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勰在其 文心雕龙序志 一文中谈到其论文方法时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其中特别强调其论文之法就是折衷。所谓“折衷”，就是分析诸家之说，比较得失，取长弃短，使之适中，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事理有不同者，执其两端而折其中，若史记所谓六艺折中于夫子是也。”2周勋初先生的解释更为清楚：“刘勰曾介绍过自己的论文要旨：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所谓折衷，就是分析同一事物矛盾着的两端，较其得失，然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融合为一种较全面平稳的理论。”3仔细考察，文心雕龙在评论屈、宋辞
2、赋时，从多个角度切入，采取的主要批评方法就是“折衷”之法。一、从经学角度辨析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屈、宋辞赋批评的要点，围绕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淮南王刘安、王逸、汉宣帝等人为代【古代文学】摘要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屈、宋辞赋批评，可以看出其主要方法是折衷。从经学角度辨析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之说。从赋学角度考察屈、宋辞赋时，从辞赋体制和功用的角度阐释屈、宋作品，从辞赋源流的角度论证屈、宋的贡献，揭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论述屈、宋与赋体创作规范问题时均折衷诸家之说。在揭示屈、宋辞赋表现方法、艺术风格和特色时，分别在阐释屈、宋辞赋
3、夸饰之法，赋比兴手法，风格和特色时折衷诸家之说。因而其批评研究超越了前人，远比两汉、三国、两晋以来诸家的屈、宋辞赋批评研究深刻、周密，也启发了后人，开启了屈、宋辞赋批评的新视野。关键词文心雕龙；屈宋；辞赋；批评；折衷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2&ZD259）作者简介 于信，东北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助理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洪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23）04-0228-09于信张洪兴文心雕龙 在屈、宋辞赋批评上折衷诸家之说228表，认为屈、宋辞赋在思想内容上与儒家经典相符合
4、；一种以东汉班固为代表，认为屈、宋辞赋的思想内容不符合儒家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两派观点采取折衷态度和方法，进行客观的辨析和论证，如文心雕龙辨骚中首先对各家观点进行介绍和梳理，指出：“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 传，以为：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
5、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4刘勰分别介绍了淮南王刘安、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等诸家之说，认为都有偏颇之处，于是便结合具体作品进行折衷、辨析，论证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学之异同。其一，以具体作品为据，论证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典的相同点：“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 雅者也。”5刘勰主要从体制、旨义、手法、辞语四个方面切入，证明屈
6、原作品具备“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以此为证，论定其辞赋“同于 风雅”，即其思想内容合于儒家经典。然后又结合作品的实际情感内容，辨析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典的不同之处：“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6指出其“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四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与儒家经典不同。刘勰在辨析异同之后，便折衷诸家之说进行分析，并且得出结论：“故论
7、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 楚辞 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 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7这说明楚辞，特别是屈、宋辞赋既有继承儒家经典的一面，又有其独立创新的一面，即“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意思是其思想内容融入了儒家经典的思想意蕴，总体上虽然比诗经稍差一点，但也非简单得其皮毛；其艺术形式和方法则多有独创，从辞赋的角度看则是特别杰出的。明许学夷在 诗源辨体楚 中说：“刘勰云：离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乃 雅颂 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按淮南王、宣帝、扬雄、王逸皆举以方经，而班固独深贬之。刘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
8、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也。”8应该说他把握了要点，看懂了刘勰的论证方法。张立斋在其 文心雕龙注订 中说：“因其志行本于忠诚，故曰取熔经义；因其文采能变化风 雅，故曰自铸伟辞。”9许文雨在文论讲疏中说：“取镕经义与骨鲠所树相呼应，是就屈原作品的质（内容）讲。而自铸伟辞则是与肌肤所附相呼应，乃是就屈原作品的文（形式）讲。”10他们也都认为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在内容旨义上符合儒家经典，在艺术形式，特别是语言艺术上则自主创新。在这方面，黄侃先生之论更为精审，其文心雕龙札记中专就“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二句解释说：“二语最谛。异于经典者，固由自铸其词；同于风 雅者，亦再经镕炼，非徒貌取而已。”11说
9、明屈、宋楚辞一方面在辞赋的艺术形式上具有独创性，即“自铸伟辞”，另一方面在思想旨义上与儒家经典也不仅貌似，而是经过了“镕炼”，得其神髓。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勰之前，许多批评家在评论屈、宋辞赋时，都说宋玉辞赋背离了诗经的讽谏与美刺精神，与儒家经典不合。如司马迁就曾说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229谏”12。扬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必也淫”1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等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4。挚虞在其 文章流别志论中说“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15。刘勰对这些人关于宋玉辞赋的评价
10、加以折衷，肯定其作品和屈原辞赋一样，继承了诗经的讽谏精神。如文心雕龙事类 中说：“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6强调宋玉辞赋具有“取熔”儒家经典的一面，即“号依诗人”。再如文心雕龙时序：“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17也指出宋玉辞赋同屈原的作品一样具有“取熔”儒家经典的一面，即“笼罩雅颂”。其他如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
11、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8肯定宋玉辞赋同屈原辞赋一样“洞监风骚之情”。其他如文心雕龙谐隐中说：“楚襄宴集，而宋玉赋 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19强调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具有诗经的讽谏精神。可见，刘勰的 文心雕龙 在屈、宋辞赋与儒家经学之关系问题上对诸家之说重在折衷和纠正谬误，完善未尽之处，最后形成中肯的结论。二、从赋学角度考察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除了从儒家经学的角度考察屈、宋辞赋之外，又特别从辞赋学的角度折衷诸家关于屈、宋辞赋的论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前人。其中关于以屈、宋为代表的辞赋体制和功用问题，屈、宋辞赋与赋体源流问题，屈、宋辞赋的历
12、史地位和影响问题，屈、宋辞赋创作与赋体标准和规范等问题的折衷之论尤其值得注意。（一）从辞赋体制和功用的角度阐释屈、宋作品时折衷诸家文心雕龙在屈、宋辞赋批评中，结合具体作品特别阐述了辞赋的体制和功用问题。其诠赋 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20其中“赋者，铺也，铺采摛文”说的就是赋体的体制特征，“体物写志”说赋的功用，并且特别说明赋的这种体制特征始于屈、宋。仔细考察赋学批评史，关于赋的体制特征，此前陆机文赋已经提出“赋体物而浏亮”之说21，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一方面指出“赋
13、者，敷陈之称”22，点出赋的体制特征；又说明“假象尽辞，敷陈其志”23，点出赋的功用。另一方面，也以屈、宋为赋之典型：“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 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24前后对照，刘勰显然是折衷了陆机、挚虞之说，然后进一步完善，在剖析了屈、宋辞赋的体制和功用的同时，也揭示了赋的体制和功用，其理论概括更加精审、明确。（二）从辞赋源流的角度论证屈、宋的贡献时折衷诸家文心雕龙的屈、宋辞赋批评中还涉及辞赋的源流问题，刘勰也采取折衷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文心雕龙诠赋 说：“诗 有六义，其二曰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
14、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于是荀况礼 智，宋玉风 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 楚辞 也。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25这些论断一方面厘清了赋体的产生过程，即其渊源为诗经；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屈、宋辞赋与赋体的特殊关系，即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是赋体更加直接的源头。仔细考察，这些论断折衷了邵公、毛诗序、刘向、班固、挚虞、檀道鸾诸家之说。其中班固在230其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 成、康 没 而 颂 声 寝，王 泽 竭 而 诗 不作。”26在汉书艺
15、文志中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27他揭示了赋体的源流，特别指出了屈、宋辞赋与后世赋体的源流关系。挚虞在文章流别论 中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28他也揭示出赋体的源头及其与屈、宋辞赋的源流关系。檀道鸾论赋与 诗骚关系之语见于续晋阳秋佚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 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
16、，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 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 诗骚 之体尽矣。”29他揭示出赋体的源头，强调其与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渊源关系。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刘勰正是恰当地折衷这些论断，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赋体“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兴楚而盛汉”，即赋源于诗经，而在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中独立成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30。当然，比较而言，刘勰的折衷之论与挚虞之说更为接近，所以黄侃先生强调：“以挚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可以与舍人（刘勰）之说互证。”31（三）揭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时折衷诸家对于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问题的论证和分析是文心雕龙屈、宋辞赋批评中的重要内容，相关论述主要在文心雕龙的辨骚中。文中首先阐述以屈、宋辞赋为代表的楚辞的历史地位：“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固知 楚辞 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 雅颂 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