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0 期 No.10 2022 DOI:10.14116/j.nkes.2022.10.006 92 城镇家庭负债存量与消费不平等 栾炳江 陈 建 邹 红 黄俊兵 摘 要：消费均衡发展是促进内循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负债存量视角，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四期数据探究城镇家庭负债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存量增加会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总消费、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的不平等，尤其会显著拉大居住在高房价地区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与非住房负债相比，住房负
2、债存量对消费不平等的放大作用更大。机制分析发现，城镇家庭负债存量主要通过强化中等收入群体的流动性约束来降低其消费水平，而不影响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从而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消费不平等程度；负债存量还会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财富分配效应拉大消费不平等程度。关键词：负债存量；消费不平等；流动性约束；数字金融；财富分配效应 一、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现量与质的飞越，居民消费需要更是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品质持续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增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不同群体之间的
3、消费差异仍然较大，居民消费发展不平衡依旧是困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2012 年，城镇地区收入最高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收入最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 3.92 倍，是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2.40 倍；农村地区收入最高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收入最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 2.75倍，是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 1.89 倍。另外，有研究表明，19932010 年我国城镇地区的消费不平等程度上升了 67%(Zhao 等，2017)。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栾炳江，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邮编：611130)，E-mail：；陈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编：611130)，E-mail
4、：；邹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编：611130)，E-mail：；黄俊兵，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编：611130)，E-mail：。本文得到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特色文明发展道路研究”(22ZDA1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家庭债务的社会经济效应及其风险防范研究”(JBK1905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异质性视域下数字金融与家庭经济脆弱性研究”(JBK220101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年鉴中按收入等级统计的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支
5、出仅报告到 2012 年，所以本文用 2012 年的数据描述居民消费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0 期 No.10 2022 93 (CHFS)数据计算发现，2017 年城镇家庭的消费基尼系数为 0.44，处于较高水平。消费不平等增加不利于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也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如何降低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伴随着消费不平等变化，近年来我国家庭部门负债不断累积，负债规模和杠杆率明显提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计算显示，家庭部门总负债占 GDP 的比重由2008 年的 1
6、7.86%增加至 2020 年的 61.46%，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 2008 年的43.15%增加至 2020 年的 139.02%，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以上数据尚未将隐藏的民间借贷统计在内，且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回暖、家庭部门负债新增额回升及经济增速放缓，负债累积速度可能进一步加快。此外，家庭部门负债结构性问题突出。截至2020 年底，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占比高达 75.46%，而中长期贷款中购买住房的贷款占据 85%以上。对于城镇家庭，住房负债占据家庭总负债的 60%左右，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居民部门负债攀升迅速，结构不合理，导致家庭流动性收紧，偿债压力持续上升。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
7、家庭借贷主要为实现跨期消费，当期借贷增加可提高可支配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提升消费倾向，释放消费潜力，这在理论和实证中已被验证(Gorbachev，2011；宋明月和臧旭恒，2020)。然而，若负债累积过重、还债压力增大，家庭可能因借贷约束收紧、可支配收入减少而降低其消费能力、抑制消费意愿(Baker，2018)。此外，家庭负债对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Mian 等，2013；宋明月和臧旭恒，2020)，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消费不平等(Berisha 等，2021；张雅淋和姚玲珍，2020)。图 1 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镇家庭上期的负债规模和债务收入比与消费
8、不平等(区县层面消费基尼系数)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家庭负债存量增加可能会加大消费不平等。图 1 城镇家庭上期负债与消费不平等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20112017 年的面板数据，从家庭负债存量视角讨论城镇家庭负债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主要发现：第一，城镇家庭负债的累积会显著增加消费不平等程度；第二，家庭负债累积主要影响居住在高房价地区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的消费不平等，且债务收 以上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计算得到。栾炳江、陈 建、邹 红、黄俊兵：城镇家庭负债存量与消费不平等 94 入比增加显著提高居住在三、四、五线城市的家庭的消费不平等；第三
9、，负债存量对消费不平等的放大作用主要来源于住房负债；第四，家庭负债存量主要通过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流动性约束降低其消费水平，而不会显著影响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从而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消费不平等。数字金融在使用中可能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家庭负债存量会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拉大消费不平等程度。此外，家庭负债存量还会通过财富分配效应拉大消费不平等程度。本文从微观家庭视角探究负债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从组群层面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位数等指标测量消费不平等，本文借鉴“相对剥夺”的概念利用 Kakwani 指数测量家庭个体的消费不平等，能更直观反映家庭消
10、费的分布情况和与群体内其他家庭的相对消费差距，为理解个体面临的消费不平等提供新视角；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细分了家庭债务流量与存量，且从债务存量着手探究其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可丰富消费不平等研究的相关文献，对现有家庭债务与消费的相关研究进行有益补充；第三，本文从流动性约束效应、数字金融发展、财富分配效应探究家庭负债存量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渠道，从家庭负债存量视角为降低消费不平等程度、促进消费均衡发展提供些许启发性思考。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消费是衡量居民福利水平的较好指标，消费不平等可真实反映居民的福利差距(邹红等，2013；姚健和臧旭恒，2022)。为深入理解我国居民的消费不平等现状和消费
11、不平等背后的驱动机制，已有文献尝试从消费不平等的测量和影响因素对消费不平等问题进行探究。关于消费不平等的测量，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分位数比等是文献中常用的指标(邹红等，2013；孙豪等，2017)，但这些指标主要用于测量区域或组群间的消费不平等，难以识别个体的消费水平在整体层面的分布情况，无法真实反映异质性个体对消费不平等的不同感知。为此，有文献借用社会学中的“相对剥夺”概念通过“消费支出剥夺”测量家庭和个人层面的不平等，其中 Yitzhaki 指数、Podder 指数和Kakwani 指数是常用的指标(Kakwani，1984；张雅淋和姚玲珍，2020)。在新常态下居民消费增速放缓
12、，消费不平等问题突出，研究消费不平等背后的影响因素更具有现实意义。既有文献主要从收入不平等(姚健和臧旭恒，2022)、房价(李剑和臧旭恒；Etheridge，2019)、社会养老保险(周广肃等，2020)和地区价格差异(宋泽等，2020)等方面探究消费不平等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当然，少数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家庭负债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家庭负债可借助住房或资产的财富效应推动家庭总财富增长，进而提升消费能力(潘敏和刘知琪，2018；周利和易行健，2020)，但也有文献发现家庭负债会强化流动性约束和信贷约束降低家庭实际预算约束，制约消费增长(Fan 和 Yavas，2020)，且
13、不同机制在不同群体之间和群体内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0 期 No.10 2022 95 部存在异质性(宋明月和臧旭恒，2020)。为此，家庭负债可能对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的消费不平等产生影响。Berisha 等(2021)用英国 19752016 年的季度数据发现家庭负债可作为预测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指示器，家庭负债增加可能因偿债负担导致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更严重。在我国，张雅淋和姚玲珍(2020)用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对有负债家庭而言，负债规模对消费相对剥夺、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具有 U型的非线性关系，过度负债会增加
14、家庭受到的消费剥夺，加剧消费不平等程度。可见，家庭负债增加确实会影响消费不平等，但当前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如家庭负债是如何影响消费不平等的，在作用机制方面尚未展开深入讨论。本文认为，家庭负债存量对消费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可能存在以下三种作用机制：流动性约束、数字金融发展和财富分配效应。第一，流动性约束。周广肃等(2020)认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一个重要作用机制是：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后，与农村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增加更多，进而缩小高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差距，降低消费不平等。那么基于家庭负债视角，较高负债规模存量和杠杆率会增加家庭偿债压力、降低收入流动性，进而削弱消费
15、意愿、降低消费水平(Kukk，2016)，但对于无负债或负债较少的家庭，其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不受偿债压力影响。此外，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更容易受到家庭负债影响(陈屹立，2017)，高负债压力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进一步收紧，消费能力被削弱，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差距拉大，造成更大程度的消费不平等。因此，负债存量增加可能会通过流动性约束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而不影响高收入家庭消费，进而拉大中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差距，增加消费不平等。第二，数字金融发展。根据已有理论和经验证据推断，当数字金融发展作为作用机制时，家庭负债存量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家庭负债存量会通过数字金融发展广度
16、降低消费不平等。负债累积，家庭可能因借贷能力下降、信贷收紧无法实现跨期消费，消费能力降低(Baker，2018)。但随着数字金融发展，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扩大，借贷渠道畅通，借贷成本变低，借贷方式更加灵活，消费信贷的可及性和可得性增强，受信贷约束的家庭能获取新的借贷资源提高消费水平(尹志超和张号栋，2018)，减少与不受信贷约束影响家庭的消费差距，进而缩小消费不平等。另一方面，家庭负债存量可能会通过数字金融发展深度增加消费不平等。尽管数字金融有助于增加消费金融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但其在发展过程中易受资源倾向配置和“精英俘获”影响，难以实现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取向(珣李建军和韩，2019)。数字金融可能对某些群体的消费渗透性强而大幅提升他们的消费水平，但对另一些群体的消费渗透性弱而使其消费水平提高缓慢。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主要增加中低债务收入比家庭的消费水平，对高杠杆率家庭的消费水平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易行健和周利，2018)。据此，数字金融可能因其对不同人群的渗透度不同而导致消费差距拉大，扩大消费不平等程度。第三，财富分配效应。家庭借贷是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式之一，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负债行为是实现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