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民互动与农村居民福利*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周 彩1，李博文2，吴一平1（1.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摘要：积极推进政民互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强保障,但较少有研究揭示在何种条件下政民互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改善居民福利。文章利用 2016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民互动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政民互动渠道的畅通拉近了基层政权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并有助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其次,政民互动的三个阶段均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居民主观福
2、利,其中在事中互动环节,村干部关于公共政策信息的解读对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民互动和居民福利的关系,其中程序公平在政民互动与居民主观福利改善间的调节作用高于清廉感知和精准帮扶。文章结论对于实现农村居民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关键词：政民互动；农村居民福利；结构方程模型中图分类号：D63；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3）02006415DOI:10.16538/ki.jfe.20221116.403一、引言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而加
3、强政民互动对于加强政民关系、增加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022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依托政务新媒体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应紧贴群众需求，畅通互动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政民信息互动被认为是加强问责制、达成公允决策或共识、提高对政府的信任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一种策略（Lindholm 和 Stevanovic，2022）。政府为公众参与政策决策和政府绩效评估提供更多机会或渠道，这可以作为提高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信心的一个重要战略（王诗宗和杨帆，2018）。基层政府拓宽信息互动渠道可能有助于改善公众对公共政策或服务的
4、理解和认知，进而提高居民福利。在乡村治理中，政民互动实际上是一种博弈。良好的政民互动平台可以将基层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博弈转化为合作。通过政民互动，一方面，基层政府将政策信息提供给居民，便于居民及收稿日期：2022-08-3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17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和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2020110529）；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CXJJ-2021-347）作者简介：周彩（1992），女，湖北仙桃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博文（1987）（通讯作者），男，河南禹州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吴一平（1977），
5、男，安徽合肥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 49 卷 第 2 期财经研究Vol.49 No.22023 年 2 月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Feb.2023 64 时掌握政策实施的最新动态，这可以为居民营造一个信息畅通和政策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居民可以利用政策信息实现个体利益最优化，进而增进其福利水平。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乡镇政府是农村改革试验的行政主体，也是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一级政府，政民互动也相对更为普遍，这一情境为考察政民互动的福利效应提供了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于政民互动的关注与财政透明度研究相似，两者均是为了提高
6、工作透明度。对于本文研究目的而言，政民互动作为研究对象更具适用性。首先，财政透明度研究主要关注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程度，侧重于静态分析（马文涛和张朋，2020），而政民互动反映了一个从单向公开到双向互动的动态演进过程。其次，就公开内容而言，财政透明度为行政机关在职责履行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预算信息公开程度，不一定与居民利益相关。而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政民互动内容均与村民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最后，就公开方式和程序而言，与个体生产、生活或科研等特殊需求相关的财政预算信息需向行政机关申请才能公开，而在村落政民互动中，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按制度规定应随时公布。因而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政民互
7、动更能发挥出约束村级干部行为和改善村民福利的作用。本文基于 2016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探讨了乡镇政府拓宽信息互动渠道的意愿及其与村庄居民的互动行为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福利（收入、幸福感、满意度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政民互动渠道的畅通拉近了基层政权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并有助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其次，政民互动的三个阶段均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居民主观福利，其中在事中互动环节，村干部关于公共政策信息的解读对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民互动和居民福利增进的关系，其中程序公平在政民互动与居民主观福利改善间的调节作用高于清廉感知和精准帮扶。与
8、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既有关于政民互动影响的文献主要基于个别案例或特定情境（王学军和王子琦，2017；沙勇忠等，2019），其结论的实效性值得商榷。在政民互动较为频繁的乡村中，大多数居民并不主要依赖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乡镇政府进行互动，而更多基于面对面互动。尽管考察政民间信息互动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在既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考察了政民间信息互动的福利效应，这是对相关文献的一个拓展。第二，本文区分和量化了政民互动环节，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考察了不同环节的政民互动对居民客观和主观福利的影响。沙勇忠等（2019）、侯利文和文军（2022）研究了村
9、务信息公开的影响，但是使用的研究方法无法直接测量潜在变量指标，如政民互动、居民福利等，也不能较好地处理多指标测度的问题，降低测量误差。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不仅区分和量化了政民互动环节，而且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直观地比较各潜变量或机制变量的差异，还可以考察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间接效应。第三，本文识别并比较了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在政民互动改善居民福利过程中的重要性，为更好发挥政民间信息互动的服务作用提供了政策参考。政民互动对于增进居民福利的重要作用已有诸多讨论，但是在改善居民福利的机制方面却缺乏进一步探讨。一方面，政民互动是政策信息接收、需求表达和监督反馈相互作用的结果（Amirkhanya
10、n 和 Lambright，2017）。较少有研究揭示在何种条件下，政民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农村居民改善福利，而这对于政民周 彩、李博文、吴一平：政民互动与农村居民福利 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从 2012 年的 23.7%跃升至 2018 年的 38.4%，但这一普及水平仍然较低。这一制约条件使得在中国农村地区基于互联网的政民互动不太频繁。65 互动策略的优化调整和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依据信息互动内容，居民会基于对自身收益和成本的评估来决定其参与行为（Laenen，2020），但这一行为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居民福利尚缺乏经验证据。
11、本文通过对政民互动经济效应的检验，发现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民互动和居民福利增进的关系，同时对于理解政民互动的内涵和农村居民福利改善的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节是数据和方法，第四节报告了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启示。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政民互动与居民福利政民互动通常被视为村干部与村民关于行政决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行政预算事项、投资项目等进行互动与交流，这样乡镇政府可以满足居民的合理需求，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村级组织将信息进行公开，并不意味着公众已经了解和掌
12、握这些信息，因而如何将单向信息公开转化为双向信息互动尤为重要。本文拓展的地方在于：第一，综合考虑了政民间从单向信息公开到双向信息互动的演进过程；第二，区分和比较了不同阶段的政民互动所产生的福利差异。本文聚焦于三个阶段的政民互动流程：（1）事前互动，具体为村民的信息接收与村干部对公民需求的了解程度；（2）事中互动，具体为村民对于公共政策相关内容的询问与村干部的回应和解读程度；（3）事后互动，具体为村民提出反馈意见或投诉的便利度。本文将政民互动划分为这三个流程，不仅可以凸显不同阶段互动过程的重要性，而且更加细致地考察它们在改善居民福利中的不同作用。首先，对于事前互动而言，获取村务信息是居民互动的前
13、提。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公民对官员所作所为的了解是有限的。因而，提高公民获取和理解政府运作信息的知情权，如行政程序、计划、预算细节等（侯利文和文军，2022），可以约束和督促政府为居民谋福利。在事前互动环节，本文主要关注村级干部愿意披露的政策信息、允许村民的访问深度以及对村民问题响应的关注程度等（毛丹，2009）。事前互动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村级互动程度越高，表明该组织越愿意让公民监督其绩效。允许村民监督组织的行动和决定，可能会改善和增进组织服务质量，进而改善居民福利。例如，乡镇政府可以公布公共收支信息并发布公告鼓励村民参与讨论，通过广泛
14、搜集和获取村民意见来寻求解决方案，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或公共政策施行效率，从而改善村落整体福利水平。第二，村级组织鼓励村民参与公共政策相关话题的讨论，这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收入预期和生活满意度。对于地方管理者而言，了解居民需求并充分利用他们的反馈更有可能改善居民福利水平（Campbell 和Lambright，2016）。本文认为，在事前互动阶段，通过搜集村民意见和积极了解村民需求的村干部更有可能提升组织整体绩效，进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其次，基层政府在提供信息和服务供给方面已有成效，但在搭建双向互动机制方面则略显不足（刘贞晔，2016）。对于事中互动而言，本文强调村干部与村民间的双向互动，即村干
15、部对村民的需求作出及时回应或解读的程度。事中互动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村庄内区域邻近和利益相关特性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关于村务信息的持续互动成为可能，这些互动允许村民表达他们对村务相关话题的疑惑。例如，村干部可以依据村民需求向他们传达有关公共政策等话题的额外信息，村民便可以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优化的经济活动，其生活、就业满意度等主观福利水平也会相应提升。第二，村干部向村民群体传达 2023 年第 2 期 66 和解读村务信息可以产生教育效果，这有助于增进村民对于组织政策、村务或未来计划等相关重要问题的理解（Gastil 和 Levine，2005）。例如，
16、村干部可以告知村民政策施行中所面临的挑战、限制或法律要求以及改进计划等，这些互动行为可以为村民未来经济活动提供行动指南，规避资产损失和改善经营效率，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最后，参与理论提出，公民可以对行政官员的决策提出质疑，因为这一举措有助于推进组织目标的改进（Fung，2006）。对于事后互动而言，使村民的政策评估渠道保持畅通尤为重要。然而，村民对村干部的态度转变仍需要村干部积极地回应和采取相应的举措。虽然，村民对政策结果的情绪表达渠道会受到多重阻碍，但是，真正与村民分享一定程度决策权的村干部实际上可能会采取行动，将村民的反馈纳入政策改进中。以往文献表明，当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得到明确解释并且反馈渠道较为便捷时，村民可以提供建设性意见和评价（Gastil 和 Levine，2005）。因而，村干部通过微信、互联网、走访等多种方式为村民提供反馈渠道。一方面，这能降低因政策失误带来的村民福利损失；另一方面，这可以帮助村干部发现新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公共损失，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综上所述，由于互动时序和强度差异，三个阶段的政民互动可能对居民福利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一，事前互动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