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忘却了的农村改革 今天在中国，参加世贸、与国际接轨等口号越来越响，似乎大有代替兴旺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口号。从一种角度看，这好象说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踏上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以往那种主要关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眼光再也跟不上形势了。但也有一些比较坦率的学者专家认为，其实，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近年来现实中面临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实际上始终无法有效解决。于是，谈深化改革的场合反而越来越少了。如果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历史，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就会发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深思：中国改革今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难道只剩下参加世贸和与国际接轨了吗。参加了世贸、与国际接上轨，中国的改革难道就
2、大功告成了。毫无疑问，参加世贸至关重要，但如果单打一地强调其重要性，就难免落入有意无意的见木不见林。 除了参加世贸这样的努力之外，中国当前就没有更关键、更紧迫的改革任务了吗。事实上，如果冷静地观察，当前中国除了需要参加世贸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务，那就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根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
3、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 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
4、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根底、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人民公社体制，
5、农业生产力迅速上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根本上稳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
6、会的根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本钱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本钱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本钱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
7、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本钱也高于兴旺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上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参加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参加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
8、国家统计局开始成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局部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
9、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开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
10、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开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开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时机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时机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时机。由于政府并不
11、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时机，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时机，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XX省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时机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时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时机，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
12、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 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
13、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辞别小康、与兴旺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梦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
14、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时机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
15、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假设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阔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
16、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本钱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