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稿日期：；修回日期：作者简介：杨亚平（），女，湖南湘乡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陈凯（），男，四川西昌人，通讯作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数字经济、企业经济。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外外商商直直接接投投资资与与东东道道国国企企业业数数字字化化转转型型 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杨亚平，陈 凯（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摘要：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 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 能够促进东道
2、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 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企业；数
3、字化转型风险；企业决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浪潮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转型风险。麦肯锡研究报告称，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仅为；埃森哲和中国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认为，年中国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仅占。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高昂的转型成本，已有研究证明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因此企业需要权衡数字化转型的收益和风险。作为数
4、字化发展的关键主体，企业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提高应对数字化转型风险的能力，解决“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成为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技术在企业中推广应用的初期，外商直接投资（，）被认为是企业获取技术溢出、提高管理能力、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手段，也对互联网技术在企业内运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中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各项前沿技术不断涌现，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稳居世界前列。在数据要素越发重要与科技环（双月刊）年第 期（总第 期）DOI:10.13269/ki.ier.2023.01.006境加速变革的背景下研究 能否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企业摆脱数字化转
5、型困境，还有助于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利用 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的背景下，中国仍是全球外资企业投资选址青睐之地。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连续 年保持全球第二大外资引入国地位。外资作为重要市场力量，已被证明会对东道国的市场主体产生影响，但 将如何影响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个直接明了的问题。首先，有助于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加快新技术在企业间的传递和应用速度。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深度运用，以及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并列成为企业组织生产的关键投入要素为
6、特征的。数字化企业的生产模式、组织结构和价值源泉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受到 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企业层面表现出哪些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作用路径有哪些？这些问题需要利用微观数据展开综合研究。目前，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较少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但“要么僵化，要么进化”的现实状况倒逼企业走上数字化转型之路。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主体，外资作为企业性质之一与数字化转型决策可能存在关联。研究 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研究将 理论引入数字经济研究框架，率先揭示了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是对 研究在
7、数字时代的拓展，也是对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第二，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关注以外资为代表的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因素如何影响数字化转型，并结合企业效率、战略决策质量、资金约束分析 改变企业条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有利于企业主动统筹资源，增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可控性。第三，本研究关注企业面临的数字化转型风险，在验证企业存在数字化转型风险的同时，分析了 通过缓解数字化转型风险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渠道，为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第四，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使用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明确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联系，并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不同的数字化转型
8、方向和外商控制权三个角度讨论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作用，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角度。本文的结论将为数字化转型决策主体提供一定参考。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一）文献综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变革自身经营管理模式、核心业务流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当前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新趋势。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例如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加速企业间知识溢出提高企业生产率，通过提高专利回报率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推进电气化进程助力企业低碳发展。然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也会面临内部控制风险、外部治理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但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关注相对较
9、少。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现有研究认为供应链金融、政府税收优惠、自贸区设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开放等宏观或中观因素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企业自身。首先，企业管理特征对数字化转型决策有重要影响；其次，企业对可用资源的整合与协调是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所以，关注企业自身可控因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企业自主能动性应对数字化变革潮流。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一直是经济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不仅可以弥补东道国资金缺口，还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或技术溢出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进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东道国价值链地位，甚至能够改善东道国职工劳动收入分配
10、。在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发现 能够推动企 杨亚平，陈 凯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创新，改善企业的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加企业绩效。作为企业重要特征，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作为重要的企业战略决策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 可能存在关联。首先，有助于东道国企业通过技术溢出提高生产效率。外资进入会使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企业间重新配置，从而提升 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有利于企业集中资源投入数字化转型当中，加快数字化发展进程。其次，相对于普通企业，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聘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工人、拥有更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优势将有助于企业应对转型难题，提高数字化转
11、型成功率。尽管目前 研究文献已相当丰富，但尚缺乏详细讨论 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的文献，所以本文将 理论引入企业数字化发展背景是对当前 和数字经济研究文献的有效补充。（二）理论假说 效率机制高效率企业能更好地统筹协调企业资源禀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绩效等效率指标均与数字化转型存在正向关联，提高企业效率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作用之一。因此，拥有较高效率的企业更具数字化转型条件。被认为是改善企业效率的重要手段。首先，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为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企业员工数字化技能，在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也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效率基础。其次，外资企业更可能融
12、入国际数字化体系。能给企业带来国际数字化技术、数字技术平台、数字化转型经验等，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便利。企业通过 对海外技术的获取进一步提高了自身技术实力，同时也增强了创新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效率保障。作为企业提高效率的重要渠道，在数字化转型前便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效率基础，使其更具数字化转型的条件。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说：提高了企业效率，使企业更具数字化发展优势，进而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机制企业数字化是管理层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历时长、牵涉部门和人员多，需要强有力的战略决策层和执行团队。一个高质量的管理团队拥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在数字化背景下更能把握住社会发展趋势
13、，及时做出顺应科技变革的决策，因此企业的管理团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企业管理能力具有提升作用：一方面，外资方在国际贸易、投资中积累了大量且先进的企业发展理念。在拥有外资的企业中，外资方管理者更侧重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外资方具备国际视野的发展战略制定有助于东道国企业提高战略制定水平，从而制定顺应数字化潮流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能对东道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起到培训作用，这可以提高企业管理者的资源管理调配能力、战略定力和集中领导能力。面对数字化转型困境，具备领导力的管理者更可能带领企业坚定数字化转型方向，提高数字化转型成功率。对企业发展战略制定能力和管理者领导力的提升，能够更好地发
14、挥企业管理层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舵手作用，为企业数字化发展找准前进方向，统筹企业资源，坚定员工数字化转型信心，缓解数字化转型过程带来的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说：使企业管理层面对数字化转型趋势时拥有更强的决策和统筹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约束缓解机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项目资金购买信息技术设备、聘用数字化人才、培训员工数字化技能，高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是造成企业“不敢转”的主要因素。企业吸引外资是弥补资金缺口、扩充数字化转型专用资金的重要方式：首先，通过资本注入增加企业数字化转型专用资金、扩大数字化发展规模，缓解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压力；其次，企业常被金融机构
15、视为风险低和 信誉高的优质客户，这降低了金融资源与 企业之间的供求信息不对称，使 企业更易得到国内金融资本支持，缓解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导致的资金短缺。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和转型成果获取之间存在较长的过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金流的长期占用可能是造成数字化转型风险大、失败率高的主要原因，而 能够较好地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资金问题，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说：为企业提供更多数字化转型资金，缓解了数字化转型资金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较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持续推进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加数字化资产、引进专门的技术人员、变革生产和运行方式
16、、重塑业务或商业模式，颠覆性的变革加剧了企业风险。数字化转型风险是技术风险、战略决策风险、组织协调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和业务调整风险等多方面风险的综合。数字化转型风险是企业面临的客观问题，也是导致企数字化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数字化转型风险的降低将会极大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和成功率。前文分析认为 能够给企业提供企业效率、战略决策、管理经验以及资金储备等多方面的支持，这为应对数字化转型风险奠定了技术基础、战略决策基础和组织协调基础，因此，相较于本土企业，企业在应对数字化转型风险时具有巨大优势。此外，企业更强的人才竞争力使得企业缩短了寻求和培养数字化人才的时间，企业更强的产品竞争力也有助于企业在应对业务模式调整风险时具备更强韧性。因此，企业可能拥有更强的数字化转型风险应对能力，在此提出本文第四个假说：使企业具备更强的数字化转型风险应对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三、模型、变量和数据来源（一）回归模型设定为验证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本文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对控制不同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模型设定如下：（）其中，表示企业 在第 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是企业 在第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