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JOUNAL OF ETHNOLOGY2022/11总第 85 期第十三卷102DOI:10.3969/j.issn.1674 9391.2022.11.012多元文化背景下唐代九隆传说探析熊燕 摘要 九隆传说是西南地区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族源传说。本文以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唐代流传于洱海地区的九隆传说所发生的演变，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唐代，为了遏制吐蕃的扩张，唐太宗支持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成为了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与此同时，在以蒙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下，九隆传说也出现在了南诏蒙氏的祖先故事中，它超越了祖先故事的范畴而具有了政治功能。作为在唐蕃两大政权之间生存
2、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原文化对于南诏产生了很强的辐射与影响，由于南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九隆传说也成为南诏协调与唐政治关系的纽带。同时，由于佛教在洱海地区的传播，九隆传说又被纳入到佛教文化体系之内，成为统治者统一部酋文化、建立文化认同的工具。文章认为九隆传说从早期的单一线性叙述到唐代演绎成为粘着了多种文化因素的故事体系不仅是由于统治者的政治操弄，也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关键词 九隆传说;南诏;祖先故事;多元一体格局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9391(2022)11 0102 0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滇夷图所
3、绘西南边界与民族研究”(18VJX040)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熊燕(1982 )，女，藏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人，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云南佛教历史文化及文物。云南 昆明 650032九隆传说是西南地区历史悠远而流传广泛的族源传说，大概在唐代，这个传说开始出现在了南诏蒙氏的祖先故事中，蒙氏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哀劳山下的妇人沙壹触木而生的九隆之后。祖先传说构建起了族群内部虚拟的血缘纽带和祖先信仰，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折射出当时当地人的自我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也可以超越祖先故事的范畴而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唐代是洱海地区社会结构与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首先
4、，位于六诏之南的蒙舍诏在唐王朝支持下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成为唐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要在唐蕃两大政权之间谋求生存与发展;其次，随着佛教在洱海地区的传播，洱海地区逐渐佛教化，南诏统治者利用佛教来统一部酋之间的文化差异，建立起以南诏王室为中心的佛王体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九隆传说成为王室协调政治关系、塑造身份、整合内部文化差异的工具，最终被演绎成了一个汉文化、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因素相互粘着的故事体系。本文的探讨将九隆传说置于唐代的洱海地区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之下，以历时性的视角考察其产生的变化，并分析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源。从九隆传说的演变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一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唐代洱海
5、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隆传说的历时性演变九隆传说来自哀牢夷的族源传说，史书中对于哀牢夷的最早记录是东汉杨终所撰写的2022/11总第 85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三卷103哀牢传。杨终字子山，是东汉时期的蜀郡成都人，东汉显宗(28 75 年在位)时被拜为校书郎，负责校勘典籍。哀劳王遣使至洛阳，须经过成都，且哀劳区域隶属益州刺史，使臣入朝，需先由刺史叙明情由再送洛阳，杨终应该是听了哀劳使臣的叙述，写下了哀牢传，可惜该书在隋代前便已佚1 1 12。目前所见关于哀劳最早的记述是东晋常璩所著 华阳国志南中志 中对于哀牢国的记载:“永昌郡
6、，古哀牢国。哀劳，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劳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著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2 424东晋以后，
7、南北朝时期范晔所撰的后汉书 中也有九隆传说的记载，与 华阳国志 所记载的九隆传说相比，后汉书 中的九隆传说只是在细节上有一些变化:首先，在后汉书 中，哀劳由山名变成了族名“哀牢夷”;其次，在华阳国志 中，女主人公名为沙壶，产十子，第十子名叫元隆，意为“陪坐”。在 后汉书 中，女主人公名为沙壹，产十子，第十子名叫九隆，在母亲沙壹的语言中，意为“背坐”。在汉字中，“壶”与“壹”在字形上十分相似，由于中国古代书籍大多为毛笔抄写，又因各人笔锋字形的差异，这两个字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以“壹”代“壶”的错误也在情理之中。感生神话普遍存在于西南地区的多个民族中，从故事情节来分析，这两则故事所记载的故事脉络是一致
8、的，与后期流传于洱海地区的九隆神话相比具有单一性的特点。目前见于史料中的唐代九隆传说仅有樊卓在 蛮书 中所记的“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3 68一条，这里所说的“沙壶之源”指的就是九隆传说中的哀牢夷妇人沙壶。贞元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785 805 年)，公元 785 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此时异牟寻为南诏王，这说明至少在南诏中期的异牟寻时期，在南诏王室的自我认同中就已经将祖先与九隆传说联系在了一起。与这一时期九隆传说相近的史料见于 记古滇说原集:哀牢国，永昌郡也，其先有郡人蒙迦独，妻摩梨羌，名沙一，居于牢山。蒙迦独尝捕鱼为生，后死牢山水中，不获其尸。妻沙一往哭
9、于此，忽见一木浮触而来，九子见龙惊走，独一小子不能去，母固留之，此子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就唤其名曰:“习农乐”。母因见子背龙而坐，乃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其名池曰九隆。习农乐后长成，有神异，每有天乐奏于其家，凤凰栖于树，有五色花开，四时常有神人卫护相随。邻有禾和者，嫉欲害之，习农乐奉母夜奔巍山之野，躬亲稼穑，修德惟勤，敎民耕种。习农乐在于巍山之野，主其民，咸尊让也。有梵僧续旧缘，自天竺国来乞食于家，习农乐同室人细密觉者，勤供于家。而饷夫耕，前则见前僧先在耕所坐向。问其言，僧曰:“汝夫妇虽主哀牢，勤耕稼穑，后以王兹土者无穷也。”语毕，腾空而去，乃知是观音大士也。复化为老人，自铸其像，留示其后
10、，今阿蹉观音像者是也。大将军张乐进求后来求会诸首，合祭于铁柱，凤凰飞上习农乐之左肩，乐进求等惊异，尚其有圣德，遂逊位其哀牢王，孙名奇嘉者，以蒙号国也4 655 656。记古滇说原集 成于元初，作者张道宗是宋末元初的云南人，该书虽因记载的故事光怪陆离、记录时间顺序混乱而受到诟病，但此书也“保存了一些至少在元代甚至元代以前就已存在的资料”5 70，是我们研究唐宋时期九隆传说的重要史料。可以看出，记古滇说原集 中九隆传说的很多细节都被具体化了:首先，在早期的九隆传说中，沙壹的丈夫并无名字。在记古滇说原集 中沙壹溺水而亡的丈夫名为“蒙迦独”，将九隆与习农乐(细奴逻)说成是同一个人，从而将九隆与南诏蒙氏
11、联系到一起;其次，细奴逻被推为王的原因也由早期的“为父所舐而黠”变成了其“有神异”，而天乐奏于家、凤凰栖于树、梵僧点化细奴逻、铁柱祭祀、张乐进求JOUNAL OF ETHNOLOGY2022/11总第 85 期第十三卷104禅位这些“神异”细节都来自于南诏图传。南诏图传 成于南诏晚期，南诏中兴二年(898年)，中兴皇帝舜化贞“誓欲加心供养”佛教，但不知佛教“何圣为始”，于是布告天下“问释儒、耆老之辈，通古辩今之流，莫隐知闻”6 43，当时的朝廷官员张顺、王奉宗奉命以图文方式编撰了 南诏图传。图传以蒙氏为叙事中心，以图文方式讲述了梵僧点化细奴逻、南诏建国的故事，将神话传说与蒙氏世俗王权连接在一起
12、，宣扬蒙氏王权的神圣性与正统性。不同于中原王朝所撰修的正史，该图传由南诏官员编撰，相当于南诏的官方记述史，能更准确地折射出当时当地人的观点与认同。可以看出，唐代以前的九隆传说只是单一的线性叙述，到了唐代以蒙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与话语体系之下，九隆传说与王室起源联系到了一起，超越了祖先故事的范畴而被纳入到国家政治文化体系之中，成为具有政治功能的政治神话。它不仅用以宣扬王权的神圣性，强化民众对于王权的认同，在唐代西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它也成为统治者协调政治关系、整合社会内部文化差异、构建认同的工具。二、西南政治关系中的九隆传说在唐代，唐王朝在西南边疆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吐蕃，为了遏制吐蕃势力，唐朝开
13、始在西南地区扶植政治势力，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唐玄宗扶持蒙舍诏统一了酋邦林立的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天子诏赐皮逻阁名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钿带七事”7 6270，南诏成为唐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南诏的建立离不开唐王朝的支持，从细奴逻开始，在南诏十三位王中，有十一位接受了唐王朝的册封(如表一)。表一:南诏十一位王接受唐王朝的册封情况唐王朝南诏王封赐唐高宗细奴逻永徽四年(653 年)授巍州刺史，赐锦袍武则天逻盛永昌元年(689 年)勅鸿胪，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匹唐玄宗盛罗皮先天元年(712 年)特进台
14、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皮逻阁开元十六年(728 年)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赐名“归义”;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重申“归义”赐名阁罗凤天宝七年(748 年)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袭云南王凤伽异天宝四年(745 年)鸿胪少卿，兼阳瓜州刺史唐德宗异牟寻贞元十年(794 年)封云南王，颁“贞元册南诏印”唐宪宗寻阁劝元和三年(808 年)封云南王，颁“元和册南诏印”劝龙晟元和十一年(816 年)劝龙晟死，朝廷废朝三日、遣使致祭劝利元和十一年(816 年)颁发册书和册立印章赐南诏印唐穆宗劝丰佑长庆三年(823 年)命京兆尹韦审规为册立南诏使，至南诏册封
15、，并颁发册立印章在接受唐王朝册封的同时，南诏也以铎刀、狼剑、郁刀、金、瑟瑟、琥珀、牛黄等地方土特产向唐王朝入贡，唐与南诏之间形成了政治互利基础上的册封与朝贡关系。唐王朝扶植南诏的目的在于抗衡吐蕃，随着南诏国力强盛而不断东扩，唐显然不希望南诏过于强大，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爆发的“天宝战争”是双方关系的转折点。天宝十一年(752 年)，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诏也改年为赞普钟元年，南诏与吐蕃结盟使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唐朝丧失了在唐蕃战线南线的主动权。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力减弱，这使吐蕃与南诏对西南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这种结盟关系持续了四十余年。大历十四年(
16、779 年)吐蕃与南诏联合进攻川西惨败，吐蕃将这次战争的失败迁怒于南诏，这也成2022/11总第 85 期JOUNAL OF ETHNOLOGY第十三卷105为吐蕃与南诏关系的转折点。资治通鉴 记载:“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局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8 7482，双方之间由原来的兄弟关系变成了臣属关系，加之“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7 6272，这使南诏有了归唐之心。当时南诏的清平官郑回为汉族，他向异牟寻建议:“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仪，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9 5281。贞元三年(787 年)李泌向唐德宗建议“招云南，则是断吐蕃右臂也”8 7724，剑南节度使韦皋也意识到南诏在处理唐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8 7697。贞元十年(794 年)南诏重新归附于唐，南诏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九隆传说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在汉文典籍之中，南诏统治者自称“沙壶之源”，不仅彰显了自己在西南地区的正统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