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年 第期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邱静 内容提要在数字时代，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更加明显，价值观实践的外溢性特点更加突出，体现在网络空间主权与网络空间自由化、多边主义与多利益相关方、网络内容管理与网络言论自由、数据安全管理与数据自由流动、公共数字管理与个人权利保护、数字发展权与数字人格权等方面。中美价值观竞争呈现若干形式，如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和推广、指责对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以价值观名义采取遏制对方技术发展的措施、形成国际技术联盟、影响国际规则制定。中美价值观竞争有其理念根源和政治经济根源。美国的领先数字实力、政治安全危机感增强、中国显著上升的数字竞争力对美国国际领先地
2、位构成威胁、中国数字技术运用提供替代技术模式，使得美国不断挑起价值观竞争。价值观竞争为美国获取道德权力、违反国际规则、采取遏制中国的措施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如技术保护主义成为常态，国家阵营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以价值观名义采取的政治经济对抗措施加大地缘政治风险、阻碍全球经济恢复和发展，等等。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价值观竞争中美竞争数字治理数字威权主义技术保护主义邱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编审。（邮编：）感谢 国际政治研究 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国家实力一般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
3、、军事实力等，软实力则主要指制度、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力。多年来，美国不仅在硬实力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以西方价值观引领世界舆论和制度建设。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美国逐渐忌惮和敌视中国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政府不断强调中美的价值观差异，导致中美价值观竞争逐渐升级。价值观是基于感官经验对事物进行认知、辨别和判断而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包括很多方面，如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以及伦理价值观。人类文明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不同文明因素逐渐促成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潮。意识形态也指对事物的理解和认知，源于社会而存在，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联系的观念、观点和概
4、念的总和。本文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两词混用，不做专门区分。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个特定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制定；意识形态可使相关利益合理化，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判定。行为体的价值观念偏好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国家间的身份政治兼具差异属性与工具属性，是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常成为国家维护利益与权力优势的工具。进入数字时代后，主要大国在数字领域发展迅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竞争。美国根据数字时代特点与不同价值观发展方向，在中美价值观竞争中进行新的理论建设和现实进攻，价值观竞争呈现新的动向和特点，例如，
5、美国给中国等国家贴上“数字威权主义”标签。中国则加强数字领域法律制度建设，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李蕾、滕锐：东西方人权价值观比较：“年中欧人权研讨会”综述，人权 年第期，第 页。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兼与俞吾金等同志商榷，哲学研究 年第期，第 页。，“：，”，；刘建飞：意缘政治的现实及发展趋势，太平洋学报 年第期，第 页。，“，”，；王正毅：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研究 年第期，第 页。姚璐、邢亚杰：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政治：内涵、运行逻辑与互动困境，国际政治研究 年第期，第 页。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从网络空间、网络治理发展到数字空间、数字治理。可以说，
6、数字空间的范围更大，是以互联网和其他网络设施为基础，进一步涵盖了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社交媒体等不同层面的空间。因此，数字治理的范畴更大，包括网络治理、数据治理、平台治理、数字技术治理等各个方面。不断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并与其他国家扩大数字合作，有力反击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操作。由于价值观在国际竞争中日益重要，亟需分析数字时代价值观竞争的特点和趋势，以更好地认知大国竞争的时代脉搏。基于目前关于数字时代价值观竞争的文章较少，本文致力于分析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的态势，主要从价值观竞争的理念差异、竞争表现形式、竞争的理念根源和政治经济根源以及竞争带来的主要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一、数字时代
7、中美价值观竞争的理念差异 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价值观上的障碍。但自 年起，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断提出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在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期，价值观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但是并未阻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的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和对抗。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特朗普政府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明确表示“不会把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但也提出“本届政府有信心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利益以及支撑它们的基本原则”。拜登上台后，延续了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态势。拜登政府在国际上倡导和推广美式价值观，积极组建“民主同盟”，在国际社会排挤和孤立中国
8、。美国践行价值观外交策略，导致中美价值观竞争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同时，随着数字时代来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认知，影响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国博弈的内容和形式。其中，由于网络空间、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不断融合，现实世界中的价值观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与国家安全和个人权利紧密结合，使得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异有所放大。中美在数字领域的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其中的价值观竞争则成为两国分歧和冲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数字时代，中美的价值观竞争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点，曾经出现以及仍旧存在的理念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
9、个方面。一是网络空间主权和网络空间公域化、自由化。中国是网络空间主权的主要倡导者，也是率先提出“主权概念”的国家。年月，国务院新闻办公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 ，“，”，室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状况 首次提出“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提出“应当尊重网络主权”。网络主权是一国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包括国家对内自主发展和管理网络事务、对外防御本国网络受到外来侵袭。而美国曾主张网络空间公域化，即网络空间与国际水域、外层空间等一起构成了全球基础设施，可被归为“全球公域”，并且认为网络空间是全人类活动的自由空间，拒绝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不
10、断融合、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以及网络议题不断延展，单纯由技术社群管理网络已经无法应对各类问题，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的报告也提到网络主权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认同网络主权原则，认为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拥有主权。然而，中美对于在网络领域如何适用国际法持不同看法，尤其是在网络主权原则的具体适用上仍然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介入网络事务的程度、如何管理网络内容和维持网络的全球联通性。二是多边主义与“多利益相关方”。基于网络主权的理念，中国等国家认为，全球网络治理应当采取政府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即各国政府参与并主导网络治理议题，反对由少数国家的私营部门发挥主导作用。虽然这
11、种模式不排斥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但前提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政府作为各利益方的代表发布政令和制定政策，因此，在决策中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等级式管理。而美国主张的“多利益相关方”则是最初由技术社群推广的治理实践，指私营部门、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等利益相关方之间平等协作，不存在中央权威，是一种自下而上、包容性的组织和决策模式。自 年以来，“多利益相关方”与“多边主义”就是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议题。由于“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比较适应网络的技术性、开放性等特点，同时不排斥政府参与，而且随着网络议题逐渐多元化，这种模式明确在处理不同议题时的主导方有所不同，如技术议题由技术社群、私营主体
12、主导，而经济、安全、人权等议题则由政府主导。所以，年后，“多利益相关方”逐渐得到了 国际政治研究 年 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年月，：，。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年 月，：，。，“，”，：，“，”，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成为网络治理的主流理念。中国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国际网络治理，但始终强调政府在多数议题上的主导作用，防范美国利用国际私营机构掌控网络议题、谋取国家利益的行为。三是网络内容管理与网络言论自由。网络内容管理是践行网络主权的行为，其宗旨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保证网络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如不能违背宪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危害国家安全。中国制定了相关的法
13、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如 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和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则认为中国审查网络内容限制了言论自由，是“威权主义”政治的体现，主张公众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文字信息和视听内容。年，美国的 电信法 禁止在线网站和服务因其用户的活动而被起诉，因此美国政府审查或删除网页的权力相对有限，不过，美国也开始加重数字平台的责任。例如，年，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 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网络性交易法，这项新法规为包含性交易相关内容的网站和平台规定了法律责任。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都有规范言论的服务政策，例如，特朗普曾遭推特、脸书等平台禁
14、言。年月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参议院以 票对 票通过了众议院第 号法案，该法案涉及审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数字表达”。虽然此法案于 年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暂停执行，但一些州很可能还会制定类似法规以规范社交平台言论。四是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自由流动。中国注重数据安全，也促进数据利用和流动。中国于 年制定 网络安全法，年又出台 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侧重于对数据实行分级分类保护，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要求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当按照规定对其数据处理活动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年月出台了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明确数据处理者在某些情况下向境外提供数据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同时，中国于 年签署 大阪数字经济
15、宣言，回应了其中“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的倡议；参加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协定明确要求除维护合法公共政策、基本安全利益等特殊原因数字时代中美价值观竞争透视“多利益相关方”是一种路径或方法，而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在技术层面，“多利益相关方”表现为私营机构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在公共政策领域，“多利益相关方”则是政府、私营机构、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如 平台；在经济、安全领域，“多利益相关方”则突出表现为政府占绝对的领导地位。参见郎平：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与博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外，各方不得阻止业务数据和信息跨境传输。这些表明中国认同
16、在维护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自由流动的立场。但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措施严格管控数据流动，实行数据本地化，并且政府能大量获取数据，不利于个人数据保护。美国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没有做出限制数据流动的一般性规定，而且，在国际协定中强调成员方不应针对数据流动施加任意或者歧视性限制，主张禁止采用数据本地化条款，保证企业不需要在当地设立或者购买数字基础设施。然而，美国实际上采用了较为隐蔽的方式来保障国家安全，主要通过其他规范来维护数据安全，如采取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加强数据管理。五是公共数字管理和个人权利保护。中国提倡运用数字技术来有效提高公共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例如，一些城市在公园、广场、马路市场等重点区域安装智能监控设备，以自动识别占道经营、道路垃圾等常见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共机构有效利用大数据追踪感染人群，有效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由于运用数字技术加强城市管理有利于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这也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智慧城市”定义较为符合，即技术密集型的城市具有高效的公共服务应当归功于数以千计的互联设备实时收集的信息。而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