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出生于曾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高雄市，求学的年代，书店少得可怜，艺文活动几乎没有，我常幻想着有一天家乡能摆脱文化沙漠的耻名。2001年，我成立“二鱼文化”之后，脑海里经常浮现一种意象一一手不释卷的新台湾人。他们总是背着书包，手里拿着正在读的书籍或站或坐，在捷运、公交车、咖啡厅、餐厅等等各种公共场所兴味盎然地阅读着，他们，也许不算富裕，却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购书预算。我的梦想可能有点滑稽，但我清楚梦想的内容，因此敢于继续梦想。我们出发的时候，台湾出版业正急遽走下坡，形势几近“崩盘”。我并非不明白。因此，以贫穷为师，成为公司创立的精神。我相信，经济不景气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陶渊明的诗也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表面上经济萧条，其实埋着繁荣的种子，萧条与繁荣原来是共生的、相互转换的。从前我完全没有出版经验，从最不景气的年代出发，又是“烧”自己的钱，更意识到要努力求生存，得勤奋工作，讲究质量，认真学习控制成本。我庆幸自己不是在景气最好的时候出发。虽则出版社、杂志社多由妻子谢秀丽在操持，然则在江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