学科的迅速成长。英国的功能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古典进化论学派、德奥传播学派以及法国社会学传统都分别影响了我国不同地区的高校。学者们在博采众长的同时也思考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典型地体现在社区研究方法的建立和发展上。吴文藻于年、年分别邀请派克和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演讲，之后与费孝通、李安宅等弟子发展了功能主义取向的社区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比较研究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并且试图发展基于中国整体的比较研究框架。吴文藻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核
16、心问题是“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推动社区研究方法可以了解整体的社会结构，为解决社会的各种病态问题提供切实的根据。尽管在具体的方法上，燕京学派的诸位学者有些许分歧，但在运用学科解决现实问题上，他们较为一致。例如费孝通先生在基于社区研究方法的作品江村经济中，直面中国经济生活变迁引起的问题，以开弦弓村为例为了解和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提供案例。年代欧美主导发展起来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只适合研究小规模无文字社会，而吴文藻、费孝通等探索社区的方法从整体上在理解中国社会方面走在了理论的前沿。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是以面向解决社会问题之实践为起点的。因此，本文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其发端初期，在面向社会实践的知识生产中，发展了研究大规模有文字社会的理论，兼具了应用和理论的双重任务。年代末期这种应用性又有了新的内容，即服务边疆，从华西坝学者群像中可以看到这个方面。三、研究、服务与训练“三位一体”的华西学派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高校科研机构迁往大西南，学者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边疆的情况，促使民族学、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合作，发展了边政学，“研究边疆，服务边疆”成了学科应用的核心问题。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