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法律机制研究”（）；年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理论与实践”（）。作者简介：杜鑫（），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法学、法理学研究；杨沅蓉（），女，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民族理论研究。年 月 理论研究 ，第 期总第 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的历史追索 谈顾颉刚中国民族史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杜鑫杨沅蓉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
2、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顾颉刚西北考察经历及其中华民族是一个为主线，追寻顾颉刚中国民族史理论的时代轨迹，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的历史追索。关键词：顾颉刚；中华民族；西北考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中国近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以怎样的运动变化方式形成了当时的疆域格局形态”“中国古史系统中各民族之发源与流变之具体情形”这两大核心问题的热切关注与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与紧迫性也促使学者们在书写有关“民族问题”的篇目内容时不得不以“较为适时性的角度”和“并不十分明确的有关民族的相关概念”这两大基准
3、点来尽力与中国古史系统所拥有的信息内容达成逻辑性的契合。希望通过这种逻辑性的融洽来塑造一个不同于集权体制国家“一天下”政治性特征，以文化、交融、碰撞为基本运动方式的“民族共同体”。如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通过对满族族源和发展演进的历史考究、阐述来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一主张加以佐证。顾颉刚更是在其撰答刘胡两先生书之后（在此文中以夏商周三个民族群体的起源和史载提出了“各民族并非出于一元”“中国现有疆域并非长久一统”的DOI:10.15876/ki.llyj.2022.06.003疑问），在长达数年的西北地区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强烈而坚定地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作为其民族理论
4、的重要内容。不得不承认，尽管时局的动荡和形势的紧迫对该门学问的致用有着十分迫切的渴求，然而当时有关“民族”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毕竟尚不成熟，很多基本的概念没有厘清（如国族与民族之辨、对各民族起源和演变的争论），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分歧和质疑。吕思勉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陈协恭在为其所撰的序言部分就直言傅斯年对东北满族族源考辨存在误区，不是对历史的忠实叙述；吕思勉本人在其中国通史一书中也对顾颉刚所谓“因时局需要而对现实的历史有所瞒晦”的做法表示并不认同；除此之外，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也分别以各自对民族学的研究与理解提出了“以文化作为各民族的标识”“民族之称谓不应当增添政治意味的属性”等观点，
5、隐晦地表达了对顾颉刚等人的主张有所保留的立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顾氏理论的价值，甚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产生质疑和偏见，应当细致地回顾顾颉刚先生在史学研究进程中所面对的时代状况与其自身理论主张不断丰满和变化的规律，要翔实精准地探究顾颉刚先生的几部重要论著、几次关键发声。同时，也要以顾颉刚先生为起点，深入了解那些对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祖国有着极为热忱情感的学者们的心路历程。藉此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奋进、民族团结的伟大目标。一、“疑古”对各民族发展脉络一元化论调的反思 中国古史系统自唐虞以降，对各地族群的世系记载有着“百代帝王，四方种族，俱出一脉”之特点，对于一地族群的追溯通常以“迁徙论
6、”“封国论”等观点作为研究基础，但这种“一元论”的鼓吹并非是出于维护民族团结、构建民族国家的目的，而是以看似融洽、合理的“空想式”推理作为对封建王朝一统天下进程的鼓吹。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史料极为匮乏，存在大量游离于神话与信史之间的模糊内容。这也直接导致进入 世纪以后，因“庚子之变”的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威信濒临崩溃，国内对清政府的不满逐渐开始向“排满”的极端情绪转变，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也开始推崇“炎黄共祖”的主张，认为汉民族是一元一体的，武断地割离了各民族之间包括血缘、文化等方面的所有关系，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专注于国史理论研究的顾颉刚也产生了困惑：究竟如
7、何才能实事求是地走出一条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道路？（一）从答刘胡两先生书到西北考察 年，顾颉刚撰写了答刘胡两先生书作为对刘掞藜、胡近仁对自己所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所提出的质疑的回应，而他正是以此文中对“三代之世”的考辨与讨论作为自己拉开民族理论研究与发声大幕的起点。这种论战实际上反映了以刘掞藜、胡近仁为代表的传统学者对于时代碰撞所引发的学术研究新进路的困惑和抵触，这种考据派学术作风的纯粹和坚定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但时代的巨变却也必然使得一些具有较为广阔和深远视野的人走出一条能够顺应时代的道路。顾颉刚在此文中提出了四个敢于推翻“非信史”类型文献资料的出发点：一是打破各民族
8、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疆域空间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盲目崇古之风。而这四点恰恰反映了顾颉刚受到封建势力衰亡、帝国主义侵略、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多方影响：承认非汉民族的源流和文化与汉民族具有平等的地位、抨击封建王朝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鼓吹的统治传承的合理性、认为历史应当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而非个人功绩的罗列、指出“圣王之治”下的古代中国并非“黄金世界”。这与后来合乎历史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主张不谋而合。为了以对现实的观察作为自身理论主张的支撑，顾颉刚选取了尚且保持着相对原始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同时也希望在这片作为历代王朝边疆区域的“文化缓冲带”找到各民族物质
9、文化、精神文化随着空间界线推移而发生“色彩渐变”的真实的历史材料。自 年起，顾颉刚先后五次前往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诸地进行考察，其中尤以第三次涉足的地区最广、留驻的时间最长、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在此次考察中，他亲自走访了甘肃、青海两省的临洮、西宁、永登、渭源、康乐、陇西、临潭、夏河、宁定、乐都、洮沙等二十余县，与当地的汉、藏、回、蒙等各民族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考察各地的教育、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文化状况，拜访了山区的村落、藏传佛教寺院，事后撰写了极具价值的西北考察日记。这些经历不仅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更展现出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并最终形成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
10、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丰厚成果。（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诸成员绝非独立的存在西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融的中转站，相比中原地区，这里的汉民受到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生计方式并非单一的农耕生产，畜牧、采矿、手工、经商等也都有所发展。加之官府管控力度远远低于边塞驻军对当地百姓的影响，“礼教之防”对于汉民百姓的约束也就极为有限。而各非汉民族群体，由于民间自贸、文化侵染的推动，他们与当地的汉民族百姓也能处于相对融洽的交往氛围之中，并且在生产活动和日常交往中也受到了汉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本身也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从汉代起，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河西走廊等周边民族就开始了与中原汉地的
11、沟通，而大量百姓也随着边军的充实由内地迁往边疆。魏晋以降，前有西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王朝，后有南匈奴于夫罗、鲜卑柯比能率众南迁，逐渐融入中原地区民俗之中。唐时突厥颉利可汗晚年留居长安、宋时西夏首领李继捧入住开封。汉有西域都护府，唐有安息、北庭都护府，宋有西北“二路三府二十八州”，到了明代，宁夏、陕北等“九边”的百姓基本呈现出“军民合一、混住杂居”的基本格局形态，在这些地方，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隔阂已经很不明显了。顾颉刚在西北留驻日久，通过对当时甘肃、青海各地的民俗文化、民族群众的生活状况、历史遗迹的周详考察与记录，逐渐形成了对西北地区民族概况的全面认知，也使得顾颉刚对民族理论在时代当下应当
12、以怎样的路线发挥它的作用有了全面的了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顾颉刚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对当时研究“中华民族”的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首先，针对“种族”与“民族”之用词的文理辨析，他认为从“血统基础”的生物学角度可以使用“种族”一词；而基于历史文化背景、民俗传承、社会生计角度来考察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应当使用“民族”一词。其次，明确指出中国近代革命社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五族说”既不符合中国民族自然生态分布状况，也与中国历史上的空间疆域内“中华民族”这一强化、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民族融合体的事实是相悖的。年 月，顾颉刚对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调整，将中国内部之民族研究列
13、入禹贡学会的研讨规划中。他指出了中华民族血脉传承且庞杂的社会历史特点，对古史记载中的“华夷杂居”事实进行了阐述。夏商时期，华夏、九夷之间已经不再以战争作为民族间横向互动的唯一方式；西周向东周过渡时期，戎人开始东向融入中原地区；秦汉首次实现全国大一统后，出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华夷五方格局”的版图雏形。此外，顾颉刚先生还指出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除了依靠以“信史”为核心的材料来源，更应当关注诸民族在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的事实，厘清空间疆域内诸民族的源流和分布特点，并藉由社会性视角下的政治兴衰、权力更替来审视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最终旨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目标。二、“挣扎”催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动
14、荡时局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本以清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多次对外战争的节节失利和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下，原本以“藩属国”角色存在的周边地区对清王朝的归属感跌至了低谷，而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及其外延的管控和影响也大打折扣。除却被迫割让的本国领土之外，以朝鲜、琉球、暹罗等为代表的地区开始被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施压下与中国断交，并为其侵略中国东北、山东地区让出航路。暹罗在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教唆下，以激进爱国主义错误的宗旨建立独裁专制政府，并公开反华。琉球则因实力甚微，甚至于被日本强行收附于治下，更名为“冲绳”。这种由帝国主义势力主导、违反国际法律精神的分离主义行为所造
15、成的恶劣影响是极为严重的。以至于我国北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也都受到了英、法、日等国家的蒙蔽与挑唆，出于对国情不够全面了解，加之尚未摆脱中国古代传统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影响，导致我国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变得空前尖锐。（一）对帝国主义倾轧的强烈愤慨无论是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思考，还是亲赴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顾颉刚在科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并深感边疆危机之切、民族问题之重，尤其是西北民族、宗教间的巨大隔阂和帝国主义者离间分化的重重危机，进一步激发他从学理上驳倒民族分化的假说，揭穿妄图毁灭“中华民族”阴谋的使命感。顾颉刚于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就有意识地对书本、
16、课堂之外的世界投以审视的目光，也正是在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诸多令人愤慨的列强倾轧国人的事件感同身受的基础上，才使得顾颉刚有了对“国家、民族、民众”进行学术理论研究的欲望，也希冀以自身的研究实实在在地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抗击列强出一份力。年五卅惨案爆发，顾颉刚以“无悔”的笔名在京报副刊发表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一文进行呐喊：“诸位知道。这次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是因为日本人开的纱厂里头。开枪打死了中国工人。中国人看见了气不过。起来打抱不平。印了传单在街上分发。发到英租界的时候。给英国巡警看见了，把发传单的人抓进巡捕房去。中国人瞧见了越发生气起来。聚了好些人到巡捕房去。要他们把发传单的人放出来，谁知道巡捕房不由分说。就开起枪来。当时打死了十一个人。受重伤的有好几十。枪子儿都是从脊梁上打进去的。可见是中国人一边儿跑。外国人一边儿追着打的。自从那天以后。英国人跟日本人天天在上海随便杀人、打人。到人家家里去抢东西。调戏妇女。”短短的一段话，鲜明地描绘出列强在当时欺压中国人民的画面。在西北考察期间，顾颉刚对所见所闻更是大为担忧，他深知西北、西南、北方这些极易为外敌所入侵的缺口有着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