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道酬勤从天津教案看曾国藩的外交观李林霞【】曾国藩是历史学界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其对外交行为方面。本文根据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受命办理此案所采取的一系列委曲求全的措施，从而推导出曾国藩的外交观是权衡轻重，顾全大局，委曲求和，徐图自强。【关键词】曾国藩；天津教案；外交观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2305-273-01晚清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学术界对于曾国藩外交观的研究，专作较少，尤其是天津教案，或论是非功过，或论卖国与否，对于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专门性研究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为切入点论述了其外交思想。一
2、、历史背景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而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遮掩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的流言四起，导致民间反洋教情绪高涨。同年6月，津民杀害外国领事、传教士、修女，烧毁教堂的的天津教案爆发。津民的对抗使列强感到恐慌并向清政府联合照会，而清政府也不愿在备受外患困扰的情况下再发生战争，于是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教案，嘱予“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堅持和议。二、曾国藩的处理措施及原因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奉行了清廷“和局的方针，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最后采取了几种方法：“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派员兴修焚毁之教堂、领馆、释放教民、查拿正凶、惩罚官员。据此可见曾国藩是封
3、建清王朝忠诚的卫道士，确是“诚恐有碍于和局，故不惮委曲求全。这里的“曲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事发之“曲和办案之“曲。由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名有识之士、朝廷重臣不可能不明事理，他确实肯定洋人有曲在先，津民杀人毁堂在后，是洋人的野蛮行径导致群众的积愤不平，才有教案发生。曾国藩对这一点的判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至于其办案之初的反常之举，处理之时的艰苦决断，正是他权衡轻重，顾全大局，曲意求和，徐图自强的外交观所致的委屈之法。曾国藩接手津案并开始查办，已经洞明教案之“曲在洋人。然而，他没有顺应民意，备兵抗法，惩治洋人，而是袒护洋人以致深负众望。其反常举动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躲避战争的发生。天津教案发生后，俄
4、、日、英、法、美、德、比等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署，要求惩罚天津教案凶犯，法国远东舰队以及英、美等国军舰陈兵渤海湾向清政府施压。就中国国力来说，曾国藩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当时，放眼世界大舞台上，各大国早已上演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开展剧目；而中国正处晚清时期，是封建帝制没落的最后阶段，它已不同于过去那样倍受世界各族的瞩目，不再位列大国强国之林。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断不能贸然启兵。第二，从中国国情出发，曾国藩避战求和的对外战略是最可行的。他认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
5、，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可见，“守定和议是当时清王朝在对外战略上求得无事，使民心安定的中心政策。就此，曾国藩一方面认定“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一方面面“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也正因如此，中国才没有与西方列强开衅，人民才没有遭受战争之苦。第三，对于西方列强曾国藩并不总是和议为先，而是审时度势，顺势而行。他讲求“驭夷之术，即不与洋人过分亲近而使其插手中国内政，而在原那么问题上坚决地拒绝洋人，又不与洋人发生较为锋利的冲突。曾国藩一生处理过三件较大的外事问题，天津教案是其中之一，还有借夷助剿和阿思本舰队事件。曾国藩对后两者的处理态度那么是强硬的。上述表达了曾国藩的“驭夷之
6、道。史实说明，曾国藩并非向来曲循求和，甚至妥协软弱，而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并竭力替洋人说话。而是敌强我弱的无情史实迫使曾国藩在紧要关头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所以，无需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行为是否正确、是否卖国而大伤脑筋、非议不断。在曲意“和戎方面，曾国藩发挥其高超的“驭夷手段除了为中国防止战争外，更为社会的开展赢得一个至少相对感到安定的环境。三、结语第一次的鸦片战争已足以让全国人尤其是统治者振聋发聩的了，14年后西方列强又对中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两轮战争带来的外患，加之列强一系列对中国无理的要求成为统治者必须执行的法令，清政府的“栋梁们和主人已然深感不安，甚至恐慌。所以就此认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惮委曲求全，惟自引咎，为防止可能爆发在即的战争而斡旋在其中的深刻涵义。曾国藩的外交观决不能归咎于妥协、投降、卖国，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历史学界及社会应该给予他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评价。注释：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M.长沙：岳麓书社， 1994： 6967-6998.朱东安.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J.近代史研究，1997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