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第2期中国高教研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国家。有些于21世纪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显露出不同于其他国家，也不同于中国既有研究型大学的样态和发展模式，社会和高等教育界给这些大学以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称呼。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科学家座谈时提出“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1之后，几所与其具有相近特征的大学几乎被“统一地”称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些正在筹备中且瞄准相似办学目标的大学也在其宣传材料中给本校以这样的称谓。然而，一种新大学类型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本研究所指的这类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紧密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具有相同基因的两种事物的进化那样，借图1表示
2、：A为原事物，A 为新事物，两者的关图1具有相同基因的两种事物的进化（A=A+I）系是A 继承有来自A的基因，但又不止于仅拥有A的基因，还有来自基因继承之外的输入，即“I”（Innovation）。那么，A=A+I等式成立。这样看来，本研究将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开始。一、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条件原事物要被更新为新事物，一定是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挑战或者说是阻碍，激发原事物面对挑战、跨越阻碍，从而形成新事物；也可能激发另外的与原事物相关的新事物的产生。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是兴起于既有研究型大学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变革、国际环境急剧变化、高等教育本身发展对中国既有研究
3、型大学能否依旧独自立于科学前沿、能否保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性、能否葆有对国家重大利益的贡献度、能否继续占据高等教育体系的顶尖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既有研究型大学面对这些挑战已对自身的不足进行了为期二十年的局部性改革，但仍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难以跨越某些阻碍。某些高水平的既有研究型大学尝试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大学变革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三维创新沈红摘要：新型研究型大学继承了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基因，但又具有研究型大学之外的创新输入。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国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已表现出不同于既有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和发展样态，但在某些方面也体现出发展
4、空间的有限性。在讨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条件后，提出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坚持三维创新：一是国家重大利益和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持续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需求；二是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办学体制要给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持续发展不断提供创新的体制保障；三是从组织基础、权力基础、资源基础等方面提出使新型研究型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创新的运行机制。最后强调，新型研究型大学要能够存活下去、持续发展且兴旺发达，必须依赖于整体社会建构起由需求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所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生态。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需求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DOI:10.16298/ki.1004-3667
5、.2023.02.07*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1年度面上项目“高等教育如何影响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72174081）的研究成果50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2期新方向，如把研究型大学引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道路上，因为创业型大学是可以从研究型大学转型而来的，但同时创业型大学还可从科技园区直接发展而来，讨论中也许忽视了创业型大学的一个显著的“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3的特征。再如提到要把研究型大学延伸为创新型大学，实际上，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特征就是强调科学研究，向未知进军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研究型大学本身重科研，不就是重视创新吗？创新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原有之意。至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提法，
6、没有歧义，指的是研究型大学中的一小批佼佼者。概念是需要辨的，否则上述多概念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或混淆。本研究所讨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在这一系列各有侧重且都与研究型大学相关的“大学新概念”的“包围”中出现的。从描述事物进化的图1中可以推演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图中的A为原事物，即研究型大学“RU”（Research University），A 为新事物，即新型研究型大学“NMRU”（New-Model RU），“继承性”表明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继承了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基因。一般来说，继承与时空变化相关，因为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关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改变基因的内在演变，这里的继承只是部分且最基本的基因要
7、素；同时不能仅为继承，因为只有继承就产生不出新事物。这就是说，新型研究型大学继承着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基因，若没有这个基因，研究型大学不可称其为这个名称。本研究认为的这个最基本基因就是“科学研究”，正是对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视，产生了科研成就以及科研所需的各级各类人力，从而将研究型大学与一般性大学区分开来。但是，若仅继承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基因，结果仍然会是既有研究型大学，那就必须有“非继承性”的“东西”的输入，本研究指的“非继承性”就是“创新”（Innovation），这里所说的创新来自既有研究型大学之外。我们将一般意义上的新大学产生所需要的条件引入到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所需要条件的讨论中。首先，要
8、有需求，需求主要来自社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高，随着人民大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个性化意识的加强，人们对现有大学的地理布局不满足了，对现有大学办学成效不满意了，对现有大学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不高兴了，对科研成果受限于发表、人才培养受限于“一律性”有怨言了，相关政府部门便根据民需民意做出了或可补足空缺，或可提高成效，或作为层次和功能上的类型补充，或强调产教融合、强调特殊人才培养的新大学发展规划。也就是说，政府代表区域性或全国性的人民大众提出新大学发展和建设规划，这就有了区域性新大学或全国性新大学建设的相关动议。本研究把从需求到动议的整个过程归纳为“来自既有研究型大学基因之外的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
9、新需求”。把新大学动议变为创建行动的主要力量来自大学之外，但与拟建大学提出者和现有大学群体相关，在中国主要表现在体制上。因为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力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4。要创建新大学，首先就要考虑建设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大学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要明确所隶属的上级机构（我国大学历史上有中央所属和地方所属，中央所属中又分为教育部所属和中央其他部委所属）是谁，上级机构和新大学各有什么权力，新大学在本地区或者全国高等院校体系中有一个怎样的位置等。本研究把上述问题的集合归结到“来自既有研究型大学基因之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创新”。有关新大学的财政预算、校园选
10、址、建筑楼群都已在上面的体制创新中得以设定。建设中的新大学要开始运行，首先是以校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建设，主要是校长的遴选，班子成员的搭配；然后以领导班子为核心，按照建设规划来发展相应学科，“拉起教师队伍”；同时根据学校的定位与目标以及办学理念，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拉起管理人员队伍”；再就是考虑边建设、边招生，还是等待一切就绪后再招生了。那么，选择什么人当校长、聘用什么人当教授、选用哪一种组织结构模式、校领导班子与教授群体呈现怎样的关系、什么人有什么权力和如何用权、学校的所有资源怎样配置等问题就迫不及待地出现在办学者面前。由于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
11、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5，本研究把这些问题统一用“来自既有研究型大学基因之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机制创新”。这样，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条件是，既有研究型大学在面临重大且难以用局部改革应对挑战的前提下，社会对一种新型的研究型大学有需求，政府与社会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具有体制创新的可能性，拟建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将实施的运行机制与其创建体制相适切，运行结果可满足社会的新需求。如此可见，来自研究型大学基因之外的非继承性特512023年第2期中国高教研究征由“需求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三维构成。（见图2）图2新型研究型大学生成与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注：新型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基本基因+三
12、维创新输入。除了既有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挑战之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关键条件就是要有需求驱动，有体制保障，有机制匹配。那么，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在于这三方面：有持续发展的内外在需求；有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体制；有运作其持续发展的机制。二、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具有新需求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面临多方严峻挑战且本身的局部改革难以应对时产生的，也是在研究型大学不足以满足国家重大利益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具有国家需求。之所以被称为“研究型大学”，如美国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英 国 的 研 究 主 导 型 大 学（Research-Do
13、minated University）、澳大利亚的研究密集型大学（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y），就是因为与其他大学相比这些大学对研究的强调甚至是极端的强调。若从“将研究引入大学”的德国洪堡大学算起，1810年至今有213年；若从“将后来称为的 研究型大学 松散地组织起来”的美国大学协会算起，1900年至今有123年；若从“依类型学把研究作为特定标准划分出研究型大学”的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工作算起，1973年至今刚好半个世纪。历史上，将研究作为大学分类的基本标准，就是将研究经费作为研究的核心标准，在研究型大学群体内部还因研究经费数额大小划分出I类和II类；就
14、是将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作为研究的伴随标准，因为研究需要团队，需要学术接班人；就是将教授的学术领导地位作为研究的旗舰标准，因为高级教授对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成就大小的评价，影响着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学科发展的道路。尽管众多研究表明大学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可以互相促进，但在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教师们能够在研究和教学的时间花费、精力投入、成就感知上达到平衡是很困难的，极少数在研究和教学上都卓有成就的教师，要么是竭尽全力于研究和教学，忘却个人事务和家庭生活的人；要么是更加专注研究或更加专注教学会把研究或教学做到更为极致的人。既有研究型大学常常受到民众的批评，如对本科生教育不够尽心尽责，因此呼
15、吁“以学生为中心”；再如研究绩效限于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因此讨论着如何进行“破五唯”的教师评价；又如多数研究型大学“看不上”与普通企业的合作但又“跟不上”头部企业的创新需求，因此被要求进行产学合作。如此等等。上述问题，不仅引起国家和现实社会对一种新类型的研究型大学的期待，也引起研究型大学对本身性质和职能特点的反思，既有的为数不少的研究型大学在既定概念和历史传统框架下的“小改小革”与快进步、多变革的时代确实存在距离。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但科学不是单一的，科学是知识生产系统中的一环。在科学“环”之前有“教育”，只有受到教育的人才能预见到“科学”，才能“做出来”科学；在科学“环”之后有技术或工程，有技术
16、或工程思想和能力的人才能把科学发现引证为现实。这就把教育、科技、人才三个独立系统自融自洽地连接在一起。教育的成果是培养人，需要优秀的人培养出优秀的人；科学的成果是创造知识，所创造的知识进入教材、进入文化、进入历史，又作为培养人才的基础和条件；技术的成果是把科学的发现变成生活中的现实，这种现实在成为知识的同时用于人类福祉，也成为人才培养的资源和工具。所以，在以研究作为基本基因的既有研究型大学受到的批评中，“重视科学研究的同时不重视学生培养和技术开发”的判断是确定的。因此笔者曾提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征：一是坚持培养学生为未来的拔尖创新者；二是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基础性、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三是坚持运行跨学科有组织可协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四是坚持通用的人、财、物力与非通用的创新力、引领力和合作力的整合使用2。具有这种特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纠正了既有研究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偏颇。从国家利益来看，从人类命运来看，我们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且需要这种大学能够存活并得以持续。现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已不能保证研究型大学永立潮头，因为只有与时代同歌共曲的大学才能够站立潮头。就是说，当中国高等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