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编号：18BYY019）和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中国文学史英译研究”（编号：GD20CWY11）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倪秀华1焦琳2（1.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摘要：本文聚焦“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动，爬梳小语种译本的出版情况，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探究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将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分为目标语社会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和中国主导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前者进一步划分为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
2、践和非社会主义世界改革型翻译实践，进而分析其特征及关联。研究有助于拓展充实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当下“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经典互译提供历史借鉴。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十七年”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1-0057-060.引言“十七年”（19491966）间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涌现，集中体现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就，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典范之作。近年来，红色经典外译，尤其是红色经典英译逐步引起学界关注，研究主要涉及红色经典英译服务于民族国家形象建构的使命（倪秀华2020）、红色经典英译策略（倪秀华 2018
3、；任东升，连玉乐 2019；任东升，朱虹宇 2021）及其出版传播和影响等（何明星 2018）。相较而言，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相关研究明显不足，整体性研究更是阙如。然而，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不仅是彼时个体译者的翻译实践，更是国家翻译实践规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的问题相当丰富，充分体现了彼时中国与不同目标语社会之间文学交流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国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由此得以彰显。基于此理解，本文聚焦“十七年”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动，借助对国家翻译实践有关理论的理解，探究不同类型的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如何生成、具备何种译介特征及关联，进而展示特定历史时期下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网络，揭示其在国际社
4、会的传播路径，进而为当下“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经典互译提供历史借鉴。1.红色经典小语种译介回顾“小语种”与“大语种”相对，与之类似表达包括“次要语种”“弱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边缘语言”，是一个难以界定清楚的模糊概念（Branchadell2004：2）。美国学者 Venuti（1998：135-136）将其视为处于文化或政治从属地位的弱势群体、民族或文化的语言。社会翻译学研究学者 Heilbron（1999：432-434）依据国际翻译图书市场份额，即被翻译程度，划分了四个语言群：“超级中心语言”，即英语；“中心语言”，如法语、德语和俄语；“半边缘语言”，如西班牙语、意大利
5、语、丹麦语、瑞典语、波兰语、捷克语；以及“边缘语言”，包括汉语、日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其中，前两者与“半边缘语言”界限分明，“边缘语言”和“半边缘语言”之间是渐进的。由此大致可将“超级中心语言”和“中心语言”视为大语种，“半边缘语言”和“边缘语言”归为小语种。“十七年”间社会主义世界内部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学和文化交流频繁，此时小语种这一称谓往往又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修饰语的国家语言，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相区别开来。因此从国别（区域）角度来看，本文所说的“小语种”指的是（1）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语言；（2）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语
6、言；（3）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被殖民国家和地区语言。通过查阅一手、二手史料及现有相关文学研究和国际汉学研究成果，对其交叉互证，可大致发现以下红色经典翻译的总体特征。首先，从目标语看，红色经典主要被译成上文所提及的前两类小语种国家语言，而第三类较少。这主要受制于各国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更是与包括不同国家和个体在内的翻译主体、国与国之间政治文化关系，以及目标语国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接受程度等因素有关。其次，从翻译2023，No 1Serial No 197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97 期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57DOI:10.13978/ki.wyyj.20
7、23.01.004出版时间看，红色经典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翻译的译作多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60 年代则急剧减少，这与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息息相关；自1955 年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后，我国加强与亚非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因此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是红色经典在这些国家的翻译高峰期。最后，就翻译模式而言，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实践存在从俄、英两大语种转译的现象，说明小语种间的文学交流通常以某种大语种为中介语，即 Heilbron&Sapiro（2007：96）所说的国际翻译图书系统的运作规律：“越是中心语言，其充当中介语的能力就越强”。从中国一方来看，红
8、色经典翻译是新中国成立之时即启动的以国家作为翻译行为名义主体，外文出版社作为授权机构实施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任东升 2019；倪秀华 2020），因此，从语言要素来考察翻译活动只是第一步。为了对“十七年”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实践有一整体观察和把握，本文首先依据翻译不同发起方，将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实践分为目标语社会组织的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以及由中国主导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后者是典型的国家翻译实践，而前者因目标语社会的差异性，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结合对彼时冷战国际局势及目标语社会的政治文化语境分析，可按照翻译主体和译介目的，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和非社会主义世界
9、改革型翻译实践（如下表所示）。鉴于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国文学、文化和政治关系，也与特定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这两种三类翻译实践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相互孤立，相反，它们是紧密联系的，从而形成独特的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实践生成网络（如下图所示），这种关联性也会在以下论述中展开。表 1：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实践类型与构成类型翻译主体译介目的目标语社会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国家国际同盟与定位、国家认同非社会主义世界改革型翻译实践译者（群）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化重构源语社会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国家国家身份与形象建构图 1：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实践生成网络图民
10、间外交官方外交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非社会主义世界改革型翻译实践目标语社会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红色经典源语社会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2.目标语社会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2.1 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红色经典主要在社会主义世界广泛译介和流传，这显然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有意建立的跨国、跨文化体系，即傅朗所称的“社会主义世界主义”（socialist cosmopolitism）（Volland 2017）。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朝鲜、越南（1954 年后）和蒙古,即冷战研究中所称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社会主义世界
11、主义”是冷战格局影响下基于政治同盟关系而建立的文化联盟，是由“文本的全球流通、文本内部的世界性意涵和对世界本身的文学化重构”三者共同构成的文化系统（ibid.：12-13）。该系统包含一系列情感态度和历史实践，“孕育出一种相近而有差别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推动社会主义世界内的跨国传播”（ibid.：13）。红色经典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译介，便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具体通过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签订文化合58作协定等协商合作的方式实现，因此可称之为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除苏联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是第一批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最早与新中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仅在 195
12、1 年，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四国就分别于 4 月、7 月、10 月和 12月与中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 编委会 1998：33-49）。次年 5 月和 7 月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保加利亚文化合作协定签订，随后 1954 年 10 月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20 世纪 50 年代，尤其是 50 年代末期，朝鲜、蒙古和越南等一些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也纷纷与中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这些文化合作协定均明确规定，双方加强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书籍交换、翻译和出版工作。其他文化合作内容还包括研究机构、文化与教育组织间的合作，相互举办戏剧、音乐、电影等文化艺术演
13、出和展览，学校教育、教学经验交流和留学生交换等。在此基础上，协定还制定条款，为规定内容的实施提供制度和物质保障，其中包括“通过外交手续制定每年度文化合作的具体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1957：100）、双方执行机构的设立及协定有效期的确立等操作性规定。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使文化交流有了法律框架和机制保证，国家间互设的大使馆、文化机构和出版社等代表各自国家和政府，体现国家意志，履行政治文化使命，在文化交流的具体联络、建议和组织等诸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红色经典及时、迅速地在这些国家译介，此为这一类翻译实践的首要特征。例如，1958年 11 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的
14、文学和出版处汇集各大出版社的代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学院的汉学家和译者共同讨论推荐，以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之际出版一批中国文学作品（尹红 2005）。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也于 1959-1960 年间推出十部中国文学译作，其中包括 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 苦菜花 百炼成钢 山乡巨变 三里湾 等红色经典作品（祖瑞 1961）。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红色经典翻译在文本选择及翻译方式等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无不彰显出合作协定国的社会主义国际定位、建构“想象中的”跨国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努力。这种译介趋同性尤其体现在东欧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其中苏联发挥着极为关键的引领作用。一方面，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5、文学诗学，在东欧和中国得到积极响应。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白毛女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和 暴风骤雨 三部红色经典在 1952年分别获得 1951 年度苏联“斯大林文学奖”二、三等奖前后，被苏联广泛译介，继而迅速在东欧各国翻译出版。另一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在东欧翻译出版的红色经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俄译本转译的，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语版，其中该作品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译本，还附上丁玲为俄译本作的序言（孙瑞珍，王中忱 1985：548-549）。其他译自俄译本的还有 暴风骤雨 的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语版，以及李家庄的变迁 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16、等东欧各国语版。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包括中国与东欧国家互派留学生计划等在内的文化合作协定的实施和落实，一批汉学家得以培养起来，汉学研究在这些国家得到长足发展，能够从中文直接翻译的译者逐步增多，这种转译的现象在 60 年代大大减少。此外，东方学的传统和基础、汉学的发展程度、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的接受能力等都是红色经典在不同国家获得译介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主义世界红色经典翻译由此在趋同中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与其他东欧国家大多从俄语转译的翻译方式不同，捷克得益于其深厚的汉学底蕴，可将相当一部分红色经典从中文直接译为捷克语，如师从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的史丹妮（Danuslka Heroldov-Sltloviclkov）于 1951 年与其他若干布拉格汉学班学员合作，直接把 李有才板话 中文原著翻译成捷克语，1953 年她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 也同样采取直接翻译方式。2.2 非社会主义世界改革型翻译实践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世界内部成员国的国际认同和联盟，及其自我定位。该模式中的目标语国与新中国之间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