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稿日期：2022-06-1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作者简介：闫丽（1994），女，甘肃省兰州市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学术史和丝绸之路研究。敦煌研究DUNHUANGRESEARCHNO.1.2023TOTAL1972023年第1期（总第197期）夏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兼论西北科学考古之肇始闫丽（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杭州310063）内容摘要：19431945年，夏鼐受“中央研究院”委派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他在考古发掘、田野记载和文物保存方面利用科学的方法，是中国学者在西北地区的首次科学考
2、古发掘活动。考察期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地方民情，夏鼐屡次有效解决，极大地推动考察团顺利进行。考察所获汉简、碑刻、随葬品等文物为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关键词：夏鼐；西北科学考察团；科学发掘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1-0149-10Xia Nai and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Plus a Discussion on the Beginning of Scientific Archaeologyin Northwest ChinaYAN li（Institute of H
3、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63,Zhejiang）Abstract：In 1943-1945,Xia Nai was appointed to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group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by the Academia Sinica.Professor Xias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s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field documentation and the con-serva
4、tion of cultural relics mark the first 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undertake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northwest China.During the expedition,Xia Nai effectively reacted to problems caused by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conditions,greatly facilitating the progress o
5、f the expedition.The artifacts obtained during the expedition,which includedHan dynasty slips,stele inscriptions and funerary objects,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are of greatvalue even today.Keywords：Xia Nai;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scientific archaeological ex
6、cavations149DOI:10.13584/ki.issn1000-4106.2023.01.002夏鼐（19101985），字作铭，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学习，1934年在清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先后供职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0年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先后主持多起重大考古发掘活动，发表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临洮寺洼山发掘记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 等文章，并出版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中国文明
7、的起源等著作，在史前考古、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著名的考古学家、中西交通史学家，夏鼐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20世纪40年代，他参加了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一年半，主要对甘肃境内的遗址进行调查发掘。该团考察地域范围广，从兰州至敦煌；所考察的遗址时间跨度大，自史前至隋唐。关于发掘过程和细节，除夏鼐日记的相关记述外，考察团成员也有相关著文，此不赘述。关于考察团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较多成果，但很少涉及夏鼐与西北科学考察团。因此本文重点从学术史角度出发，探析夏鼐与考察团的关系。这对于了解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推进史前
8、考古、中西交通史、敦煌学、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皆有重要价值。一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成立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西北作为大后方，各界掀起一股“到西北去”“开发西北”的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考察团体前往西北进行历史文化、地质地理、森林植被、矿产资源的考察。傅斯年基于民族自尊心，一直希望以科学方法考察西北，并找到新资料加以研究，以期夺回东方学的主导权。1928年，他在筹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未来工作蓝图时就表示对西北研究的热忱。但此地区早年经过国内外探险家和团队的盗挖，傅斯年对还能获得文物的数量及质量并没有太大把握。他认为只有在时间、经费、人
9、力充裕时，考察才能有所成就。因此，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派出时，他在给西北史地考察团团长辛树帜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说道：“敦煌初步考查西人走之已熟，煌煌巨制，学人共喻。今兹之行，弟等感觉必须稍有所得，若汉简及汉唐遗物能有特殊发现，始免贻笑他人。若仍系试探性质，则西籍具在，展卷可当卧游，何必舍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躺哉。”1。又表示若经济未得到改善，此组或许应该取消。抗战时期，史语所经费拮据，他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事是撰写安阳殷墟发掘报告。所以在给叶企孙的另一封信中说：“石、劳之行，必一无成绩（所云报告由敝所出版，亦一句话耳，盖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过程，考察团成员著作有阎文儒河西考
10、古简报（上），载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2期（1986年阎文儒将此文内容做了扩充，并以原名分上下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和1987年第1期；阎文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载历史与考古1946年第1期。“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蕃（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
11、一分，1928年，第9页。）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是“中央研究院”参与的第一次西北考察。考察团历史考古组成员有向达、劳榦和石璋如。1928年起，史语所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殷墟发掘上，1937年抗战爆发被迫中断。9年间殷墟发掘总计15次。150根本在科学上不能有所得也）”1948-949。但在西北史地考察团结束后，向达、石璋如、劳榦在石窟寺和简牍方面大有收获。向达认为西北考古工作大有可为，1942年11月26日，当他还在敦煌考察时就致信朱家骅说：“今日组织考察团在西北工作一二年之一般考察，借明各地大势固属切要之举
12、，唯如对于各种问题欲为精深之研究以冀获一可信之结论，则非在河西筹设一永久性质之工作站不可。”之后他又告诉好友曾昭燏：“西北工作，绝非旅行式之考察所可尽，非设一工作站作长期工作不可。”2。同年向达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3，主张在河西选择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工作站，对西北的古城废址、长城遗迹、古墓葬群进行详细发掘勘测。这个建议使傅斯年对设立西北工作站的想法信心大增。1943年1月15日，在组织第二次西北考察（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他致信朱家骅表示：“就目下情形言，若能将西北科学考察团改为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将其并入，似更方便”。同年2月2日，李济就傅斯年对此事的态度复信向
13、达：“（一）于敦煌现在情形得一详尽之纪录；（二）于西北工作站之组织设备及工作节目得一具体之建议，此两事已在大函中得到极圆满之答复矣。”并就考察经费作了说明：“孟真先生与弟同具下列意见：本年度西北考察团之十万元全作历史考古用，由兄负责支配，建设西北工作站详细计划请兄拟定博物院筹备处本年度预算成立后，除拨史前考古费外，若尚有余款，可优先拨用作补充西北工作站经费。”西北工作站原为“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办理，1943年2月28日，向达致曾昭燏信表明：“近得汤锡予先生函，谓北大有与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设立历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2392但最终因抗战期间交通不便、经费不足等原因，不能支持长期工作，
14、以三家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短期考察替代西北工作站。二夏鼐西北科学考察之始末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人选几经变更，但对夏鼐的推荐却始终如一。向达在1942年11月26日给朱家骅的信中表示：“唯工作站之设立有相当之人才而无充分之经费，无米之炊亦难有成”。可见此时他仅担忧经费问题，对于考察人选已经胸有成竹。同年12月在给曾昭燏的信中他说“若得作民兄与足下来此，则诚妙选矣”，直就此次考察所获，向达撰写了西征小记敦煌艺术概论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劳榦撰写两关遗址考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居延汉简考证补正。石璋如撰写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陕西耀县的碑林与石窟陕西长武县出土造像记关中考古调查
15、报告敦煌千佛洞遗碑及其相关的石窟考河南浚县刘庄的汉墓等文；同时他在著作莫高窟形中，公布了考察期间莫高窟诸窟的测绘资料和拍摄图像，在石窟寺考古上具有重要价值。向达致朱家骅信，1942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139（4）。此据笔者于2021年1月11日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抄录所得，以下有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未标明出处的资料皆为笔者抄录。傅斯年致朱家骅信，1943年1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2148。李济致向达信，1943年2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139（4）。李济致向达信，1943年2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
16、：三九三-139（4）。向达致朱家骅信，1942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139（4）。向达1942年11月26日致朱家骅的信中说：“至于人才，则研究院济济多士，历史考古人类学诸门经寅恪、孟真、济之、思永、彦堂、俊一、纯声诸先生之倡导、熏陶，后来不少髦俊如夏作民、曾昭燏、吴禹铭诸君在历史考古诸方面学有专长，皆可独当一面，在惊沙大漠中一试身手，初不必局囿于西南一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三九三-139（4）。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97页。151接表达他想让夏鼐和曾昭燏主持西北工作的想法。之后，曾昭燏回信或许因其在“中博院”的工作无暇顾及而推辞。1943年1月向达复信时提出“私意作民（夏鼐）如能同石君璋如来此，正式作有系统之发掘，绝不至于毫无所得。”2388向达与夏鼐相识于英国留学时期，每谈及夏鼐，向达都赞不绝口，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道：“作民不唯于考古学出色当行，即于史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各部门，亦有相当修养。若再能在西北驰驱一二十年，自可开一代风气”2394-395。夏鼐在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经纬仪测量法、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