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保险 年第 期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张浩，男，年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开放与资产管理研究中心、广州华南财富管理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家庭金融和金融市场；李文彬，男，年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家庭金融；周利，女，年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家庭经济学；来特，女，年 月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家庭经济学。本文通讯作者为来特，联系方式为 o.o。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微观大数据计量建模研究”（项目编号：）；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联合基金青年项目“家
2、庭债务杠杆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项目编号：）。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多子女与家庭商业保险：利他抑或投资？o oo o ：o？张 浩 李文彬 周 利 来 特 o 摘 要 本文基于 年和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了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对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养育子女存在较强的利他动机。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增多会造成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增加，进而提升了家庭对于商业保险的需求。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商业健康保险，子女数量对于家庭购买人寿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对于工
3、作在“体制外”的家庭、不与老人同住以及社会资本低的家庭，由于这类家庭相对面临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于其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对于父母“利他动机”较强的家庭，子女数量对于这些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通过采用 二阶段模型和外生冲击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关键词 家庭经济学 家庭子女数量 家庭生育决策 商业保险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o o oo （），o o o oo o .o o o o oo o ，o o o .o o oo .o o o，o o ，o o o o .o，o o o，o o o ，o o o，o o o o
4、o o o .o o，o o oo o o：o o o DOI:10.19681/ki.jcufe.2023.01.008 年第 期金融保险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保险业保费总收入从 年的 亿元，增长到 年的.万亿元，增长了 倍。尽管我国保险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参与仍然存在较大缺口，年我国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 元和.，与同期世界水平的 美元和.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魏华林和杨霞（）指出我国保险市场中存在居民对产品认知偏差、信任缺失等问题，这严重限制了商业保险在居民家庭中的风险保障及财富管理功能，阻碍了我国保险业的
5、健康发展，不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这表明商业保险今后将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我国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探讨分析影响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因素，有助于洞悉我国家庭商业保险需求，对于促进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和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为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开始调整生育政策并鼓励家庭生育。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决
6、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其中一方为独生子女允许生育二孩。年，又进一步推进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年 月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决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从人口出生率来看，在我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我国在 年和 年实现近年来人口出生率的相对峰值，分别为.和.；我国社会少儿抚养比也呈现上升趋势，由 年我国开始放开生育政策时的.增长到 年的.。但随着生育家庭的抚养压力逐渐增大，家庭在健康、医疗、养老、住房等生活保障方面产生了新的需求。商业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在维持我国居
7、民生活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生育政策逐渐放开，我国居民家庭子女数量逐渐增加，这对于家庭商业保险需求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影响的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作为家庭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子女数量是家庭进行经济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往学者对子女数量影响家庭经济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消费水平（汪伟等，；王军和詹韵秋，）、家庭投资决策（等，；和 o，；贾男等，）、家庭负债及储蓄（o，；邓鑫，）等方面。目前关于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且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和（）考察了年轻夫妇的保险参与情况，抚养孩子的责任会让夫妻有更大的经济保障需求，因此家庭可能会持有更
8、多的保险；等（）基于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尹志超等（）研究发现，抚养未成年子女不仅促进父母为自身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提高了他们为子女购买保险的概率。而张雷和顾天竹（）则发现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抑制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他们认为子女数量提高了家庭的代际转移，从而导致家庭商业保险需求降低。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和 年数据，考察子女数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验证了父母对子女具有较强的“利他动机”。机制分析发现，子女数量增加会造成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提升，进而提升了家庭对于商业保险的需求。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9、，相较于商业健康保险，子女数量对于家庭购买人寿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对于工作在“体制外”的家庭、不与老人同住以及社会资本低的家庭，由于这类家庭相对面临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于其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对于父母“利他动机”较强的家庭，子女数量对于这些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本文还通过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中没有公布关于 年前保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金融保险 年第 期换解释变量、采用 二阶段模型和以“全面二孩”为外生冲击等多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
10、文从家庭人口结构的角度，考察家庭子女数量对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验证了父母对子女具有较强的“利他动机”，丰富了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方面的相关文献。第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子女数量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内在机制，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角度探讨了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第三，在模型的识别中，本文一方面通过引入 两阶段模型来缓解由家庭子女数量或家庭生育决策导致的自选择偏差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引入 年“全面二孩”政策以及构建不同城市的“多孩出生率”等方式进行模型识别，从而弥补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考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本文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相关数据处理和模
11、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基准回归结果和影响机制分析；第五部分为异质性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本文的总结。二、研究假设子女数量与家庭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往往与父母的生育动机紧密联系（刘永平和陆铭，；汪伟，），当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对于子女不同的养育动机可能会导致家庭不同的经济行为决策。现有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父母养育子女的动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子女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消费耐用品，养育子女能为父母带来满足和效用，因而父母对子女存在一种“利他动机”（和，）；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存在“投资动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是为了自己在年老时能获得养 老 照 顾 以 及 情 感 上 的 满 足（和，）。袁
12、扬舟（）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关系是复杂的，既存在望子成龙的利他动机，也存在作为保障的投资动机。即当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父母会在这种“双重动机”下进行经济决策。那么，基于不同生育动机，子女数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利他动机”的角度来看，当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家庭预期支出提高，为了保障家庭未来的正常支出水平，父母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会增加（，；，）；樊纲治和王宏扬（）也发现家庭少儿占比促进了家庭参与商业人身保险，这是由于父母担心自己遭遇疾病或者意外，他们希望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为子女的生活和教育提供保障。此外，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养育子女的责任感可能会提高父母的风险规避程度，
13、家庭可能更偏向选择安全保守的资产组合，家庭可能更有意愿参与商业保险。和 o（）发现，孩子数量与家庭风险资产持有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保守的投资组合；卢亚娟等（）考察了家庭内部各代际成员的数量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随着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在经济决策中表现得更谨慎。基于“利他动机”，父母努力满足子女的生活支出需求，并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同时，养育的责任感导致父母对于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增加。因此，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可能更有意愿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进行外部风险转移。而从“投资动机”的角度来看，父母希望未来的养老、医疗和生活保障
14、主要由子女负责提供，这种非正式保险机制可能会抑制家庭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提供养老保障的意愿。王军和詹韵秋（）认为，子女是父母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当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会降低家庭用于养老和医疗的预防性储蓄。郑路和徐旻霞（）从文化观念的视角考察了“养儿防老”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于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他们发现，“养儿防老”传统文化观念显著抑制了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因此，从父母“投资动机”来说，子女数量对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综上所述，在不同生育动机下，随着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家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保险购买行为。当父母对子女体现为“投资动机”时，子女数量可能会抑制家庭的商业保险参
15、与；相反，当父母主要表现为“利他动机”时，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意愿可能会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和假设：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可能性和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占比增大。：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可能性和商业保险保费支出占比减小。此外，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照顾子女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随之增加，这会对家庭的劳动 年第 期金融保险参与情况造成影响。已有文献普遍认为家庭生育行为对父母劳动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张川川，；熊瑞祥和李辉文，），由于家庭子女的照料时间可能会挤出父母劳动工作时间，当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养育子女对于家庭成员特别是已婚女性的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杨慧，
16、）。此外，生育会拉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许琪（）基于 年 数据发现，生育行为造成了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当家庭成员的劳动参与时间减少时，家庭获得劳动收入减少，健康风险等外部负向冲击更容易造成家庭的财务困境或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问题（岳崴等，）。商业保险是缓解家庭经济脆弱问题的重要手段。张冀等（）认为，当家庭面临经济脆弱性问题时，商业保险提供的保障作用能有效缓解由死亡风险导致家庭消费水平下降的负向影响；景鹏等（）也指出，保险是帮助家庭摆脱贫穷风险的有效机制，能有效缓解家庭贫穷脆弱性问题。因此，家庭经济脆弱问题是促使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随着家庭经济脆弱程度加深，家庭成员的劳动性收入损失容易造成家庭财务困境，家庭决策者往往更有意愿通过购买商业保险，为家人提供外部经济保障。和 （）基于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商业人寿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持有量与家庭经济脆弱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随着家庭经济脆弱问题增加，家庭对于经济保障的需求水平也随之增大。孙祁祥和王向楠（）通过改进家庭经济脆弱性衡量指标发现，随着家庭财务相对脆弱程度增加，家庭持有商业人寿保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