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 2023年第2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一个长时段框架邹红军摘要：人类历史进程中相继产生了三种对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即文字、印刷术与数字技术。文字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其在瓦解宗教神权、克服知识的偶然性以及塑造人类原始思维与精神的同时，也加速了人类的遗忘以及关于存在本身的遮蔽，教育作为灵魂疗治的“技艺”建立在不断远离“原型”的偶然性之上。印刷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换方式，带来信息交换的几何级数增长。作为人类意识投射的先在性工具模板，其永久地确立了此在主体性激活以及时空意识塑形的“延异”关系，成为现代主体降临的发生学工具，推动了知识转
2、型的历史进程，加速了人力资本教育以及知识型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重构了现代性时空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在主体、知识、媒介以及时空等方面为教育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重新理解“数字土著”与人类教师，传统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加速了普遍性、具身性知识的消匿，强化知识碎片化、资本化与娱乐化倾向，教育亟需重建知识信任，关注具身认知。进入“泛媒介”时代，数字伦理缺失成为重要问题，亟须通过加强数字伦理学术研究、课程进校、文化创建等方式予以回应。此外，时空变革也为教育带来了机遇，如教育“圆性时间”的价值将不断凸显，家庭作为重要教育空间的重要性将与日突
3、出等。关键词：文字；印刷术；数字技术；教育中图分类号：G640;H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23）02-0047-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22年度青年项目“数字化时代的主体性危机与教育应对研究”（CAA220307）作者简介：邹红军，男，重庆奉节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桂子青年学者，中国科协科技智库青年人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哲学研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两种社会形态下产生了三种对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即“原子社会”中文字的发明与印刷术的发明，“比特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发明。但是，虽然国内外
4、诸多学者对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极大兴趣与热情，但是关于文字、印刷术以及计算机对教育的现象学本质一直未得到有效揭示。因此，本文的目的即在于运用技术现象学对文字、印刷术与数字技术的历史变迁与教育变革做一简单勾勒，并呈现其现象学意义。一、文字社会及其教育意蕴文字似乎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之一，但是这种熟悉中可能隐藏着某种“日用而不知”的陌生。人们关于文字的原初认识是通过神话表达的，埃及传说中的造字者是智慧神托特（Thot，又译作忒伍特）。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作品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被视为文字的始创者。相传罗马时代墨丘利（Mercury）造字。在犹太人传说48
5、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中，22个字母自然是出自上帝之手。在穆斯林文学里有安拉（Allh）先用白珍珠制成刻字板，然后造一支长五百年走不到头的巨笔的传说。1中国古代也不乏圣人造字说。庄子胠箧篇中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2。周易系辞（下）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3。说文解字第十五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4我国古代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当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所谓神话色彩也就是具有某种先天
6、的命定形式，仓颉、伏羲都是超越于凡人的集智慧、勇气、远见于一身的“天命之子”。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文字起源不同，古希腊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带有更多的悲观主义色彩。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苏格拉底（Socrates）对文字起源的看法是从托特神话开始的：在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一带，曾有某个古老的神正是他第一个发明了数目、计算、几何和天文，还发明了跳棋和掷骰子，尤其还有文字。再说，当时整个埃及的王是塔穆斯忒伍特去见塔穆斯，展示他发明的诸般技艺，说得让这些东西传给其他埃及人当说到文字时，忒伍特说：“大王，这个是学识哦，会促使埃及人更智慧，回忆力更好。因此，这项发明是增强回忆和智慧的药。”塔穆斯则说:
7、“极有技艺的忒伍特啊由于忽略了回忆，文字会给学过文字的人的灵魂带来遗忘。何况，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发明这药不是为了回忆，而是为了记忆。你让学习者得到的是关于智慧的意见，而非智慧的真实。毕竟，由于你发明文字，学习的人脱离教诲，听了许多东西，以为自己认识许多东西，其实对许多东西毫无认识，结果很难相处，因为他们成了显得有智慧的人，而非真的是智慧的人。5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托特发明了文字，但他是如何发明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的是，塔穆斯或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态度是明确的。在苏格拉底看来，那些认为留下文字就留下知识以及接受文字就认为其确凿可靠的
8、人“都太傻了”，所有城邦中那些“最有权力、最有威严的人物都耻于写讲辞，耻于留下自己的文字”6。苏格拉底对文字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文字不是帮助人们记忆，而是使人们善忘。其二，文字给学生们的“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其三，文字与图画一样，只是对事物的“死的模仿”，并不具有与作者对话的能力。进一步说，人们从文字那里并不能知道比文字更多的东西。7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logos）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思想、言说与文字。在苏格拉底那里，文字是最为次等的逻各斯，其丧失了语言的“人格感化”功能，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表达。不难看出，这里已然孕育了西方语言学的语言“三分法”，比如，德里达（Jacq
9、ues Derrida）便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文字的批判主义传统，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拥有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而其特殊形式即言语中心。基于言语中心的哲学思境，“言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8。但是，正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指出的，写作所带来的是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9，它欺骗大众，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语言、思想以及意义的“暴虐”。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同样认为，写作意味着非本质的东西，“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是与健全理性的发展背道而驰的”10。这种关于文字的病理学分析同样被法国当代哲学家斯蒂格勒（B
10、ernard Stiegler）注意到，在斯蒂格勒那里，文字作为一种人类的生存“义肢”，在对人的先天性生命缺陷给予增补的同时，也会造成对人的意义囚困，因为一旦人的生存离不开文字，这种增补性的本末位序就翻转为主奴辩证法逻辑，人的生命形式外在化为文字，人从此受制于文字。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文字起源都带有二重性，表现为文字对于存在（最为直接的是语言）的破坏与建构、解蔽与遮蔽并存。不过东西方在处理文字的药理学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关于文字的起源更多带有开化万民的崇高性意义，49 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而古希腊智者却对文字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神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
11、文字提供了某种原初意义的先行到场，但却无法为我们认识文字提供科学意义上的事实依据，也不能成为我们理解文字意义的所有可能。因此，有必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文字的起源作出一番解释。根据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来看，文字最初是由符号演变而来，称为符号文字。当然，这些符号文字并不是成熟意义上的文字，而只是一种文字性符号，其功能在于记录事件，比如宗教祭祀、狩猎获得。早期符号文字的一般载体为陶器，但是陶器主要出土于具有权贵身份的人们的墓葬中，其重要性大致相当于较后的青铜器11，是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这就意味着，早期文字是上层阶级自我标榜与说明的工具。原始的图画文字是广大群众自发地创造的，是比较粗糙和幼稚的，作为记
12、录语言的工具是很不完善很不准确的，经过史官的采集、挑选、整理、加工之后，才形成比较系统成熟的文字体系。12而史官的前身是巫师，古代巫师往往是由具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广博知识的人担任，他们以知识、声望、权力取信于人，为重大活动或事件确立合法性依据。在占卜过程中，巫师不仅创造了古代文字，而且是最为权威的阐释者，此外他们还会从事文字的采集、挑选、整理、加工等工作，因而也就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垄断者，也是人类原始思维与精神的塑造者。总体而言，文字的起源先后经历了实物记事、结绳记事、刻划记事、图画记事、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或方块字几个阶段。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13、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发明。罗杰斯（Henry Rogers）13认为，文字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文字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进行交流；其二，文字能够弥补人类记忆的不足；其三，文字使现代生活更便利；其四，文字强化了社会公平。无论罗氏的观点是否足够有力，比如文字是否强化了社会公平便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字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石破天惊”的发明，具有“天为雨粟，夜为鬼哭，龙乃潜藏”的震撼。它意味着人对于自然生存状态的偏离，“顺天从命”由此被改写，人走上了“自我发明”的技术性书写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万物已有的生存秩序，无疑意味着“主体性的诞生”与人类文明进步。从发生学视
14、角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字都起源于“神人”创举，这其实意味着古代先民朴素的哲学意识，即对于事物起源的原始追问。正是这样的意识萌芽，促使人们的思维逐渐摆脱“实物记事”转向符号化阶段，虽然早期符号依然具有很强的具象化特点，但它无疑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文字作为语言的外化形式，其产生本身意味着人类理性的逐步获致，人类借由文字通灵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解释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喜恶直觉与感性阶段，转而向内在理性寻求答案。正是由于抽象性思维的萌芽与发展，人们能够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创造符号，并借助符号将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技能以及知识储存、积累起来，并有意识地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促
15、进人类文化保存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这表明人类机能的完善，当人类理性意识的获取转向意识外在化阶段时，可以借助于外在化工具模板保存、传递人类群体记忆，而不再依赖于有限遗传机能，以及多变、健忘的人类记忆，人类的存在或者说人类的生命自此在自身之外，这就开启了斯蒂格勒所说的后种系生成（piphylogenesis）阶段，文化社会意义上的人便具有了自我发明的前提与可能，同时内蕴可能的生成机制，即人与物之间的“延异”人与物的相互对象化，尤其是人的对象化。同时，文字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东西方宗教与政治长期性的拮抗共存关系，宗教权力式微也就意味着君主王权的日益增强。当文字将宗教拉下神坛时，君权转而利用文字构筑
16、起坚固的权力城堡。也就是说，文字虽然起源于原始先民朴素粗糙的理性意识，但却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使用文字，其在诞生之初，便被打上深刻的阶级烙印，文字成为极少巫史人员、高级贵族及其子弟才有权学习和使用的“专利品”，“文字被蒙上一层神圣的光圈”14，可谓文不下庶民。尽管早期文字不可避免地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并为少数人取得特权搭建了通道，从而巩固了阶级统治，但是，这种“少数人的文字”对人50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类文明的意义依然重大，它保存了人类生产生活经验、打开了人类文明新的空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也为学校教育的起源、发展准备了条件。二、印刷社会及其教育革新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神圣的艺术”、世界“文明之母”。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15，印刷主要表现在学术领域。培根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被反复强调，马克思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视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印刷术成为新教的革命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6麦克卢汉在其研究“印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