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作品红楼梦的翻译策略及制约因素【摘要】红楼梦全书完稿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先后有许多翻译家对红楼梦进行节译或全译。 红楼梦译本有近20 种文字 ，近 60 种译本 ，其中全译本 12 种 。 本文将对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分析，试看红楼梦的翻译策略及制约因素。【关键词】红楼梦；翻译；典故翻译工作是源语作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过程的一部分,译者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用的策略方法、翻译技巧都受翻译目的影响。红楼梦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介绍给外国读者,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有译作中最完整的两部作品就
2、是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霍克斯的英译本。本文从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出发,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文化内容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技巧也有所不同翻译时中英两种语言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汉语重模糊，英语喜确切。 不同作者对原作中文化的传递、表达各有千秋，杨译和霍译在对红楼梦原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处理后所展示给各自读者的文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文化，前者更接近中国文化，而后者则在中国文化中杂糅了较多的西方文化的成分。一、红楼梦的翻译策略1、在翻译典故上的特点“典故”一词在辞海中被释义为“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来历出处的词语”。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汉语典故一般出自于文学著作、历史事件、神话传
3、说、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方面。体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不易为译文读者所熟悉和接受。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大量的典故构成了这部作品语言方面的一个特色,是这部典藉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由于译文读者缺乏源文典故的背景知识,这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通过比较译者对于典故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在翻译策略上的不同倾向。下面就杨译本与霍译本翻译策略进行比较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在翻译典故上的不同特点:杨译本主要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而霍译本则倾向于在译文中进行增译或意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有其背后不同的原因,我们能从目的论的角度对其做出解释。目的论学派认为翻译批评不能单凭规范性
4、的翻译标准来评价译本的优劣,而应把翻译策动者,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等纳入批评范畴,翻译是否达到目的是衡量译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翻译活动的策动者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红楼梦两英文全译本的策动者是完全不同的。霍译本的策动者就是霍克斯本人。他曾留学北京大学,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出于自己对红楼梦的热爱,他辞去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来专心进行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后来,企鹅出版社找到霍克斯,愿意为他出版译作。他在译本的前言里写道:/我恪守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语,假如读者能稍微感受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我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了。在霍克斯的翻译活动中,策动
5、者和译者没有什么矛盾,他们的翻译要求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译者心目中有明确的读者群:西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士,而且译者有明确的翻译目的，向读者传递他在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因此他的翻译策略也主要是面对读者,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他在翻译典故时主要采用了增译或意译的策略,来传达汉语典故的意思。与霍译本不同的是,杨译本的策动者是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当时国内的红学研究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红学研究,他们要求文学要符合政治要求。杨宪益接受了这一委托,根据策动者的要求,确定了翻译的目的。他为了传扬中国的文化,强调译文必须要非常忠实于原文,翻译的对象没有霍克斯那样明确,根据当时的环境,主要对象是亚洲及非洲懂英
6、语的人,因而他在翻译典故时主要翻译策略是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再现原典故的形式和意义。2、词汇意象的翻译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的文化结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建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所反映的文化内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一词汇在两种语言中给人们的联想意义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从译文中在有关文化意象的词汇翻译上,也最能看出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而凤是古代传说中百鸟之王,杨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意象,将龙与凤分别译成了和dragon与phoenix
7、,向译语读者展示了龙与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英语里, phoenix传说是一种生于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活五六百年后,用自己的翅膀煽火,自焚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复生为新的phoenix,为此在英语中它有复活和再生之意。而dragon在西方的传说中是指一种身上有鳞,长有翅膀和长长尾巴的口中吐火的巨大蜥蜴,在圣经故事里是邪恶的象征。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霍译为帮助其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将这两个易使读者误解的词汇去掉,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较为熟悉的simurgh,即波斯神话当中一种巨鸟,文化信息虽有些失真,但也避免了译语读者对原文的一种误解。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
8、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意味着喜庆、吉祥、兴旺、欢乐、热情,丰富的内涵深受钟爱,大红灯笼、春节的红色春联、红双喜字,等等。杨译本忠实于原文及原文文化,保留了原文的/红0字。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意味着流血、危险或暴力和死亡,绿色则具有类似中国/红0字的联想意义,快乐健康。因此霍译考虑其读者的文化背景,将原文中的“红”字处理成译语读者所熟悉的“绿”字,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了译语读者,虽然是貌不合但神却极相似。语言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语言不仅反映文化,同时也塑造文化。生活在某一文化背景中的译者在翻译时,无疑会受到其本身文化的影响,对源语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作出相应
9、改动。译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在翻译红楼梦时所采用的方法自然也不同。二、翻译策略的制约因素译者的文化背景是确定文化翻译策略的主要制约因素。译者从小所受到的母语文化的熏陶以及所接受的母语文化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文化的最强大的成分是那些日常交往表层下的成分,我们称之为价值取向。价值取向表现为对某些行为结果的偏重。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价值取向则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不知不觉间决定了人们对于是非、美丑、善恶的判断标准及取此舍彼的行为模式。根据现代解释学的理论,对任何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解释者的前有(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和前设(
10、预先有的假定)组成的前结构所制约和引导。杨宪益在英国牛津大学接受四年教育,其妻又是英国人,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使他的前结构基本定型的母语文化;霍克斯在中国北京大学攻读三年,但英国文化是构建他的前结构的母语文化。尽管他们都对异族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但他们对于文化传真和文化适应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偏重的这一行为,同样摆脱不了各自母语文化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同样受到各自前结构的制约。他们中一个保红,另一个去红;一个保龙,另一个去龙;一个偏重道教,另一个偏重基督教;一个贬恃才,另一个褒恃才;这些以自己的价值判断自觉地选择或偏重某一翻译策略的行为却不自觉地受制于各自在自身的文化背景中所形成的以价值取向为核
11、心的文化框架。必须指出的是,即便杨译本偏重文化传真策略,其传真的程度也受到译者已经形成的文化框架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文化情境的制约。杨译本中对有关焦大及贾雨村这两个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物的翻译,其选词的褒贬倾向明显反映了60年代中国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社会现实。而霍译本的适应程度也没有超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藩篱。韦努蒂认为,在以本族人为译者的外语)本族语的所有翻译中,都基本上有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冲动。霍克斯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在以中国人为译者的众多外汉翻译中,实际上也存在着这种冲动,很难摆脱鲁迅所说的中华中心主义情结。从中英译者对红楼梦文化涵义语的不同文化侧面(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
12、文化、历史文化、语言文化)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我们得知,受翻译目的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中译本基本上忠实于原文,在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时,采取了异化于目的语读者的态度,其目的是把中国的文化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原因在于杨宪益根植于中国文化、崇尚中国文化,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而英译本则向西方读者靠近,采取了归化于目的语读者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更多地考虑英语读者的接受力以供其欣赏。所以,不同译本给读者的感受也不同,中译强调原文信息内容,忠实于原作,笔译流畅,含有异国情调,读起来新鲜有趣,不失其艺术的感染力。英译文表现力,文从字顺,极为流利顺畅,
13、读起来非常爽快,像是用英文写就的原著。只要有文化差异存在,只要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译者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文化立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产生不同的译文。归化与异化的选择,是主客观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研究应更多地把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客观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从而为建立更科学、更全面、更有适用性的翻译理论提供科学依据。结论：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译者想要其译文达到什么目的。正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是为了向读者传达中国传统的文化,把中国文化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在其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信息内容,尽可能地接近原文,保留原文传统文化特色;而霍克斯翻译的目的如他所说是为了传达审美的愉悦,与西方读者分享本书的魅力,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归化策略,强调译文的表现力,像是用英文写就的原著。所以译者翻译策略的不同归因于其翻译目的的差异。参考文献：1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28。2左飚.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其制约因素J.上海翻译，2009，（1）：36。3戴乃迭.“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的讲话”A.见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234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思想散记 J.中国翻译, 19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