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调查 J.4):99-108.基于四川省Y镇的田野李雪萍，吕明视角下包村系与行为三农”问题研究2023年第4 期求宝“关系人”视角下包村干部运作的情境、关系与行为基于四川省Y镇的田野调查李雪萍，吕明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 3 0 0 7 9)摘要：驻村干部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施的一种工作机制。科层环境与乡土环境的重叠构成了包村干部特殊的工作情境，即双重情境。在此情境中，包村干部与村庄建构了两种关系：基于科层治理形成的工具理性关系，表现出非人格化与结果导向的特征；基于简约治理形成的情感理性关系，呈现出人格化与过程导向的特点。包村干部以利益诱导与捆绑为主的利益连带行为，及以讲
2、情面与公私转化为策略的情感连带行为维系着其与村庄建构的关系。关键词：乡村治理；驻村干部制度；包村干部；关系人；科层治理；简约治理；工具治理；情感连带行为中图分类号：D63;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7-8 4 8 7(2 0 2 3)0 4-0 0 9 9-1 0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向村庄下派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一项有效工作机制。驻村干部制度是指由各级党委政府自上而下向乡村派驻干部的一种工作方式，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党和国家对农村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驻村干部制度经历了革命、运动和帮扶三个时期 2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改革时期，国家利用驻村干部制
3、度组织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3 ；新中国成立后，驻村干部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方针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驻村干部继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角色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收稿日期：2 0 2 3-0 4-2 5作者简介：李雪萍（1 9 6 6 一），女，四川雅安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吕明月（1 9 9 5 一），女，山东淄博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002023年第4 期指出，要全面落实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包乡走村、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包村联户、村干部经常户的走访制度，以提升乡村治
4、理效能。驻村干部制度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 4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时期出现了两种类型的驻村干部，即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工作队式驻村干部和乡镇下派的驻村干部。前者具有跨层级的特点，其对农村工作的指导、帮助和扶持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后者具有非跨层级的特点，其能不断提升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使国家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 5 。既有研究多将二者笼统称为驻村干部、挂职干部、联村干部等，并没有区分二者在制度设置、责任权限和运行逻辑等方面的不同。本文把乡镇党委下派的旨在负责村庄工作的干部称为包村干部，区别于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工作队式驻村干部。包村干部即是本
5、文的研究对象目前，学界关于包村干部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包村干部渐趋文书化和官僚化，他们从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村干部演变为远离村庄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现代公务员1 6 。包村干部的工作方式从“下乡”转变为“坐班”，主要通过电话、手机与村干部沟通或者招呼村干部直接到乡镇接受包村干部所分配的工作 6 。另一种观点认为，包村干部是不同于村级组织行政化的一种乡镇治理模式 7 ；乡镇通过干部下沉，以包村包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地带，从而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 8 ,表现出简约治理的特性9。事实上，包村干部处于乡镇与村落社会的接点位置，其
6、具体运作可以被理解为科层治理和简约治理之间的互动。基于此，本文试图探析包村干部在此特殊位置上是如何运作的？其形成了何种关系与行为？结构洞理论为分析包村干部的运作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工具。罗纳德S.伯特(Ronald S.Burt)认为，在社会网络中某些个体之间存在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社会网络整体看好像其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若想跨越结构洞则需要搭桥才能促进两侧信息的交流1 0 1 9-4 5。占据结构洞的个人或组织拥有信息、资源和关系优势，这部分个人或组织就是一个群体通往另一个群体的“关系人”,其遵循从单一情境到互动的运作路径。但是，包村干部的运作又与“关系人”从单一情境到互动有所不同，
7、本文试图借助包村干部的运作，了解双重情境或者情境重叠状态下的“关系人 何以运作。本文的案例材料来自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Y镇。Y镇现有5 个行政村、1 个社区居委会，共5 6个村民小组，2.0 6 万常住人口。2 0 2 0 年，德阳市实行新一轮合乡并镇、合村并组之后，Y镇在全市各项工作中经常排名倒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Y镇根据党委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数量，组建了6 支包村工作组，分别负责下辖的5 个行政村和1 个社区。包村工作组由包村领导、包村组长和其他包村组员组成。包村领导是镇党委班子成员，包村组长由乡镇中层干部担任，其他组员是一般工作人员。二、“关系人”的双重属性及分析框架“关系人”概念来自伯
8、特的结构洞理论，本意指将两个无联结关系行动者联系起来的人或组织。学者们将“关系人”研究由互动推进到情境，在“情境一互动”路径下形成了两种研究面向，即“结构一关系”面向和“过程一关系”面向。“关系人”遵循从单一情境到互动的运作路径，相对忽视101关系人系与行为了双重情境或情境重叠状态下的“关系人”何以运作。（一）由互动到情境-一“关系人”的双重属性社会网络学派侧重于分析“关系人”的互动属性。互动属性强调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优越位置以及将社会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模式 1 1 。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从互动频率、情感密度、信任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将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9、通过对美国人的求职研究发现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用 2 1-2 5。伯特(Ronald Burt)在弱关系假设的基础上指出，弱关系可以为“关系人”带来信息优势，从而使其在网络结构中占据中心位置 1 0 。“关系人 由此成为结构洞两侧行动者的信息桥梁。但边燕杰等在对求职研究中却得出与格氏截然相反的结论，发现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更能给求职者带来好工作 1 3 1 2 6。无论是弱关系还是强关系都强调通过人际关系给行动者带来各种竞争优势。波多尼(JoelM.Podolny）和拜伦(James N.Baron)认为，既有研究多关注竞争优势，忽视了行动者所处的组织地位，而正是这一地位赋予行动者各种关系 1 4
10、。波多尼和拜伦的这一观点表明，社会网络学派的研究更多是从功利性角度阐释如何利用网络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而忽视了“关系人”所处的情境。后来的学术研究更加关注“关系人”所处的“情境”。“关系人”处于多维空间中，受制于多重规则。翟学伟认为，相同地理位置中的持久性交往是中国人结成关系的首要原则，人们之间的亲密性不一定是通过频繁交往达成的，而是靠事实上生活于同一空间的定义达成的 1 5 。托马斯（Wil-liamIsaac Thomas）的“情境”概念也描述了社会因素或社会环境对人们社会行动的制约。加芬克尔(HaroldGarfinkel)认为，行动是在场景中组织而成的，任何行动都处于一个场景之中
11、1 6 1 1。孙立平通过分析基层干部在华北地区收粮事件中的行为表现，认为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制度和规则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情境，行动者在此情境中进行互动。在组织结构中，“关系人”资源和信息的获取与其所处的情境有关。“关系人”不仅可以通过人际互动获得信息和资源等优势，还可以通过考虑结构中涉及的人、事及后果，依赖和运用结构中的多重关系展开互动 1 7 ,从而兼具互动与情境双重属性。（二）“关系人”的运作：“情境一互动”路径作为“关系人”的两个分析属性，情境和互动是相互关联而非孤立存在的。“关系人”的运作遵循由情境向互动传导的路径。具体有两种研究面向，即“结构一关系”面向和“过程一关系”面向。从结构进人
12、关系，再由关系聚焦行动者的“结构一关系”研究面向。在此分析逻辑下,形成了工具论和角色论两种观点。工具论强调行动者可以通过“关系人”跳出已有的圈子，获取接触异质信息的机会。杨张博等认为，社会网络的作用机制在于行动者可以接触并利用网络中其他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以此获得优势 1 8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通过“人托人 的方式，以一个或多个中间人的委托或介绍获得人学机会或者工作机会 1 9 。工具论关注“关系人”在间接关系中的功能，而忽视了其在维系特定结构中的角色。角色论认为“关系人”在特定情境中建构起一定的角色。郑进在对越南媳妇的研究中发现，越南媳妇是联结现有关系网络和原有关系网络的“关系人”,其进
13、人中国之后，成为了拓展传统通婚空间的婚姻中介 2 0 1 。从特定事件出发思考社会关系问题的“过程一关系”研究面向。这一分析面向关注情境变动给行动者带来的关系与行为变化。高旸在对社区防疫的研究中发现，社区生活情境由生活转向防疫后，部分社区居民成为临时志愿者 2 1 8 5,是连接居民与社区的“关系人”。精英返乡后的生活1022023年第4 期求宝情境由城市转为农村，其作为村庄带头人成为连接农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人”。虽然这部分研究关注到由情境变动而产生的“关系人”运作，但对“关系人”的研究仍处于单一情境中，而未考虑双重情境、多重情境甚至情境重叠等情况（三）“关系人”运作的具化：情境重叠
14、与互动虽然既有研究揭示了“关系人”从情境向互动的运作过程，但其视野多限定在单一情境中的运作过程，对“关系人”运作的具体路径的认识存在一定模糊性。我们可以将既有“关系人运作的“情境一互动”路径进一步明晰。情境变动使“关系人”所处的情境发生了重叠。情境重叠是指一个情境里的人、信息或准则渗人到另一个情境中 2 2。这一概念来自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社会情境结构分析。在不同情境下，由于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知不同，因而其所进行的自我表演也不同 2 3 。基于此，本文将“关系人”概念拓展为将两个无联结关系、有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的行动者联系起来的人或组织。“关系人”的“情境变动一情境重叠一
15、互动”的运作路径可以用来解释包村干部的运作特征。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结合点的基层政权组织通过一系列非科层化治理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了其承上启下的治理功能。包村干部是基层政府践行群众路线的一种治理机制，科层环境与乡土环境的重叠构成了包村干部所处的情境。科层环境与乡土环境的交织，使包村干部的关系建构既要遵从科层治理的逻辑，又要符合简约治理的要求。一定的社会行为会巩固某种关系，是行动主体之间建构关系的具体过程。包村干部通过连带行为维系着自身所建构的关系。连带行为指包村干部为了让村级组织、村干部及村民配合其工作，而将各种行为附带在利益、情感等因素中，从而达
16、成乡村治理有效。综上，情境与互动是分析包村干部运作的两个维度。科层环境与乡土环境的重叠是包村干部运作的情境因素。互动包括关系建构和行为选择两个方面。三、情理交融：包村干部运作的双重情境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根“针”，不仅串联起上级政权的千条“线”，且深深扎根在中国乡村大地，其特性由乡村社会塑造9 。包村干部作为乡镇政府和村庄的纽带，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串联的职责，既要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政治任务，其治理行为又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处于情理交融的双重情境之中（一）包村工作：乡镇干部的情境变动包村工作使乡镇干部的工作情境发生了变动。乡镇干部在包村之前，几乎完全处于科层环境之中。乡镇干部在包村之后，既要从事乡镇本职工作，又要兼顾所包村庄的工作，处于本职工作与乡土工作叠加的环境中。从Y镇党建办公室工作人员QSC的经历可以考察包村干部所处情境的变动。QSC是Y镇党建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玉村的一名包村干部。2 0 2 1 年7 月，QSC来到Y镇党建办公室工作，此时尚未加人玉村包村工作组。在办公室，QSC主要是负责收发文件、筹备会务、撰写新闻稿以及其他后勤工作。QSC与村(社区)的交流仅限于通知相关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