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恩来研究】周恩来怎样“巧争”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汪 浩，汪可掬（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摘 要：“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广泛、深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的领导人。就如何“巧争”领导权，本文从“头戴两顶帽子”“战略协同”“坚持斗而不破”“坚持强大自己”等方面，具体揭示周恩来“巧争”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做法和经验。周恩来的做法和经验能为新时代贯彻大统战观和“巧争”世界和平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权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关键词：周恩来；统一战线；巧争领导权；大统战观；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
2、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汪浩，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教育、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大事件，影响极其深远。周恩来是两次国共合作的重要领导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巧争”领导权的相关做法与经验能为新时代贯彻大统战观和“巧争”世界和平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权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一、“巧争”领导权问题的提出（一）背景统一战线战略在国际共运史上被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是以这一战略的首创者马林的本名命名的，所以亦称马林战略。年初，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来华，帮助中共召开一大并贯彻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下简称提纲初
3、稿）的思想和马林战略。在一大上，马林受到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对，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共合作；二是加入共产国际并受其领导。中共一大作出不与任何政治组织合作的决议。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一大，但他支持一大的决议，他也意识到反对马林的后果严重。为了坚持一大的立场，陈独秀给此前来华帮助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维经斯基写信，就反对国共合作寻求支持。陈独秀为了争取主动，抢在马林再次来华之前召开了中共二大（.）。陈独秀也作了让步，即在二大上作出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和国共党外合作的决议。因为党外合作不符合列宁初衷和马林战略，所以在二大结束不久，带着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马林与苏联外交部官员越飞再次来华。在听了汇报、看了文
4、件后，马林建议召开西湖会议（.）。会上，在马林的解释和劝说下，中共早期多数有旅欧、旅苏背景的与会同志接受了国共“党内合作”包括坚持反对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陈独秀和张国焘最终也勉强接受了国共内部合作的决议。这次会议是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二）领导权问题马林对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有贡献，但也有失误，即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过低地认识和评价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说中共“诞生得太早”“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再加上陈独秀的因素，中共三大前马林的报告、共产国际的决议“都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赞同马林三大报告中的口号“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甚至三大大会
5、宣言也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在三大上引起了激烈争论。三大结束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 第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到中国，它强调统一战线“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且“应当力求工农联盟”。这个指示弥补了中共三大的不足，指明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三）
6、“巧争”领导权问题与陈独秀领导权问题在争论后形成共识，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都有探讨领导权的文章发表。为了贯彻三大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了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尽管多数党员对领导权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在对国民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分析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是有可能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的，后来实际上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上述这一段话事实上触及了如何“巧争”领导权这个更深一层的问题。这一时期，陈独秀为防止“争”得过分而提出意见：“虽然要尽力争 取 国 民 党 内 的 领 导 权，但 做 法 要 自然。”
7、“做法自然”包含顺势而为，名正言顺，慎细又周全等内容。司云胜从斗争上、组织上、工作上和方式上四个方面探讨了周恩来如何巧争领导权的问题：斗争上“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坚持原则，但要机动灵活”，“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组织上“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方式上“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扩大影响，便利工作”。司云胜的探讨较好地突出了“巧争”问题。本文依据上述关于周恩来争领导权的历史背景和研究情况，认为探讨周恩来“巧争
8、”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就是要揭示周恩来如何“尽可能团结国民党中的革命派”，“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二、周恩来“巧争”领导权的实践（一）“头戴两顶帽子”“巧争”领导权的生动实践“头戴两顶帽子”是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的话。文学家与理论家不同，文学家用细节揭示事物本质，韩素音兼有文学家、理论家的特点，她用抽象化的概念揭示周恩来巧争领导权做法的本质：旅欧时期周恩来怎样巧妙地在国共合作中争得领导权。周恩来必须在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党之间协同，在分 歧 中 寻 找 共 同 点，韩 素 音 说“兼 容 并蓄”是周恩来性格的典型特征，周恩来也说自己“天性具有调和性”。周恩来与孙中山派往
9、欧洲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王京岐反复沟通，以坦诚、顾大局、讲真理打动了王京岐。周恩来没有声称要领导权，但他深受王的信任，并受王的委托成为王回国后国民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这样，周恩来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两个组织的领导人，他也因此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创局部成功例证的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后来，周恩来等 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打破了三大后迟迟难有进展的被动局面。一年多后，即周恩来奉命回国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组织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头戴两顶帽子”的周恩来在大革命中大显身手。一是在国民党创办的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
10、党代表，后又任国民政府东江行政长官。在此期间，他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名义创办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黄埔军校特别教官徐成章与第一期学员周士第分任正副队长，赵自选任军事教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二是开创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随军东征的周恩来处在国民革命军领导层的中心位置。年 月 日，他在欢迎东征军大会的演说中阐明了革命的含义，使每一个军人明白当兵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在会上散发的传单敬告大兵同志们推动了士兵在进军过程中高唱国民革命歌爱民歌，尤其是爱民歌，收效甚大，影响既广泛又深远。毛泽东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
11、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 ，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三是探索民主政治的新形式。周恩来在东江行政长官任上，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到会的有各县市代表 人，特别代表 人，收到提案 件，调查报告、统计资料 份，农工商学妇都有代表出席，还有恽代英、邓颖超等 名党员出席大会，讨论了绥靖、行政、司法、建设、教育、农工、商务、财政等政务，会议开了 天。周恩来的这些工作是以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名义做的，既为当时“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作出了有益探索，又为中共后来军队和政府建设积累了经验。“头戴两顶帽子”几乎贯穿国共两次合作和周恩来统战生涯的始终。大革命时期前文
12、已说，兹不赘述。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提出要让蒋介石转变成抗日领袖就开始了。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到抗战胜利，他仍然是“头戴两顶帽子”。（二）战略协同 “巧争”战略先机从抗战的战略展开方面说，“巧争”统一战线领导权，首要的是争各方的战略合作到战略协同的主导权。周恩来是怎样做到的呢？首先是相关各方的战略合作。华北抗战初期，洛川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奉命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合作抗战问题。刚到西安，他们又接洛甫和毛泽东电示急赴山西，协调华北抗战，主要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兵出山西前线等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担任这个重大任务“周恩来是最合适的人选”。周恩来也明白
13、当时处境的复杂与艰辛。阎锡山说他自己是在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三个鸡蛋上跳舞”。在如此严峻的挑战面前，周恩来是如何做好敌我友相关应对工作，力争战略主动的呢？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导权不是自封的，必须在各方的合作实践中，通过协同，即合作中协同一致，“从联合中找出路”。“从联合中找出路”虽然是周恩来在此后说的，但事实上他当时就那样做了，这后来成为一条重要经验。重要的是合作双方高层的战略协同。没有高层的协同，就不可能有合作全局的战略协同。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一到山西，面对的就是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与阎锡山的联共“守土”方针的协同问题。周恩来对阎的愿意合作给予积极
14、评价，指出“要使山西不做亡国奴，我们共产党主张必须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只有联合起来，发动群众，共同抗战”，否则没有出路。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得以成立。共产党人薄一波、宋劭文参与领导战委会及此前成立的抗日“牺盟会”的工作。周恩来还指出阎锡山“守土抗战”方针中消极防御的阵地战的危险性；提出八路军要根据自己的兵力和战力，以山地游击战伏击西进南下之敌军，阻滞日军，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希望晋绥军不要死守关隘，应主动侧击，破坏敌军的计划。在说服阎的同时，周恩来对阎安排八路军 师参与正面防御的计划提出建议，让 师调至五台、灵丘，待机侧击、伏击来犯之敌
15、。这为后来的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条件。除了与友军协同，周恩来还致电洛甫和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可适当调整为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得到了洛甫和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后来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说：“现在八路军采取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平型关大捷后，师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炸毁机场及 架敌机；师两次爷头岭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华北抗战之初，八路军取得的这些重大胜利，是周恩来在洛甫和毛泽东支持下，实现战略协同的结果。毛泽东还为此来电说：“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其次是我军领导层战略理念的协同。周恩
16、来到山西不久，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中共高层曾有过一场争论，争论发生在位于太原一所中学的华北军分会。本文不去探究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只就周恩来传问世以来，对这个问题尚有的不同认识，从中梳理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在 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一分歧有结论性意见：“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有不同意见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杨尚昆从毛泽东的批评中感悟到两点，“任弼时（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没有报告中 第 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央就散发一个小册子”，“问题在于民族失败主义的提法和它是否针对中央这两点上”。年，翁有为从读杨尚昆回忆录的角度对华北军分会的分歧作了解读，结论是“总的来说，华北党在这一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的”，“这其中刘少奇的作用是关键的”。翁文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对研究是有贡献的，但其上述基本观点却与杨尚昆的回忆录并不完全一致。翁文的基本判断侧重于个人，没有突破党的七大之前强调党内路线斗争时期的偏颇。当然，翁文说华北军分会领导人之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