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264 期-34-SHANXI ARCHIVES名人档案中的身份与认同吴宝康的身份认同与中国档案学叙事的“本土化”*刘洋洋 闫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摘 要：吴宝康把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的档案事业、档案教育、档案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身份认同因而也紧紧围绕着它们构建与变化。从革命者到档案教育家，从“苏联经验”的践行者到中国化档案理论的构建者，从“经验型”档案学到“理论型”档案学体系的力行者，不论身份如何转变，吴宝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热忱始终不变。他这份深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他成为档案方法论“
2、本土化”的推行者、档案理论体系“本土化”的塑造者和档案实践“本土化”的倡导者，并终成一座被广泛认同与拥戴的“高山”。关键词：吴宝康；名人档案；身份认同；中国档案学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9652(2022)04-0034-0080 引言作为一名抗日战争时期涌现的杰出革命者，吴宝康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正确运用到推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之中；作为中国著名档案学家、档案教育家，吴宝康为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奠基性、开拓性的伟大贡献，为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构建与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史、科技
3、档案管理等研究领域躬耕不辍，始终不渝。从杰出的革命者到敬业的档案工作者，再到著名的档案教育家，吴宝康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记录在与他有关的人物档案中，这些与其相关的珍贵照片、信件、学术成果等原始记录可以划归至“名人档案”范畴，为研究吴宝康的身份转变与认同构建及其背后联结的中国档案学叙事的“本土化”、档案学的学科认同、中国档案学建设与发展等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中国知网（CNKI）以“吴宝康”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根据主题分布，可以发现学术界对吴宝康的现有研究均与档案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来看，关于吴宝康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学术思想、档案工作、档案教育、中国档案学、档案利用、档案学理论等，研究成果不乏
4、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如吴健、珊珊从吴宝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档案学的视角，对吴宝康的学术思想进行探讨。1陈贤华认为新中国档案教育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与吴宝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对其新中国档案教育贡献进行了系统梳理。2廖艳娟对各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吴宝康所做工作及成果进行综合评述，在理清时代发展脉络的同时系统梳理了吴宝康对中国档案学的卓越贡献。3但在可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主题中，暂未有从吴宝康人物档案出发专门研究吴宝康身份转变或学科认同与身份认同主题的文献。而吴宝康作为杰出*【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语境中的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批准号：19CTQ034）研究成果之一。【作
5、者简介】刘洋洋（1998-），女，汉族，福建光泽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学基础理论；闫静（1989-），女，汉族，河北乐亭人，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档案开放利用、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学基础理论ARCHIVAL BASIC THEORY-35-的革命者和著名的档案学家，其人及与其相关的名人档案不失为身份认同研究的典型范例。因此，本文将以吴宝康及其有关档案为研究对象，分析与吴宝康相关档案中呈现出的身份认同，以及中国档案学叙事的“本土化”过程，试回答“吴宝康的身份经历了哪些转变？又在他的相关档案中留下了什么线索？”“吴宝康的
6、身份认同与中国档案学的本土化叙事有何关系？”等问题，以期沿着吴宝康的生命轨迹，走向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历史与未来。1 身份转变：吴宝康人物全宗的关键线索1.1 从革命者到档案教育家在一定范围内知名的或在某一学科、领域、行业有过重大贡献，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得到社会和历史承认的知名人物可以称之为“名人。4与此相关的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能够反映名人生平、生活、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原始记录则可称之为“名人档案”。吴宝康不论是作为一位革命者，还是一名档案学家，他众多的身份类型与对应的贡献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可以使其称之为名人。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吴宝康评选为“19921993 年度国际名人”，
7、授予“20 世纪成就奖”等荣誉；美国传记研究所也将他评选为“五千个世界名人”“1993 年名人”“十年来最钦佩的名人”“1993 年世界名人”等，授予“世界终生成就奖”等荣誉。5因而与其相关的原始记录毋庸置疑地可归入名人档案的类别。翻阅吴宝康的相关档案不难发现，身为一名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是吴宝康众多身份的一抹底色，珍贵的革命经历也是他生命历程的重大转折点，他由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上海英商汇丰银行练习生转变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这层身份底色所赋予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也为其后来投身档案工作、档案教育、档案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吴宝康所写的我的回忆一
8、文中，他提到自己改名“宝康”的经历。1939 年，他从上海到无锡梅村参加革命后，向上级提出改名要求，意在参加革命后隐姓埋名，不让人知，以更好地融入普通群众，从此，他的名字由原名“吴庆荣”改为后来一直沿用的“吴宝康”。他回忆道：“我的名字确实发挥了通俗普通的作用，不是一个革命化、时代化的名字。我只希望自己只是广大群众中的一员，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工作，起一点普普通通的作用，为革命多做贡献。”对于后来参加革命使用的“孙心烈”这一笔名，他说：“我记得当年我在上海和下乡后，写文章都爱用孙心烈这个笔名，它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思想，我不喜欢锋芒毕露，慷慨激昂，而只求心似烈火，实实在在为革命做一些工作就是了
9、。”6“吴宝康”和“孙心烈”这两个名字（“吴”随父姓，“孙”随母姓），或多或少地蕴含着他所出身的家庭印记及其与父母祖辈的连接和微妙情感，也直接体现了他对自己当时的身份定位与认同，见证着他对自己的警醒与期许。吴宝康也在近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宣传、新闻报刊、调研、文书等工作经验，为其日后档案工作埋下了伏笔。1948 年 7 月，吴宝康由大众日报社研究部主任调任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主任，兼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秘书。1950 年 5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分开办公，华东局机关资料室撤销，改设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档案科，吴宝康任科长。同年 8 月，其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编辑研究科科长
10、，主编华东局机关刊物斗争。1951 年 5 月，吴宝康又升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分工主管档案工作。同年 7 月，吴宝康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档案室主任。这些身份转变是他正式接触档案工作、成为一名档案人的起点，也为其今后投身档案教育埋下深深的伏笔。从革命者到档案教育家，吴宝康历经不同的身份，却始终怀着不变的初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952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档案专业，培养档案干部。4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向全国发出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工作训练班招生的通知。7同年 10 月，已过
11、而立之年的吴宝康被组织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并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高等教育。11 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档案教研室，吴宝康任专修科档案班主任兼档案教研室主任，踏上建设中2022 年第 4 期 总第 264 期-36-SHANXI ARCHIVES国档案教育之路。8从此，吴宝康的身份正式从革命者转变为档案教育家，档案教育家这一身份是其前期革命者身份在新时期、新的人生经历中的延续与转型，二者虽有区别，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中国著名档案教育家，如沿着现存他与领导、同事、学生在各个时期的合照及其亲自编写的教材、撰写的著作、论文等名人档案全宗里的关键线索，可以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与
12、档案教育同呼吸、共命运，致力于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学教育。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从专修科档案班主任兼档案教研室主任到档案专修科主任，再到历史档案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和众多高校的兼职教授，他的身份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教育发展和院系调整变迁而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自己职责、使命、身份的清醒认同与躬身实践。哪怕因病住院也始终牵挂学院和师生，仍然坚持读报和收听新闻，计划着出院后要做的档案研究，同时希望师生在研究档案学时一定要端正学风，联系实际，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9在一次突发急病后，吴宝康自觉时日不多，带着未痊愈的身体，在疗养期间
13、就开始伏案写作，争分夺秒地把自己对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心得和认识整理成稿，最终写成了 30 万字的书稿，于 1982 年 10 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内用书出版发行 7000 册。退休后，吴宝康依旧致力于档案学理论研究，编写教材、撰写著作和论文，笔耕不辍，始终心系档案学及档案学教育的长远发展。中国著名档案学家、档案教育家陈兆祦曾评价吴宝康：“吴宝康教授开创了新中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事业、开创了中国现代档案学体系，使中国人民大学长期成为全国档案人才和师资的主要培育基地，始终引领中国档案教育和档案学研究的走向。”10不论身处什么岗位，属于什么身份，吴宝康“干一行，爱一行”的品质始终如一，他对所
14、从事工作的深深热爱和对所肩负身份和职责的清醒认同都使其作为中国杰出的革命者和著名的档案教育家当之无愧、流芳百世。1.2 从“苏联经验”的践行者到中国化档案理论的构建者吴宝康的档案思想是与其从事的档案工作、档案教育等经历和所负有的身份、职责，以及中国档案事业和学科发展紧密相连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的档案教育与档案学科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在时代发展大势与国家政策驱动下，学习苏联的经验成为当时档案工作、教育、学科建设的一大特色。1952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中央中共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专修科档案班，并聘请苏联档案专家姆 斯 谢列兹聂夫来中国任教，
15、调派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吴宝康担任专修科档案班班主任兼档案教研室主任，这是吴宝康接触苏联经验的开端。当时，作为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高等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吴宝康是坚定的“苏联经验”的践行者：他就像一条纽带，将苏联的优良经验源源不断地注入新中国档案的土壤。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他并不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在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理论的同时，注重考究中国与苏联档案学的异同特质，11以便探索出适合中国档案学的发展道路。例如，谢列兹聂夫在考察中国档案事业过程中提出在中国成立国家档案局的意见，吴宝康接受并分别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作了书面报告。在报
16、告中，他结合了谢列兹聂夫的意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目前我们在档案建设上的最主要、最中心的问题，就是首先成立中央的档案领导机关”12的具体建议。关于苏联的全宗（芬特）思想和立卷经验，吴宝康得出了适合中国档案工作情况的诠释芬特是一个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其全部工作活动中所形成的一切文件材料的总合。当整理一个芬特的时候，必须力求整理一个完整无缺的芬特。做立卷工作的人必须深刻地认识所谓案卷就是与某一问题或实物有联系的全部文件的组合；必须随时记着，保持文件之间的联系的原则。13他对苏联经验的选择性接受也为之后他对其他国家档案经验的批判性借鉴奠定了基础。例如，对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中国，他主张“在不贬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的意义的条件下，在今后我国的档案学研究中，应该更多地去研究、总结和提高我国档案学界自己产生形成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和文件运动周期理论。同时经常注意吸取国外的发展着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因素和新营养，为我所用。”14档案学基础理论ARCHIVAL BASIC THEORY-37-随着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和老一辈档案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档案学的理论体系逐渐走向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