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教育传统、思维方式、形上追求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化比拟，中国传统文化高扬人文精神，竭力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西方文化那么高扬科学精神，竭力将人生科学化、逻辑化。这种不同的偏向显示了两种文化的各自特点，其优点与缺点都包含在各自的特点之中，现代新文化建设正是对以上不同特点的扬弃与综合。关键词审美倾向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作者简介聂振斌，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勿庸讳言，中国文化为华夏汉族所首创，并且在保持开展这一文化传统中，华夏汉族始终处于主导的、中心的地位。华夏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同周边
2、的兄弟民族频繁交往，互通有无，不断融合，而通婚与混居那么是融合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民族友好往来中，华夏汉族都比拟主动、自觉。一方面，从兄弟民族中吸取文化营养，开展自己；同时又把自己的先进文化毫无保存地传播、渗透到兄弟民族中去，使其“同化，共同前进。华夏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战争、也有武力征服的时候，但它不因自己的强大而掠夺异族人充当自己的奴隶，这与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它也不因自己的文化先进而强迫异民族接受，没有文化侵略之谓。这一点与西方文化也是很明显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与创造这种文化的华夏汉族一样，具有浓厚的亲和力和同化力（或曰软化力），很少有西方文化那种机械性与排他性。在这
3、种文化熏陶下，造就了中国人一种甚为宽大的民族观念，不以狭隘的血统界线自封自限。尤其是华夏汉族，因其抱着宽大通融的民族观念，才能不断地与它周围的民族融合，华夏文化也才不断地扩大其影响范围，民族与其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钱穆所说，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他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线，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1152页）他又说：“在西方史里，同一雅利安民族，随着历史
4、进展，而相互间日见分歧，结果形成许多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小派。直到现在，假设非先认识此各支派的界线，便无从了解西洋史。但在中国，那么上古时代，虽然有许多关于民族或民族间的分别名称，常使读史的人感觉麻烦，但越到后来，越融和越混化而成一体。秦汉以后的中国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线之存在。这不可不说亦是中西文化演进一绝不同之点。因此在西洋史里，开始便见到许多极显明极清楚的民族界线。在中国史里，那么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孙，这正是中国古代人心中民族观念之反映。（同上，第44页）中国人自古以来抱着如此宽容开通的民族观念，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文化根据的。华夏汉族形成之初，其成分就不是单一的。它不是由
5、一个氏族开展而成，而是由多个氏族、部族融合而成。它开展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吸收、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成为自己的一员，因而才有今天这样十多亿的宏大的民族队伍，并且汉族与几十个比自己小得多、也落后得多的民族和睦相处，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亲情，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处事中庸，反对“过与“不及。它所创造的文化，其特点与这种民族性格完全一致。与西方人那种好斗，总想扩张自己、征服异己（自然与异族）的民族文化性格很不相同。在扩张、征服的文化精神驱动下，西方国家于近代崛起，并靠掠夺异民族和殖民地（中华民族也是受害者之一
6、）而称霸世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提高了西方文化的世界地位。也许因此自本世纪初以来，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型的，保守的，因而应该抛弃这个文化传统，另造一种新的文化。这个结论是很轻率的，也是武断的。正是这样一种结论，几十年来人云亦云，形成一种固执的历史偏见。中国传统文化封闭吗？保守吗？看看以上历史事实，想想中华文化持久不衰的生命力，是封闭型、保守型的文化所能到达的吗？中华文化形成、开展的地理环境同欧洲大小差不多，由它影响而造成的文化圈比欧洲大得多，多大的界线内才算“封闭呢？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不仅与同自己毗邻的民族、国家频繁交往，而且到远隔崇山峻岭的“西天取经，跨海远航去亚非一些国家经商或文化
7、交流。并且以贵客或允许当朝作官款待从“西天或西方或东瀛来的“异类，一个封闭型的文化能有如此大的胸襟吗？正是在这种广泛交往中，才使中华文化不断更新，不断开展，能说这种文化是保守的吗？要对中西文化进行真正的比拟研究，必须彻底抛弃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而建立一种平等对话态度，否那么是得不出一种有益的结论。按照全世界人类文化已往的成绩而论，现在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是古希腊，希腊文化灿烂时期，正是中国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古代文化辉煌时期。三千多年来，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遥相晖映，争奇斗艳，各按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地开展，不少方面不谋而
8、合，表达了人类历史文化开展的共同规律，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对人类作出了自己特殊的奉献。中西文化是在很不相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中形成开展的。因此从价值取向、精神追求来看中西文化，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唐君毅曾以“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对来比拟中西文化的不同（见中西哲学思想比拟论文集，从这一视点进行比拟的人很多，见解也大同小异）。后来他又从中西文化所重视的领域的不同，以比拟其精神之差异。他说：“吾将自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而论其文化为科学宗教精神所贯注支配。自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而论其文化为道德与艺术精神所贯注。（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
9、89页。）这些见解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给人以启发。我也不揣浅陋，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讨论、批评。我认为西方文化竭力将人生科学化、逻辑化，而中国文化那么竭力将人生艺术化、审美化。中西文化都很重视实际，西方文化重视物质实践，讲究应用，讲究实惠，中国文化重视道德实践，讲究身体力行，讲究情义。中西方都有形上追求，西方通过宗教来实现，中国通过艺术来实现。这些不同，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具体说明。一、教育充分运用美感形式，艺术教育占重要地位教育，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言，都是文化的。这在中西方都不能例外。但中西方教育的内容各有偏重，教育的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事实。概而言之，中国自上古直至近代西方
10、文化传入之前，教育上重视人文学科，重视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将教育艺术化，审美化。而西方那么重视科学教育，重视知识技能和智慧的培养，道德教育也多从知识、“律令入手，不太强调情感陶养，本以情感陶养为主的审美教育，也强调认识功能。而且教育多为教会把持，因而宗教气味较浓。中国自古就有“先王乐教的历史传说，并为先秦两汉诸子所津津乐道。很多文献记载：舜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尚书，舜典中说，舜任命夔作典乐官，以教胄子。这些记载真实性如何，姑且不管。它至少说明自西周以来的圣君贤相以及哲人们是非常重视乐教的。周朝开国之初，周公便制礼作乐，以稳固统治，维护秩序。礼乐既是政治制度、道德标准，又
11、是教育的根本科目。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总结西周以来礼乐教化的经验用“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他的学生，礼乐已失去政治功能，完全变成教育科目。中国古代的乐是音乐、舞蹈、歌诗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艺术，乐教，用现代话说就是艺术教育。孔子十分重视乐教，并把乐教放在礼教之上，认为是人格修养的最后完成，使道德进入最高境界，即他所说的“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也。其后的孟荀及汉儒都继承孔子的思想并作了发挥，特别是荀子的乐论，汉人所写的乐记，对乐的产生、性质、功能及其与礼的关系，都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孔子时代，随着社会的开展，诗乐已经分途，诗作为文学的独立地位已经确立。孔子也十分重视诗教，经孔子
12、删定，编辑了中国第一部诗集诗，并且对诗的教育功能作了理论发挥，奠定了长达二千多年的诗教传统的理论根底。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人文精神，在孔子之前的漫长的古代教育实践中已经定型了，经孔子及儒家学派的理论发挥，使这一教育倾向更加自觉，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后，中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偏重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没有根本改观，甚至比古代更偏重了。汉代置易、书、礼、诗、春秋五经博士，以教弟子，明清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作启蒙教材，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易、礼、诗、书、春秋）作为整个教育的根本教材，科学教育根本没有地位。西方中世纪，有人总结古希腊的教育经验，把教育内容归纳为“七艺文法
13、、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与中国古代教育科目相比拟，各自的偏重是十清楚显的。西方重视科学精神，重视掌握知识和普遍法那么，重视思辨才能。即使有人文方面的教育，看重的是语言学，而非文学。属于情感教育，只有音乐一科，在整个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要比中国轻得多。中国古代教育在方法上也是很独特的，一是充分利于美感形式于教育，古人称之为“美教化（毛诗序）；二是重视典范教育，很少抽象说教，不太讲什么“定义、“规那么，整个教育过程不离开感性具体活动。例如，讲诗、讲古文，教师并不首先解释诗句、文义，也不讲什么主题思想等抽象概念，不是要你先理解，而是要你先体味，所以只是教你诵读，而且摇头晃脑，音调要抑扬顿
14、挫，富有音乐节奏感。讲习字书法绘画，不是抽象地讲规那么、方法，而是要你首先临摹前人的成功之作，在临摹中逐渐领悟规那么与方法。戏曲、工艺等，更无讲义、教科书之类，甚至师徒根本就不识字，因此师傅怎么唱，你也跟着唱，师傅怎么做，你也跟着怎么做。在艺术教育上，中西方都有“模仿一说，但内容大不一样。西方是模仿自然，模仿现实，中国是模仿人工，模仿他人；西方的模仿是目的，是为了再现现实，中国的模仿是手段，目的到达，手段也就不需要了。不仅艺术教育如此，其他教育也要模仿典范。正如蔡元培所说：“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依傍前人，入前方可变化，不必拘泥。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
15、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开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参加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遂以不能独异。（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选拔和任用人材，其标准也是看重人文方面。汉代官吏的来源，一是京师的太学的博士弟子，一是郡县推举的孝廉、茂才，都是学儒读经之人，并不管他有无科学知识和技能。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科考的主要内容是诗赋和明经，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也有设科的时候，却从未占据重要地位。明朝科考，改作八股文，其内容是按朱熹所注“四书、“五经的范围进行发挥，科技方面也同样没有地位。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全面开展，经
16、常使用三项标准，除道德标准外，还有“才、“艺两项。“才是才干，“艺是审美能力，即对诗词书画琴棋等是否有修养，是否有鉴赏眼光。人们说某人多才多艺正是一种赞扬之词。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整体把握和洞观感悟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也不太相同。形象思维、洞观感悟和整体把握始终是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而不太善于西方那种逻辑推理、解剖分析。王国维在接触西学不久就发现了这种差异。他说：“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假设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alization之二法，故言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特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那么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那么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