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学研究从英雄到笑柄 袁绍历史形象再评价把梦阳【摘要】作为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袁绍谋诛宦官、谋立新君等政治作为,并未是要颠覆东汉正统,而应是对固有政治体制的重建。但在传世史传中,“悖逆”“昏聩”始终是打在袁绍身上的固定标签。事实上,根据对汉末史料的再次梳理,不难看出,袁绍作为“悖逆”之臣的罪名实际并不成立,而其负面的历史形象也是因为其作为胜利者曹操的反衬对象,因而被后世史家有意塑造的结果。【关键词】袁绍政治文化历史形象历史书写作为东汉末年重要的政治人物,袁绍在汉晋以来的史料记载中,一直是以昏庸无能的庸碌之辈,但却又觊觎汉室的谋逆者的负面形象出现。这一形象经过 三国演义的文学化塑造,得以持续的强
2、化。特别是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雄才大略且统一北方的曹操相比,袁绍的昏庸、野心、妒忌等负面品质更是成为曹操的“参照对象”。不过,联系东汉末年的思想动态与政治局面,并对史料细节加以勾稽,则不难发现,早在灵帝后期,袁绍就已经是崭露头角且能够主导政局的政坛新星;关东起兵后,袁绍也一直是汉末群雄之中的佼佼者。这样一位在汉魏之际有着重要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其本来面目似乎并不应是传世史料中所展现的那般负面。其实,就这一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认识,如方诗铭认为袁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王永平亦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多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从而忽视了袁绍的历史地位”。学者们虽然没有言及袁绍的历史形象是否存
3、在着被重新书写的可能,但都不否认袁绍在汉末时代本来应具有的政治地位,并且已经谈到袁绍历史地位的下沉,是与其最终失败的命运相连,而并不能以之概括其政治生涯的全部。因此,根据以上学者所提供的启发,笔者认为,对于袁绍的历史地位应当做一个重新估量,同时对其历史形象的形成,也应重新考论。在后文中,笔者将通过东汉中后期政治、思想传统以及史料构建两个角度来论述这两个问题。一、出身名门:袁绍政治理想形成的历史背景西汉以来,随着董仲舒主导的公羊经学成为帝国统治者所主导的最高意识形态,其“大一统”、“正名分”的思想内涵,亦即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上升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政治准则。所以,明君臣之分的尊王思想也就成为必
4、须遵守的政治伦理。不过,随着意识形态化的经学,自然也就丧失了其原本丰富的学术内涵,而成为一种僵化的教条,到了东汉,这一保守的政治观念自然无法适应政治形势的剧变。这使得士人阶层对经学,及其背后的政治准则与信仰开始产生怀疑;而在政治上,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威胁程度也愈发提升。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虽试图从理论601国学学刊(二二二年第四期)戴燕:三国志讲义,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第 10 15 页。方诗铭:世族豪杰游侠 从一个侧面看袁绍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 年第 2 期。王永平:论袁绍 ,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1 期。史学研究上对董仲舒公羊经学有所发展,
5、但并未从根本上达到重建儒学大一统地位的目的;同时,白虎观会议虽也强调君权至上,但依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豪强大族对天子权力的分割。到了桓、灵时代,皇权削弱的现象持续发酵,遂有何休作 春秋公羊解诂,影射东汉豪强兴起、皇权衰微的局面,继续提倡“尊王”的思想内涵。据史传记载,汉末之际,荀彧、张纮、沮授等人都提出过“兴复汉室”的主张,这应是“尊王”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一般认为,袁绍是站在这种思潮的反面,试图取刘汉正统而代之。这一认识,往往是根据袁绍的确所为之事,且明确针对汉献帝正统的几桩“悖逆”之事所得出。但笔者认为,同时也应注意到,面对汉末“天下大乱”的纷繁局势,作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高门子弟与颇
6、受士人拥戴的领袖人物,袁绍与“尊王”类似的政治抱负在史料中也有明确的体现:一是在与何进谋诛宦官时,其有“为天下诛除贪秽”之议;二是占据冀州后,对沮授“兴复汉室”之咨询。这些言论往往不被学者所关注,或被视为其矫饰野心之辞。但是,打破宦官集团对皇权的操纵,实现清流士大夫对朝政的全面掌握,并建立维护汉正统的政治体系,应是东汉士人的普遍追求。换言之,就史料所展现的内容看,袁绍的政治作为,还是处于“尊王”观念的范畴之内。因而,至于其是否真的要以袁氏取代刘氏而继承皇统,其实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再者,造就了“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亦为袁绍提供了充分的个人社交空间。袁安(绍之高祖)传祖父袁良之孟氏 易学,
7、安子京、敞、京子彭、汤亦传家学;不过,到绍父袁成与兄弟逢、傀用事时,袁氏已非单纯的清节士家,子弟中既有身为中常侍的内官,又与专权的外戚有所连结。因此,袁氏家族逐渐体现出政学一体的特色,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博爱容众,无所拣择”的官僚大族。不过,作为家族青年代表的袁绍虽然“好游侠”,但其并未和袁术等人一样成为“兢为骄奢”的纨绔子弟;而是利用自己的家族声望与人脉资源,“折节下士”10以博取清名,形成了在士人中颇有清誉的交际圈;且其“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与相见”11,显然,这与其家族广泛交结的官僚气息亦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应与袁绍的庶出身份有关12。在讲求出身、名誉的汉魏时代,袁绍固然
8、可以凭借汝南袁氏子弟的身份成为士人活动的中心人物,但在家门内,特别是在同样以任侠为名,且嫡出于袁逢的袁术面前,袁绍则相形见绌。多年701从英雄到笑柄 袁绍历史形象再评价101112黄朴民:白虎通义对董仲舒新儒学的部分发展 ,社会科学辑刊1989 年第 6 期。黄朴民:何休 公羊大一统思想析论 ,孔子研究1999 年第 2 期。(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九州春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189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378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
9、后汉书 卷四五 袁张韩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1517 1527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四五 袁张韩周列传 :“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注引 英雄记:“(绍父)成,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其结好。”请参见(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魏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188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
10、引 英雄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 188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188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六 董二袁刘传裴注引 英雄记,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 188 页。裴注引 魏书、章怀注引袁山松 后汉书皆云袁绍为袁逢庶出,又过继袁成为子(裴注又引 英雄记云“绍生而父死”而不云庶出一事)。作为正史的 三国志 、后汉书虽在绍本传篇首皆未详述此事,但结合后文将要引述 后汉书所录公孙瓒攻讦绍语与袁术辱骂之词,可见范晔默认了袁绍庶出的史实。史学研究后二袁交恶,袁术甚至有“群竖不
11、吾从,而从吾家奴乎”之辞,虽然这种言论性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历史原貌,但袁术“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的行为却极有可能,因此公孙瓒在上表袁绍罪状时,亦将其出身作为攻讦理由。可以推断,袁术对袁绍的轻视,在袁氏家族尚为煊赫之时就已显现。袁绍自然不会屈就于袁术之下,更不可能与这些放浪无度的公子为伍,就转而选择多与外界负有名望的清流士人交际,从而与“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的袁术以及族内的纨绔弟兄也就拉开了距离,而形成了与彼时其家风相异的个人交际。不过,袁绍虽成为家族的另类,却有效延续了其家族日渐淡化的士风,这也为其日后成为兴兵讨董的士人领袖奠定了基础。东汉中后期以降,法纪废弛,豪门大族普遍不修法度,在清流
12、士人看来,成为新贵的宦官及其党羽,亦是维护法纪的最大障碍。同时宦官把持皇帝,致使士大夫集团无法借助最高权力以行事,因而导致政治斗争激化。伴随两次党锢事件,士人运动转入低潮,但力图重建统治秩序的士人仍在寻觅机会,而“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也就成为清流集团重点拉拢的对象,并因此得以进入以何进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从此走上了汉末群雄的历史舞台。二、谋诛宦官:被历史记载忽略的重要史实三国志袁绍仅与董卓、袁术、刘表等人并传,其本传记事也较为简略;同时,裴注所引续汉书 、九州春秋也缺乏明确的时间线索。此后,范晔作 后汉书,将上述旧史重新整理编排,从而对袁绍的生平进行相对而言更为详细的还原,但是,范氏所记,
13、也仅限于袁绍的出身与性情、袁绍董卓之争、夺取冀州、灭公孙瓒、袁绍为曹操所败等几个方面,不少原本应连贯展现的史实,因为诸多史料记载各有偏重的缘故,也大多湮没于杂乱的史料细节之中。因此,笔者试图重整史料,以梳理出袁绍生平的若干重要政治作为:首先,即其参与何进主导的谋诛宦官一事。与党锢事件中窦武、陈蕃的联合类似,何进与袁绍组成的政治集团亦是外戚、士人联盟的体现,这也体现出对既往政治经验的借鉴。中平之际,何进、蹇硕两大集团的斗争性质较为复杂:一方面是党锢事件后,朝廷清、浊势力的又一次对抗,体现了袁绍等士人希望消灭宦官的愿望;另一方面则围绕灵帝立嗣而展开,体现了何进与蹇硕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依照正统,灵帝
14、当立何进妹、皇后何氏所生的刘辩,这是何进集团希望看到的结果;而灵帝则偏爱王美人所生之刘协,后来灵帝“疾笃”时,曾“属协于蹇硕”,所以刘协是蹇硕集团所倾向的人选。纠结于正统约束,又碍于两个集团的压力,灵帝对此“久不决”,但这也为此后因立嗣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伏笔。801国学学刊(二二二年第四期)(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439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439 页。(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裴注引 典略
1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第 243 页。(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按 三国志术本传但云“以气侠闻”而未云“飞鹰走狗”之类,未知范书何所据。(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六九 窦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248 页。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点校:四史评议,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 342 页。范晔以窦武、何进并传,又于其后论曰:“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埶,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馀乎?”。
16、笔者认为,范晔亦看到汉末外戚联合士大夫斗争宦官的经验传承,故而在史传中做出如上处理。(南朝宋)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六九 窦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2247 页。史学研究中平元年或稍后时,西北爆发了北宫伯玉之乱,朝廷久攻不克。而蹇硕欲使灵帝派遣何进前去征讨,意在调虎离山,但被何进识破。其遂遣袁绍募集徐、兖二州兵,以此为拖延。查 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六年(189)前诸条,并无何进平叛西北的记载,因此笔者猜测,何进很可能未如蹇硕之愿出征。而作为此次斗争中的重要角色,作为“募兵”将领的袁绍显然也十分圆满地配合何进完成拖延,最终迫使朝廷在紧急军情下另择他将。而中平五年(188)八月时,灵帝又设西园八校尉,“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而同年冬十月,灵帝又于平乐观讲武,随后“诏使(何)进悉领兵屯于观下”。结合次年四月灵帝崩的史实与前文关于其“疾笃”一说,笔者认为,灵帝很可能在中平五年时已有病态,故而确定继嗣人就变得刻不容缓。因此,这两次军务行动,无论是灵帝有意使蹇硕与何进互相牵制而为之,或是二人迫使灵帝分别授以其兵权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