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传媒观察2023 年第 6 期 总第 474 期【作者简介】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源，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情感与主体性：算法社会中人机关系构成及其共生进路王 鑫 高 源（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 201804；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摘 要】考察当下人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变化，算法成为问题研究的背景、参照甚至是结构性力量。而人类在与算法博弈、共生过程中的“退守”与“坚持”，也表现出情感以及情感解放带来的“变革型创新”对于保留人类主体性的作用。探讨算法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构成，需要深描两者之间内在的张
2、力关系，同时要揭示人在算法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并在批判性的审视中，廓清人在被计算中越来越丧失自主性的问题，也能据此探寻未来理想人机关系的可能性通路。【关键词】算法；人；技术；主体性；情感【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3）06-0089-8有关算法诸多面向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其塑造社会和日常生活的认知和理解，但是人与嵌入社会系统结构中的算法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压抑的二分：是技术陷阱还是美好生活？反思算法社会中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构成以及与人的本质力量相关的诸如情感、创造力等内容，尤其是被“工具理性”所压抑的“变革型创新”的能力，有助于探究未来理想
3、人机关系：人类与机器在更高智能上的博弈与共生，从而形成平衡和稳定。马尔库塞认为，审美解放成为人的历史使命，本能又成为审美解放的必由之路。在算法社会中，高度算力带来的精确、利好以及优先性选择，给人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把人绑缚其中，这也加速了技术对人的异化。但人的意义在于，如何利用自身的本能和身体、情感，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以及社会中的对象化显现。一、压抑的二分：算法社会中人与技术关系的构成从马克思批判异化迄今，人并没有因为这种批判而审慎和小心，反而更加快速地生产自己的“对立面”。随着工具理性和技术思维“入侵”社会系统和人类的精神系统，海德格尔、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给出的警示，并未使人类趋利、舒适
4、以及即刻满足等需要受到约束，反而在越来越智能的技术“投专题聚焦DOI:10.19480/ki.cmgc.2023.06.00190传 媒 观 察喂”之下，人越来越依赖技术的便捷，并与技术之间形成深入互嵌：人类“重度”依赖技术的同时，技术也“攀附”在人这一介质上不断扩大对世界的覆盖和占有，并以或明显或隐匿的方式建构新的感觉结构。通过信息内容的精准化推送和以智能设备（手机或者其他）产生的巨大黏性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的“间壁墙”，不仅削弱了共现（copresence）的具身交流，也起到了某种“隔音”效果，使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内容也高度同质化，这进一步窄化了主我和客我之间的对话。苹果公司 CEO 蒂
5、姆库克在 2017 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第 151 届毕业典礼上说：“我不担心人工智能让计算机具有像人类一样的思考能力。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像没有价值观和同情心、没有考虑后果的计算机一样思考。”（一）试图成为机器的“人工队”：算法对人类主体性的收编算法在出现之初就因为带来潜在的人类失业风险而让一部分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作者感到威胁，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智能程度提升发现的更多可能性，使各行各业都面临着相似的危机，有关人机社会的想象已经“照进现实”：机器人客服、AI 绘画、智能翻译软件等，以其更低的劳动成本以及更高的工作效率正在被资本青睐。当人类直面这种威胁时，就会陷入“与机器赛跑”的轮回，正如 1
6、9 世纪美国工人亨利与钻机进行的那场比赛一样，亨利赢得了比赛，却因为心力衰竭倒在了赛场。如今，为了在与算法的比拼中赢得一席之地的人们也在类似的竞争中逐渐丧失了人类的自主性。AI 的不知疲惫、高效产出而且较少出错无疑是十分理想的，它符合了资本对于一个“完美生产力”的各项要求，如果想争取那些被算法的“优势”取代的工作机会，人就需要进一步地符合资本对于劳动者的规训，通过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让渡更多的剩余价值来避免当下的失业危机，结果人为了生存需求削减自己的社会属性，并压抑自己的“感性”部分，尽量变得跟算法一样“理性”，以期在最小投入中获得最大产出。在这样的过程中，算法决策的准确性和对指令的理解上越来
7、越像“人”，而人也将“人之常情”变成了需要截除的负面因素，进一步向算法靠拢。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最初的“与机器赛跑”阶段终将走向“与机器合作”阶段，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在合作阶段中，尽管算法取代了一部分的工作机会，然而新的机会终将被创造，人会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确立自己新的主体性。但即使在看似“由人类主导”的人机协作中，算法也时常充当着一个贯彻工具理性的中介角色，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与之协作的人。通常，在人机协作的过程中，算法的角色是收集、处理数据，由人来负责判断与执行，然而这个看似忠实可靠的助手在协作的过程中也在催化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剥夺：人越来越相信机器的客观性。这里的一个
8、技术迷思是：客观与科学被视为正确的，而基于人的本能和情感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判断和决策往往不足信。算法在与人的协作中展现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而当人依赖着算法来给出判断执行决策时，也意味着人们要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一个个数据点，提供给算法作为给出结论的依据。例如外卖平台会利用大数据分析骑手的定位、规划骑手的路线并限定骑手每单的送达时间，以求效率最大化。算法将人“降维”成为数据之后，一方面弱化了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让人逐渐陷入“唯数据论”的陷阱当中，算法对数据收集的需求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对人“全景监狱”式的监控。如果说目前的算法监控还主要停留在行为层面，在未来，这种监控则会入侵到
9、对人所思所想的控制中。当下一些智能设备的研发公司，如 Emotiv 等，正在试图将大脑追踪设备迁移到工作场景当中，使人唯一可以“黑箱”的思想，也成为能够被读取、被监视的存在，这种提升绩效的“捷径”使得人的私域进一步缩减，控制算法的人将在算法所描绘的高效、精确的虚诺中迷失。（二）算法工业中“没有面孔的人”：资本与数据媾和历史并不是以断裂的方式行进，算法社会中的新问题与以往社会中的问题构成某种衔接，只是在深度、广度或者影响力方面发生变化，就像戴维莫利所言，“在多重形式的虚拟和实际联系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来自先前历史时代的旧幽灵仍然在赛博空间的小路上游荡。”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构专题聚焦91成
10、了 20 世纪学术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当下问题的思考提供理论支持。正如文化工业被视为资本与精英的合谋，生产标准化、同质化的产品，满足大众的需要，在这一点上，算法工业与此并无什么不同，只是这是一种更智能的“合谋”：资本与数据的媾和。无论是在文化工业还是算法工业中，资本都是原初力量也是决定性的力量。资本需要流量并制造流量，流量是注意力和传播力，是文化工业的市场和“人气”，会带来资本的增殖；资本和流量需要在平台上完成，这就形成了“资本-流量-平台”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平台一方面追逐资本，但也受制于资本；另一方面聚合流量，但也制造分流。资本、流量和平台三个要素构成了算法工业的生产链条，资本决定谁是
11、“顶流”，算法帮助资本从观念上的“顶流”变成实际上的“顶流”，从而带来更大的资本增殖。算法作用于资本、平台和流量之间，把分散的三者结合起来。算法技术比文化工业时代大众媒体的传播要更加精准、细致，并具备更强的主导性与结构性，其中也隐匿着不同权力的博弈。从文化工业到算法工业，从精英与资本的合谋到数据与资本的合谋，类比一下就会发现，就像文化工业与大众媒体技术的发展相关，算法工业也必将和互联网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相联。大众文化是高热度的文化，重视群体参与，借助大众媒体传播，明星虽然拥有广泛的受众和大批的拥趸，但是歌迷和影迷的行为还是比较松散的个人行为，通常借助大众媒体的宣传形成某种自主性聚集。算法社会
12、中文化生产的“资本-平台-流量”模式，不仅生产“顶流”，也生产精密“仪器化”的粉丝社群。组织严密的甚至是科层化的粉丝社群以及名目繁多的后援会，借助各种平台，与资本形成相互利用关系，并借助算法决定偶像的质量和热度，也决定偶像能否成为顶流或者获得较大流量。资本与数据媾和，文化生产的前端、中端和末端都是被“计算”好的，如果说文化工业是一台机器，受制于人工的操作，算法工业这台高精度的机器，则已经抛弃了“人”，在资本和算法的主控下，控制产品（明星）和用户（粉丝）。文化工业中可以看到欢呼喧腾的大众，算法工业则显现出与其相反的特质，除了有组织的粉丝社群制造出来的“热闹”，大多数用户/受众则比较私人化，由于“
13、过滤泡”或者“间壁墙”作用，文化更显现出私人性的特质，用户在一个个“泡泡”里或者“格子间”进行个体在线狂欢。算法工业依靠数据进行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更像一场超大规模的“计算”过程，用户不是文化工业批判中的“群氓”，而是“数据池”里的数据点，前者还闪烁着面孔和行为，后者只有轨迹。算法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逐渐放弃文化的公开性，并出现一种自称与之相反的奇怪的新型精英文化。詹姆斯格莱克（James Gleick）在信息（The Information）一书中说，“20 世纪赋予了算法一个中心角色。”算法文化的部分利害关系在于过程的私有化：也就是说，决策和争论的形式构成了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实践和文物可以
14、说是文化的持续斗争。二、情感与欲求：人-机关系中主体存有与人的“再发现”无论是日常生活或是文化生产，算法带来的技术发展引发两重恐慌：一方面，人们看到资本可以借助算法，进一步攫取劳动者、消费者的价值；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无论被算法控制还是拥有控制算法的话语权，作为一种技术，算法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随着算法的发展，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力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个体“被困在算法里”，通过算法与资本的合谋被榨干剩余价值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人类主体性的陷落。计算机的发明最初也与其他机械一样，是为了将人从某些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技术与人之间始终是相互塑造的关
15、系，并且一步一步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基于有迹可循的逻辑和理性的算法也是一样，不断推动工具理性与技术中心主义的入侵，当启蒙运动通过理性将人从神学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后，理性又代替了神学的地位，被赋予了新的高度。而在算法出现之后，由于其能够按照程序稳定进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更高阶的“理性”，而感性在被抑制的同时，也被看成是新的解救的力量。情感与主体性：算法社会中人机关系构成及其共生进路专题聚焦92传 媒 观 察（一）告别“恐弱”与“倦怠”：重拾情感的价值在过往的社会中，人类对理性的推崇以及对情感的压抑、截除体现出了一种“恐弱”的心态，情感如果不受控制，就会带来判断的失误乃至更大的危机，如果想避
16、免成为弱者，就要控制乃至剔除情感对于自身的影响。因此，情感在叙事中时常被视为人类的“软肋”，甚至在对人机未来关系的想象中也是如此，尤其在科幻电影中，“强大”的机器因为对人类动了感情从而放弃了对人类的统治，跌落“神坛”。不过，一味地恐惧并且排斥情感只是人对计算机的“邯郸学步”，在算法工业的语境下不仅无法带来人机博弈中人类的胜利，还会丢失人的本质属性。人需要重新认识情感，一方面对于情感带来的力量应当具备客观的认知，另一方面，人对成为弱者的可能感到恐惧也恰恰体现出人类在情感维度上的发展仍有较大的不足之处。首先，情感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较高层次的需求，无论是交往、尊重还是自我实现，这些精神上的满足都可以归结为对情感的满足；情感驱动人类创造，发掘出自身蕴藏的力量，人会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追求超越以抵达不朽，在追求超越的思考过程中感受愉悦；另外，情感也是促使人与人之间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仅凭理性指导，囚徒困境便无法避免，但感性维度的同情理解可以使人让渡一部分信任并开始沟通。因此，只有正视并且回应情感给人带来的影响，看到情感需求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才能找到人类踏入技术荒野时的生存之道。其次，对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