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卷 第 期 年 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日本视域下的“满洲利权”与侵华政策的形成逻辑刘 轩 纪雅琦摘 要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和对华“二十一条”非法攫取了中国东北多项利权，使日本所谓“满洲利权”演化为“中日邦交之癌”。币原协调外交虽然曾经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但日本政府企图维护和扩大“满洲利权”的所谓战略定位，使中日矛盾、日美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进而为日本军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攻击政党内阁和发动恐怖行动提供了重要口实，并导致日本二元外交横行、决策机制扭曲和政治生态变异。日本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在于国际矛盾激化下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和国内政治极端化，形成
2、逻辑在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治理规则冲突和制动机制缺失。关键词“满洲利权”；侵华政策；政治生态变异；制动机制缺失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战后日本的 转向 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刘轩，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日本经济史研究；纪雅琦，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天津）引引 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日本帝国”。日本不仅以五大国身份全面直接参与了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的国际秩序重建，而且还名义上顺应国
3、际和平主义的发展潮流，开始高调倡导“协调外交”。与一战前的帝国主义“旧外交”相比较，日本政府虽然明确提出了国际协调主义的新外交路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外交政策转向，然而，通过日俄战争和对华“二十一条”攫取的多项中国东北权益，日本政府不仅没有丝毫“协调”之意，而且往往变本加厉，企图不断扩展其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致使中国东北权益问题逐渐演化为“中日邦交之癌”，并推动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的进程。关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权益和日本近代侵华政策问题，日本已有许多研究。绪方贞子著“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从关东军、陆军中央和日本政府三个层面探讨了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
4、。川田稔著 “满洲”事变与政党政治、小林道彦著 政党内阁的崩溃与“满洲”事变、岛田俊彦著 “满洲”事变、栗原健著 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白井胜美著 “满洲”事变：战争与外交、小池圣一著 “满洲”事变与对中国政策、森克已著 “满洲”事变的背后史、筒井清忠著 “满洲”事变为何发生 等，分别从军政关系、政策过程、历史背景等不同视角探讨了“满洲利权”及其相关问题，这些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日本法西斯上台及采取冒险军事行动的历史原因及影响，主要意图在于揭示日本为什么最终走向了全面侵略战争、为什么发动了“无谋”的太平洋战争等问题。在国内，曾经出版易显石著 九一八事变史、刘庭华著 九一八事变研究、马越山著九一八
5、事变实录、俞辛焞著 唇枪舌战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高乐才著 日本“满洲移民”研究、史丁著 日本关东军侵华史 等多部著作，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历史研究 世界历史 抗日战争研究 等杂志社也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论著。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日本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的历史事实，侧重于揭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过程。与日本相关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政府、军部的对华政策和殖民侵略，但对日本国内不同权力集团之间围绕中国东北权益问题的政策差异和权力博弈等研究不足。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日本政府、军部、在野党、大众媒体等围绕“满洲利权”问题的所谓战略考量和政策选择，探
6、讨一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发生两次重大转向的制度逻辑。一一、日日本本视视域域下下的的“满满蒙蒙问问题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早在幕末时期就有佐藤信渊的“合并 支那 论”、吉田松阴的“补偿论”。明治时代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曾经提出“满蒙利益线论”。日本视域下的中国东北权益，源于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里获得的南满铁路经营权和关东州的租赁权。年，后藤新平就任第一届满铁总裁后，大力倡导“满洲经营论”，并特别强调对“满洲”移民：“日本在 满洲 应始终处在以主制客、以逸待劳地位”，为此，日本应该“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诸业之设施，其中以移民为最”。“以经营铁路为基础，不出十年，就将有五十万
7、国民移居 满洲，俄国虽强，亦不敢轻易与我挑起战端，和战缓急之控制，即落入我手中。”后藤新平试图通过经营铁路和“满洲”移民确立日本对俄战争的后方基地。到大正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则极力主张“满蒙割据论”“中国非国论”等，从理论上强调中国东北的特殊性。年，酒卷真一郎著 支那 分割论，露骨煽动侵略“满洲”：“我国是支那 近亲，从邻国最深关系上，其所得份额不可不最多。即在北方朝鲜及辽东，为保卫我国领土，必须按照传说所谓日俄密约条款，将 南满洲 及内蒙古一带、直隶一部分收归我手。”为了编造日本侵占“满洲”合理性的理由，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等多次赴中国进行所谓的考察，极力宣传“中国非国论”，“支那 如果希望完
8、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 满、蒙、藏等 支那 力所不及又本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逼迫袁世凯政府延长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洲”、安奉两铁路期限为 年，要求开放“南满洲”、内蒙古东部，日本国民享有经营工商业、租赁土地、居住、往来、合办农业等权力及领事裁判权，内蒙古东部开辟商埠等特权。对华“二十一条”极度恶化了中日关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日浪潮。此后，对于如何处理“满洲利权”等相关问题，成为历届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焦点。“对于这个癌症，日本进行过各种尝试。如 年的二十一条问题，还有最近政友会内阁时代对
9、 满洲 的积极政策，有时甚至采取了相当粗暴的手术，虽然我们也加以认可，但其根本思想却存在着错误”，“传统的坐等方式，不要说消除癌症，反刘 轩等 日本视域下的“满洲利权”与侵华政策的形成逻辑而会最终导致身体恶化。”为实现对中国东北的永久占领，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不断加强思想上、舆论上的精神动员。石原莞尔多次发表演讲，阐述日本的国防对策，肆意歪曲中国东北历史，“满蒙 非汉民族领土，毋宁说其关系与我国密切相关，从民族自决立场而言，满蒙 是 满洲 人及蒙古人的。与汉民族相比，满洲 蒙古人毋宁说更接近大和民族”，“满蒙 所具有价值的伟大之处，必须让许多日本人理解。满蒙 问题得以解决，则中国本部的排日亦将同
10、时熄灭。”年 月，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后，开始阴谋策划“满洲”占领计划，并四次组织“参谋演习旅行”，系统搜集东北各地情报，研讨日本对华、对美战争对策。“满蒙 问题解决的唯一方法在于使 满蒙 为我所有，为此，必须做好对美战争准备。”在石原莞尔看来，对美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占有“满蒙”是对美苏持久战的重要一环。由于日本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位置。要扭转这种战略劣势，日本必须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自然就是“满蒙”。“打倒 满洲 三千万民众的共同敌人，是赋予我日本国民的使命”，“满蒙 的政治价值在于建立国防上的据点，经济价值在于解救燃眉之急，而解决唯一方策在于将其
11、变成我国领土。”在军部法西斯分子秘密策划武力占领“满蒙”的同时，日本右翼势力积极配合，高调宣扬“满蒙生命线论”。年 月 日，在第 次议会中，松冈洋右代表政友会向币原喜重郎外相进行质询，首次提出“满蒙 问题是关系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此后，“满蒙生命线论”迅速演变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动荡的 满蒙，其直接作为我国经济上国防上的生命线，是基于历史的、地理的区域开拓。我国已为此事业投入莫大牺牲和巨资，而且我们的要求，尽管只是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权，现在也不能满足愿望，今天连既得权益也正在遭到侵害，我国的特殊地位感到明显动摇。”曾经长期留学于美国的松冈洋右，不仅十分清楚欧美发展历史和国际行动
12、规则，而且深悟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逻辑。他不仅强行把日本民族的生存权绑架于中国东北，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将其名之为“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权”，足见 世纪 年代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扭曲的思维逻辑。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满洲”分裂论、“满洲”经营论、“满蒙”占有论等不同，一些知识分子则反对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扩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年，耶鲁大学教授朝河贯一著 日本之祸机，猛烈批判日俄战争后日本的“满洲”封锁政策和国家主义思潮。“清国自己将日本视为侵略主权之敌，世界将日本视为机会均等的破坏者，他们往往认为，日本将以战后优势践行战前俄国之志，然而，与俄国相比较，应该说日本是更加伪善、更大的和平搅
13、乱者。”年 月，末广重雄在 外交时报 发文强调：“日本独占 南满，不仅甚为失策，而且十分危险。”三浦銕太郎、石桥湛山在 东洋经济新报 相继发表 满洲 放弃乎？军部扩张乎？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放弃一切之觉悟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主张日本应该放弃“满洲”，放弃大日本主义的幻想，提倡小日本主义，实现加工贸易立国。日本应“对弱小国家（亚洲等）一改 攫取 态度，转变为放弃 的觉悟，即放弃 满洲，允许朝鲜、台湾独立，放弃在中国其他地方建立多个经济特权和武装介入等特权，与此等弱小国家共同生存。”到九一八事变前，对于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满洲”政策，日本社会和新闻媒体虽然偶有批判和反
14、对之声，但在长期天皇专制主义思想熏陶下，日本培植了日本主义（皇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泛滥及爆炸式成长的肥沃土壤。九一八事变后，大量知识分子、无产政党、主要新闻媒体快速转变为军部法西斯侵略行动的后援势力，日本的对外政策再次发生重大转向。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二二、日日本本侵侵华华政政策策中中的的“满满洲洲利利权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迫于国际和平主义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注重与英美国家协调行动。原敬内阁时期，日本确立了新的外交方针，即推进日美友好，重视与美国实现在亚洲地区的谅解和协调，并继续巩固日英同盟关系。原敬外交的核心在于协调日本与英美在华权益等问题。对于中国
15、，原敬强调：“中国是日本无二的善邻，邻邦治乱直接关系着帝国存亡。不幸的是，中国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国内动摇迹象不断，但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内部事情，而不应是胡乱添加外力之事。”可以说，原敬内阁全面调整了日本政府对华所谓战略定位，即放弃对华积极扩张政策，确立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开展经济外交的行动方针。年 月 日，原敬内阁制定了 对 满蒙 政策，重申“满蒙 与我国领土接壤，在我国防上及国民经济生存上具有至大紧密关系”。基于此，日本应以实现“满蒙 特殊利益”为着眼点，“扶持 满蒙 之我国势力，乃我国对 满蒙 政策之根本。”“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上之必要地位及利权，即使在今后，也要更加努力获取。但当今世界大
16、势之国际倾向，民族自决主义涌动，如将上述必须至当之要求，误解为侵略倾向之表现，必然使帝国国际立场益发困难，因此，在实行之际，应细心准备和极微熟虑。”由此可见，原敬内阁虽然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来的积极对华政策，但其政策底线依然是最大限度地维持和扩大中国东北权益。原敬被暗杀后，继任的日本内阁基本继承了原敬政府确立的“满蒙”政策方针。年 月 日，日本外务省、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共同制定了 对华政策纲领，强调确保和扩展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关系：“维持 满蒙 秩序，对帝国在该地区的重大利害关系，特别是在朝鲜统治上，要特别加以重视。为此，平时要加以最大注意，且在认为自卫必要时，可以采取机宜措施。”日本政府一方面继续支持张作霖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华投资、贸易、资源开发和铁路建设等，努力扩大在华权益。经过第二次护宪运动，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党联合政权成立，币原喜重郎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日本外交进入“币原协调外交”时代。币原认为，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政策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全然一致，日本政府应坚决贯彻华盛顿条约精神：“日本将遵守和扩充巴黎和会条约、华盛顿会议诸条约决议等明示或默视的崇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