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摘要】“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早期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
2、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邱雨诗（南开大学 天津 3 0 0 3 5 0）理论前沿南方论刊2 0 2 3年第 8期“主义”是一个外来词汇，据历史学家王汎森考证，该词最早应是从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引入，近代中国常用“主义”来表达思潮、思想、观念、主张、方法、世界观等。细察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历程不难发现，“主义”一词从一个普通外来词汇，逐渐“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等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及生活世界中的形形色色，轻轻罩上一层纱，或染上一缕颜色。”1 并随着国情局势逐渐成为能够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大力量。“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一次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
3、久不衰，恰恰在于它的实践性与人民性，而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看，任何新思想的引入往往为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所最先接受，这似乎与最广大群众和客观社会现实发生了断裂，这种矛盾迫切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突破现实的迷雾，走出书斋，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缘起1 9 世纪末 2 0 世纪初，封建传统价值体系在西方列强一次次侵华中摇摇欲坠，封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出现危机。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大众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新的转变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作为胡适实用主义思想重要来源的杜
4、威博士开始了他的两年访华宣讲之旅，他的主张迎合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日趋激进的社会氛围。以上种种都在无形中酝酿着近代中国一场不同凡响的思想碰撞。（一）传统文化价值的危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近代以儒学为思想支撑的传统文化，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百家争鸣的发端、独尊儒术的确立到宋明理学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实现了与政治形态的完美融合。事实上，看似繁荣的文化价值体系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形成了内部的危机。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一大批有为青年的觉醒，他们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中华民族腐朽落后的根源是封建传统文化的结论，传统文化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呼唤着一种适应时代转换与突破的新模式，当社会层面的种种矛盾都
5、最终反映在文化层面上时，突破束缚构建新文化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众多报刊社团的宣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马克思主义最初也只是作为其中一种社会思潮被引入中国的，当时归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流派繁多，正如时人潘公展所说：“报章杂志底下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2 事实上，此阵营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连以王揖唐为代表的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反动政团都要借社会主义的名号来假装时髦。这时的青年
6、面对形形色色的新思潮，还未能够辨明究竟哪些利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不知该接受哪种主义，往往忽略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仅限纸上的空谈。（二）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转变与杜威实用主义的盛行当十月革命这一讯息通过西方媒体辗转发行在中国人的报刊民国日报上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人了解十月革命的开端。而此时的中国报刊报道国外新闻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媒体，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初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是片面甚至多以负面为主的，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思想渐变过程。最早向十月革命表示欢迎的中国人除了李大钊，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代表。当李大钊、罗家伦在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
7、 今日世界之新潮等文章中表达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歌颂时，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对 B o l s h e v i s m有了好感。十月革命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外交后，资本主义的野心最终打破了国民们的幻想，而此时的新俄国突然宣布废除与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77新俄国产生了好感与好奇。五四运动前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大量传入中国，信仰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实用主义”（p r a g m a t i s m）学说，杜威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介绍人当属蔡元培和黄炎培，“1 9 1 2 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
8、育总长时，他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3 黄炎培在此后也开始了推介“杜威实用主义”，“大约在 1 9 1 3 年 8 月，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 教育思想。”4 他在文章 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里说：“实用主义 今俨然成为吾国教育上一名词矣。”5 经过蔡、黄二位学者宣介，“实用主义”开始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反响。五四运动前夜，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开始了他的两年访华之旅，在这两年里他走遍河北、浙江、广东等十一省，作了许多针对中国国情和社会问题的演讲，酝酿了一场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热潮。二、“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影响这场论战持续时间不长，参与人数不多，但不同学派从正侧面对马克思主
9、义者产生的影响和点化，达到了多层面形成合力助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效果，在理论方面辨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有效科学的传播。（一）引导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径其一，这场论争发生在思想活跃的五四前后，胡适以其实验主义派的高度敏锐度较早感知到了当时学界空谈各种“好听的主义”而忽略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考察的弊病。胡适的几篇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其实并不反对谈主义，而是反对文人学者在引入各种外来主义时非但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反而不加甄别、一味滥用的做法，呼吁知识分子在引入“主义”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考虑与中国现
10、实国情的结合。其二，从影响来看，胡适创造性的呼吁的确引起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鸣与重视，他们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吸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重视对具体实际问题的考察。李大钊在 再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 再论）中表达了今后对实际问题重视的决心：“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6 论战过后，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走出书斋，在研究宣传学理的同时，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持以辩证态度。其三，“问题与主义”之争使先进
11、知识分子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树立了问题与主义并重的观念，从辩证法的角度处理这一对关系，达到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和谐发展，“不脱离实际问题去抽象地谈论主义，也不离开主义而陷入问题丛中迷失方向。”7 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就已经初步形成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8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以现实问题为土壤扎根的，现实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源泉，在马恩生活的年代，无论是著作的创作还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现，都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实现的。（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首先，“问题
12、与主义”之争中的双方对科学主义的倡导与弘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营造了有利的气氛。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随后进行传播，除了理论适应了中国的现实国情需要，具备解剖复杂社会现象从而全面把握整体脉络的功能，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科学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出发去把握客观规律、解决现实问题。无论是胡适还是李大钊，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价值体系出发从而对科学产生信仰和追求，使得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会因其科学性而产生好感，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环境。其次，在论争中冒牌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受到批判，知识分子初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它们的界限，
13、对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产生积极意义。在再论中李大钊做了一个比喻，将混杂在社会主义中的各种冒牌主义比作“杂草毒草”，他表示，不能因为掺杂了这些就把善良的花草一并收拾了，正是由于论争中双方对冒牌主义的批判，使人们在今后接触到各种新思潮的同时具备了独立思考、辨别真伪的能力，推动先进分子进一步思考究竟何种主义利于中国。最后，在论争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意识到了系统全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开始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理论上还未成熟，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没有全面理解，但是已经开始了运用理论进行考察。经过这场论争，李大钊的理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再论
14、中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表明了他开始了运用理论武器的尝试。此外，他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 5、6 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学说以及劳动价值说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新阶段。正是借着这场在知识界引起轰动的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澄清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空前扩大。（三）帮助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新道路一方面，论战之前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思潮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一大批先进分子正是在论战的影响
15、下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陈独秀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陈独秀在 1 9 2 0 年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并不出众，可当他在复刊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政治一文时，就已经明确把自己规定为个共产主义者，并采取行动迅速与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分析社会现实的尝试。石川祯浩认为：“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9 无论早期先进分子最早接受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他们88都能从理论之中找到行动的工具，此后，李、陈纷纷开始了投入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组建党的早期组织，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尝试，在
16、李、陈的影响以及新思潮的洗礼下，以蔡和森、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进步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另一方面，论争前寄希望于通过文学艺术等方式达到潜移默化改造社会的社团和报刊纷纷转向从事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造的研究活动。“尤其青年学生逐渐分清了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的界线，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常常被看作受问题与主义之争影响的典型”1 0，又如 1 9 1 9 年底在天津等地兴起的先进知识分子工读互助主义的活动，即新村实验的尝试。据统计，这一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非常活跃，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介绍马列主义、翻译马恩著作以及河上肇的解读文章数量空前绝后，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论战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纷纷成立，青年们经过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涌现出来了，自此，知识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聚焦到“问题与主义”之争，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影响全国的论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