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
2、，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
3、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译者的话写在编年史及历史中译本前面编年史主要译自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Classical Library）拉英对照本中约翰杰克逊（JohnJackson）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企鹅古典丛书（The Penguin Classics）中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Grant）的英译本、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的英译本和比尔努（JLBurnouf）的法译本。历史（中译本另行出版）
4、主要译自洛布古典丛书拉英对照本中穆尔（CHMoore）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万人丛书中阿瑟墨菲的英译本、比尔努的法译本和昂利葛尔策（Henri Goelzer）的法译本。在这几种译本里，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两种拉英对照本（原书两种分订四册）译文一般说来比较准确，但文采稍逊。万人丛书中的墨菲译本，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标准的英译本，但严格说来，这几乎不是翻译，而是用自己的话加以复述，即英国人所说的 paraphrase。由于这个译本在文字上不受原文的限制，所以在原文难于理解的地方，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不吝笔墨地把字里行间的意思替原作者表达出来。这种译法虽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是离开原文却远了。
5、比尔努的法译本（1861年版），直到目前为止仍不失为较好的一个译本，但这个译本也有不少偏重意译而不够准确的地方。后来的葛尔策的历史的法译本（1921年）基本上弥补了这个缺陷。此外，墨菲的译本和比尔努的译本还受到时代的限制。比如说，近百年来罗马史的研究成果和对原文的研究成果就不能反映在他们的译文上。这个译本的参考价值毋宁说更多是在原文的理解和表达方面。企鹅古典丛书中格兰特译的编年史（译本的名称是The Annals of Imperial Rome）是另一种风格的译文。译者根据内容给原作重新分了章节，把一些枝节性的叙述改为脚注。由于译者过分注意了便利读者的阅读这一点，因此对译文的处理方式比较大胆
6、灵活，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引起了和墨菲的译本相同的情况：原文的风格和译文的准确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我们还应当肯定，这几个译本都具有一定水平和特点，这些译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并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编年史和历史这样的原作的含义，这就便利了中译者对译文的理解。*我们在翻译时，遇到几个译本相去很远或完全不同而需要核对原文才能最后确定的地方，则核对拉丁原文解决。核对原文时除了使用洛布古典丛书本的原文部分之外，还使用了韦兹（CHWeise）编订的原文本（1870年版）和戈德利（ADGodley）编订的历史原文本（1891年初版，1950年第14版）。编年史的注释主要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的注释编
7、译而成的，酌量加入了其他译本的注释。历史的注释则主要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和戈德利编订本的原文的注释编译的，并根据其他译本的注释作了适当的补充。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两部西方古典历史名著全部介绍过来了，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原著的内容艰深复杂，尽管我们用了很大的力量想把这一工作做好，但我们知道肯定还会有误漏不妥的地方，希望读者能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译者 一九六四年冬附 记上面是我们在十四年前脱稿时所写的说明，为了保留原样，这次未作很大的改动。现在，在经过林彪、“四人帮”的一场浩劫之后，我们竟还能参照原文和原来的几个译本把此稿重看一遍，真不禁有隔世之感！这里首先应当感谢商务编辑部，他们居然把这
8、部未留副本、既大又洋且古的作品的译稿完整地保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捣乱，这个中译本也许能早十来年同读者见面，但它肯定也会带着较多的错误出去。虽然在这十年的漫漫长夜里，我们失学了，同整个史学界隔绝了，本来比较熟悉的东西也都生疏了，但毕竟保留了一对冷眼，使我们能以在这次重校中又看出一些错误，这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好事吧。原来保存在译者手中的一篇引言的草稿和有关的资料卡片，十年前早已作为废纸处理了。这次的引言“关于塔西佗”全部是重写的，目的在于提供读者一个极为概括的介绍。但因译者手头资料散失，一时又找不回来，许多地方只能凭记忆，故而无法一一注明出处，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附录中两
9、书的提要是这次根据墨菲的译本编译的，略作一些调整。有关皇帝家系的说明是用来代替系图的，我们觉得这个家系的说明比系图反而实用一些，希望读者在读本书之前，用点时间把这个附录看一遍（本书注释部分也随时作了适当说明）。东方两个国家的世系是从格兰特的译本选用来的，年代只是个大略，未与其他材料核对，仅供参考，希读者使用时注意。此外，译文中所用的“皇帝”、“皇子”之类的词都是一种假定的译名，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太子”等等不是一回事。中国的皇帝和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就历史背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依据而论，都不是对等的。二十年前译者之一翻译古代罗马史时，曾建议用“元首”的译名，但这又同罗马帝国的名称
10、有格格不入之感。在有更合适的译名出现之前，我们还是暂时沿用了旧的译法，读者只需了解这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个人专政就可以了。译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关于塔西佗生平、作品（主要是他的编年史和历史）和思想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但说来奇怪，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没有一篇哪怕是十分简略的传记留下来。我们不但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然，就连有关他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诸如姓名、籍贯、家庭也不能确定。在古代罗马的史料（包括他本人的作品）当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他本人的，尽管百余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探求，所得者仍然不过是一鳞半爪。因此对于他的生平，在大多
11、数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略加推断而已。先说他的姓名。大家知道，古罗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名，第二部分是氏族的名称，最后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姓。塔西佗的全名，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后两个部分，即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至于第一部分，有的史料是普布里乌斯（Publius），有的是盖乌斯（Gaius），迄无定论。再说他的籍贯。历来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是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或纳尔波高卢（GalliaNarbonensis）地方的人，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的人。注 这种设想没有为直接史料所证实，但是有一定根
12、据。塔西佗（Tacitus）在拉丁语中虽然有它的含义（“沉默的”），但作为姓氏来说，却只见之于高卢文献，并非罗马本地的著姓。再者，从塔西佗本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熟悉高卢并且是带着依恋和同情的心情来描述这个地方的。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和他的老师阿佩尔也都是高卢人，而在他提到他的岳父出身高卢的马西利亚（Massilia，即今天法国的马赛）时，就特别指出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希腊的典雅和行省的淳朴兼而有之。关于家庭出身。科尔涅里乌斯虽说是著名氏族，但我们并不能据以判断塔西佗就一定是贵族出身，因为我们知道，例如苏拉就曾把这个名字大量地赐给被释奴隶。各国罗马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他出身于骑士等级的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
13、他的岳父和老师也是骑士等级出身）。他的父亲可能就是皇帝在该行省的财务代理官（procurator）。老普利尼在博物志（VII，16，76）中提到过同他相识的一个叫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的罗马骑士，而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小普利尼同塔西佗本人的亲密关系，那么这个塔西佗就很可能是塔西佗本人的父亲或从父。如果上面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他的家庭一般说来就必然同当时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事实上，塔西佗就娶了阿古利可拉这个著名人物的女儿。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有机会受到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从他较早的作品我们知道，当时罗马的两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阿佩尔（Marcus Aper）和优利乌斯谢恭都斯
14、（Julius Secundus）都做过他的导师；有人认为塔西佗还向当时的修辞学大师玛尔库斯法比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请教过。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还反映出他同塔西佗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们两人的经济状况和所受的教育有其相似之处。塔西佗和小普利尼甚至是当时社会上人们所公认的文学界的双璧。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系年的事情很为有限。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55年左右，这正是尼禄即位之后不久的时候（尼禄在公元54年10月13日即位），相当我国东汉光武帝和明帝之交。生平经历一般是根据他担任公职的年代大致推算出来的，因为在古代罗马，担任
15、某一公职都有一定年龄的限制。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所提供的情况，即他们二人辈分相同而塔西佗年龄稍长，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按小普利尼生于公元61年）。塔西佗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两部历史作品（就传世的部分而言）中，为了证明他在写作时公正无私，他极力声明他个人同他写的时代没有利害关系，并且尽量避免把自己放到书里去，甚至在他叙述他当时的事件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这恰恰给我们在探索作者的生平方面增加了很多困难。按罗马仕途的惯例，再参照他本人作品中十分有限的一些暗示，他开始担任公职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时期。他最初担任的大概是所谓 Vigintiviri（这是一次对二十个青年人集体任命的低级官吏，无特
16、定官衔，也不清楚他们的具体工作）和军团将领（tribunus militaris）（和共和时期不同，这种类似一般军官的军职在帝国时期多由骑士等级出身的年轻人担任，在legati即副帅之下，但实际上这不一定是实授的军职，而只是一种空头军衔）。公元77年，他同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阿古利可拉就是那一年的执政官，卸任后就到不列颠领导军团去了。塔西佗在公元81年应当是在某个行省担任财务官（quaestor）。当然，在帝国时期，所谓财务官，也不一定就从事具体的财务工作，只是青年人要通过这一官阶在行省取得从政的经验而已。公元88年，塔西佗任行政长官（praetor）。这时已经是残暴的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同时，他还是保管西比拉预言书（libri sibyllini）和管理外来宗教的祭司团的一名成员。这之后，他可能不在罗马，而是在某个行省担任军团的将领，直到公元93年阿古利可拉去世时，他才返回罗马，在多米提安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地过着缄默的日子（后来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曾痛苦地回忆了多米提安统治的十五年间的可怕的日子）。公元96年，多米提安垮台了。年迈的涅尔瓦即位后，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在随后的一年（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