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修并进学修并进 经史兼综经史兼综 摘 要：张新民先生的佛学研究涉及佛教之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诸多领域，其研究方法是将佛学研究与生命体悟相结合，研究特质为学修并进与知行不二、儒释之间与“游苑禅林”、经史兼综与中西会通，研究旨趣乃是在“儒释道”三教视野观照下之综合诠释与立体融合。其佛学研究时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第一阶段是张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第二阶段是其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张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主编黔灵丛书大型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广泛之影响，为国内佛教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树立了标杆并成为同行开展类似工作效仿之典范;探研坛经文本“獦獠”
2、释义殆指“猎头獠人”，而解决“獦獠作佛”千年禅史公案疑难问题;创建“本体实践论”“同体殊相共用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理论与实践之同一性和统一性问题，而且能够打通中西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的壁垒对抗而起到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之理论影响。关键词：张新民学术思想 佛学研究成就“本体实践论”“同体殊相共用论”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35-44 法不孤起，因缘所生。在茫茫人海之中，一切事象包括人、事、物之相互闪现都必有内在之关联或必然性。贵州文史丛刊编委王进教授邀我书写一篇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创会会
3、长张新民先生有关学术介绍或评价性文章，乃是鉴于我追随先生且共事受教多年，既有“学缘”而应该知先生之学术理路，又有“人缘”而能体察先生之精神气象。与先生相交、相识，有此道缘与法缘，加之与王进教授之友缘，可谓因缘殊胜、甚为希有，故欣然提笔作此文，以期从一侧面管窥或折射先生之佛学研究学术与思想面相。一、生死追问与佛法智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热兴起之高峰。张先生佛学研究之因缘，亦受当时中国文化热之时代影响，而对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组成内容之佛教产生好奇，关键处则始于他对生死之追问。由于家中几位亲人陆续离开人世 1，张先生悲伤、痛苦、迷惘、焦虑、不安，心灵深处产生了不断的人生思考：人为什
4、么要死？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天堂、地狱？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好人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坏人是不是一定下地狱？人死是否去了西方极乐世界？面对一系列生死问题与人生迷惑，没有更好之良方能够解决，而现有知识结构不能满足先生对生死问题之追问。因此，从其他学术研究路径寻找人生答案便成为先生探寻生命价值意义之重要着力点。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丰厚，从小就受到极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古代传统之考据、义理与辞章之学在其幼小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之后，其学术研究方法在继承其父张振佩先生传统家法之同时而求自我创新与创造，并呈后来居上之态势。家庭的变故促动了他更多的思考。于是，先生在刚入不惑之际，即转向
5、了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智慧海洋中去寻找解决人生迷惑与生命迷惘之答案。如此，佛法给了他思考与面对生死之思想智慧，从而开启了先生认知佛法与研究佛学之重要机缘。其时张先生在历史学和方志学研究上已经硕果累累，但在遭遇生死问题后，其学术研究出现了某些转向而涉足到了佛教领域。他认为佛法是智慧之学，要智信而非迷信，“在东方智慧的各种表现形式中，佛教智慧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位”1。首先，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绵延两千多年，有其自身内在发展之生命力，且能够构成学术研究范式，故可以开展学术性与学理性之探究;其次，佛法内涵人类思想闪亮智慧，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重要组成内容，而且具有中华文化之内
6、在精神，能够给予人以思想启迪和带来正向能量，解决生死之困惑，并以智慧照亮友情生命而显示人生道路之光明，尤其是中国佛教丰硕之佛法思想资源值得现代借鉴和转化运用，故对其有深入探寻之必要性;再次，佛教与其他学科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与相互影响，进行交叉立体研究有利于丰富中国思想文化之研究，且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历史特点及其内在规律。由此，张先生在生死追问和佛法智慧启迪中与时俱进，既坚持自己本体之历史研究，又拓宽佛学研究新路向，在跨世纪之时踏上了学术研究新征程，并取得了一系列佛学研究丰硕新成果。二、学术研究与生命体悟 整体而论，先生之佛学研究按照时间来划分，大致分为三
7、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三个十年，是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是其不惑之际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之关键时期，亦是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第一阶段：九十年代，即第一个十年。先生之佛学研究秉承了中国传统之学术家法，即其研究是以点校和翻译佛教经典文献为开端和始基，于是奠定了先生坚实之佛学基础知识和研究基本工夫。1994 年，先生点校、翻译之法华经和华严经两部佛教长篇巨著，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反响非常巨大，由此亦奠定了先生在佛学基础文献研究上之重要地位，而且开导贵州新时期研究佛教之风气，得到海内外佛教研究著名学者的肯定。张先生发表于闽南佛学之佛教智慧丛书序指出：“佛
8、教的人生方向就在于追求智慧，契入最真实、最圆融的存在境域。”2 先生还在该文中明确地点出了编写一套佛学智慧丛书之目的与意义：一方面着眼于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认识（功夫）论等胜义谛层面上的智慧，把佛教对人生的体验、对内心的照察、对宇宙的解析、对真理的证会等独特智慧揭示出来;一方面也注意其语音、语法、修辞、譬喻、逻辑、数学、天文、星象、音樂、美术、医学、保健等世俗谛上的智慧，把佛教影响文学、艺术、科学、民俗等中国文化的精微细密处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在积极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自觉地重视“自家宝藏”，在广泛吸取一切人类的智慧成果的基础上，承担起文化重建的世纪性课题。3 由此亦具见张先生佛学研究视野之开阔与开放，在理论上有学理之独特思考，对具有人类智慧性意义之佛学有学科发展与研究内容之亲切观照与独特觉悟，也体现了先生视界中之佛学研究乃是一个大而全的多学科性研究完整系统。如果说法华经和华严经之点校翻译是先生佛学研究之基，那么佛教智慧丛书序一文则又打开了先生学理探索建构佛学研究框架之门，且真实展示了先生对佛学研究的全方位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