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2022/6历史钩沉泰州自古为粮食产区，“海陵”二字第一次在史料中出现，就是跟粮仓连在一起的，见 汉书 卷五十一“枚乘传”。不过，要弄清古代泰州粮食的品种，十分困难。明清时期尚有方志等文献资源可以查阅，而汉唐时期的，如果没有出土的实物，或虽有出土实物而缺乏深入研究，则难以有确切的结论。有的说法尽管流传已久，却经不起推敲，甚至是误解了古人。比如，西晋左思有“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唐初骆宾王有“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古今都有人以为，这两句中的“红粟”是古代泰州特产的一种红米或者红种稻，实则有误。魏晋以降，文人写作习惯引用典故，修辞学上称之为“用事”。刘勰 文心雕龙 有“事类”一篇专论“用
2、事”修辞。不明用事，只从字面索解，不可能明白作者的真意，如若再加臆测，必然谬以千里。左思 吴都赋 中的“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浚池，佩长洲之茂苑。窥东山之府，则瑰宝溢目；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就属用事。左思 三都赋序 自谓：“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其实不可尽信。汉末建安之后，整个三国时期，江淮之间一直沦为魏吴的战场，“虚其地，无复民户”，海陵县甚至连行政建制都废除了，直到70年后的西晋太康元年，也就是左思生活的时代，才重新设置。吴都赋 的“海陵之仓”云云，当然不可能是三国时或太康时海陵的真实写照，左思是为了描绘吴国繁华而引用典故，追叙
3、历史。这典故的出处，源自生活早于左思四百多年的枚乘的说辞。西汉景帝初年，吴王刘濞谋反，吴王的文学侍从之臣枚乘上书谏阻，枚乘在说辞中不仅分析利害，再三向吴王说明反不得，还跟吴王说，您比天子还富有，还适意，何必谋反？他比较说：“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吴都赋 所铺陈的，正跟枚乘所说十之八九相同。“红粟流衍”并非枚乘的具体说辞，左思在用事，实则典出 史记 汉书。史记 卷三十“平准书”说：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4、。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说：“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颜师古注：“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成语“粟红贯朽”即出于此处。左思所说的“流衍”，用在这里意思同于“充溢露积于外”，上一句形容瑰宝之多已有“溢”字，这句变换用字。“红粟”意同“粟红”，为跟“瑰宝”相对，把“红”字提到“粟”字之上，主谓结构变化为偏正结构，要表达的基本意思不变。左思不愧是诗赋高手，他形容海陵仓廪储存充足，没有重复枚乘，枚乘使用的是比较的手法，左思用的是“嫁接”，他把有关汉代长安国家粮仓的典故移用到海陵，说海陵仓储充足得过头，粮食都红腐
5、不能吃了，装不下了，堆到外面了。“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是以极端的语言形容海陵之仓充实，用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铺叙吴国富裕，哪里是在说海陵出产什么“红米”或“红种稻”。黄裳有言：“左思那样的赋家，写起 三都赋 来，就大量地搬用典实，砌起一座五彩斑斓的建筑物来。但一般 俗人大抵只在门外望一望，就吐吐舌头走开了，没有谁肯驻足，或走进去，自然也就不大有人能领略这种建筑物的奥秘。”1希望我们不要被黄裳说中才好。其实，“粟”和“红”连用，已足以说明它不是稻米。说文 卷七上收“粟”字，解释为“嘉谷实也”。段玉裁注云：“嘉谷，谓禾黍也古者民食莫重于禾黍，故谓之嘉谷嘉谷之实曰粟，粟之皮曰穅，中曰米。”即今
6、天通常说的小米。“红粟流衍”中的“红”，是“发红、变红”的意思，加在“粟”上，“红粟”二字意为“发红的小米”。大米霉变后颜色发黄，稻受潮则变黑出芽，只有小米受热受潮变质发红，也就是“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红粟”即“红左思、骆宾王笔下的“海陵红粟”解俞扬（江苏泰州225300）372022/6历史钩沉腐而不可食”的粟，意思显豁，无须多加解释，因而 文选在“红粟流衍”之下，只简单加注“汉书：太仓之粟，红腐不可食”。然而对于这样的常识，主张“红粟”是红米或红种稻的人却不加理会，他们认为，粟也通称包括稻米即大米各类粮食，并认为左思是山东临淄人，从小生活在小米主要产区，迁居洛阳后多见红米，有了比较，
7、从米色的区分首次提出了“红粟”这个概念。2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以想象代替了论据和论证。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虽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主要栽培作物是谷子，稻主要种植在长江流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代时稻就逐渐种植于北方，诗经 中的 唐风 鸨羽 有“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豳风 七月 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小雅 甫田有“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小雅 白华 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鲁颂 閟宫 有“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就是例证。周颂 丰年 还有“丰年多黍多稌”，这“稌”，朱骏声说是糯稻。秦汉时期，北方稻的栽培已经普遍。吕氏春秋 屡屡把稻跟禾、黍、麦等并举。西汉人氾胜之总结黄河流域农业生
8、产经验，其中讲解稻的栽培时间、方法相当详细，为 齐氏要术 大段征引，这位氾胜之是山东曹县人，左思的大同乡。东汉崔寔 四民月令 中也有关于稻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有两条史料，一是 汉书 卷二十九“沟洫志”，西汉末年贾让在谈治河三策时涉及农作物的改种，“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说明汉代就知道稻是高产作物，把种谷子和麦改为种稻，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极大提高，种稻的好处已为人熟知。二是 后汉书 卷六十一“张堪传”，张堪为渔阳太守时，在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张堪是东汉初年人，狐奴在今北京顺义东北不远处，可见稻的推广早已越过山东北上。就是左思本人，在 三都赋 中也有“雍丘
9、之粱，清流之稻”“水澍秔稌，陆莳稷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等句，写了稻，还写到稻的不同品种。万国鼎在介绍水稻发展的历史说：“不但南方的广大地区种稻，北方也在五六千年以前的远古时代就已经种稻了。据 诗经 和其他周代文献反映，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稻的栽培。战国时魏国引漳水灌溉，开辟稻田。西汉有稻田使者，管理长安附近的稻田，而且在北方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可能水稻也有所发展。东汉到晋初，对于稻的栽培更加重视，据文献记载，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尤其突出的是曹操推行屯田，曾经大力发展水稻。”3无论从左思所处的时代还是从他生活的
10、地域来看，左思对稻对大米都不可能陌生。今人如果以为左思到了洛阳才多次见到红米，想必是对历史上稻在北方的传播情况是全然隔膜的，也是对左思见识的过于低估。再说，“粟”字确实可以当粮食的总称讲，这是由于先民的主要粮食品种是粟，也就是段玉裁说的“古者民食莫重于禾黍”，但“粟”字的两个义项，即当总称时指粮食、当专称时指谷米，古人是从不相混的。清代朴学大师程瑶田有 九谷考，专论各种粮食作物的名称，不仅博引典籍，还实地调查，图文互证，对“粟”“稻”等所指叙述周详。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中的词跟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约定俗成之后大家都会遵守，否则社会成员无法交际。远的不说，史记 汉书 以来，“粟”作为专称一直指谷
11、米，左思怎么可能拿它来指稻米？左思如果先是把“粟”指“谷米”的这个义项跟作为“粮食”总称的这个义项相混淆，接着再拿作为总称的“粟”来指“粮食”这个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稻米”，思维如此混乱而且见识有限的人却能写出 三都赋，岂不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怪事！左思笔下的“红粟”，是出于行文需要的临时搭配，并非有意“提出”某个“概念”。事实上，左思后的四百年间，历经六朝，没有听说文献中有拿“红粟”称红米或红种稻的，甚至连“红粟”似乎都没有再出现，直到唐初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才有“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骆宾王全是化用左思的成句，没有添增新的内容。骆宾王参加徐敬业起兵的地点是扬州，用个当地的典故来夸张
12、军需实力，实在合适不过。骆宾王所说全同左思，二者都包括“海陵”“仓储”“红粟”“丰足”四点，不过左思形容“丰足”用的是“流衍”，骆宾王改用“靡穷”，左思把“海陵”跟“仓储”联在一起，骆宾王把“海陵”跟“红粟”联在一起，把“海陵”调到“红粟”的前面，并不是在于把“产地和产品结合起来”写，仅仅因为遣词造句必须上四下六，同时又要跟“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成为对句，不得不尔，并无深意，不应过度解读。骆宾王同样是用事，出典就是 三都赋 中的 吴都赋，当然从源头来讲也是 史记 汉书。若问为什么要以“江浦”与“海陵”对列成文，不过是因袭前人而已，庾信 哀江南赋 就有“连茂宛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的句子。我
13、认为，“红粟”，在左、骆笔下同为用事，是用它来形容海陵仓廪充盈的，两人都紧紧扣住“仓”字就是明证。左、骆笔下的“红粟”，根本不是指现实中的某一种米、某一种稻，或某一类米、某一类稻。至于汉唐时代或更早以前泰州有没有红米或红种稻，史记 汉书 以及枚乘、左思、骆宾王都没有说“有”或“没有”，在既无实物又无文献的情况下，认为是“有”的人自可驰骋想象，大胆假设。对红米、红种稻的由来、它们的最初的形态以及跟麋鹿的关系、跟“禹余粮”的关系、它们跟明清 泰州志记载的泰州红、马尾赤、深水红、赤芒、红芒等品种乃至（下转第41页）412022/6历史钩沉五、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
14、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王安石文重“实用”，长于说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人这首 泊船瓜洲 为晚年之作，历来写作时间争议不决。有说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所作；有说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所作；有说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所作。整首诗流露出诗人对故乡的留恋怀念之情，私下里也
15、蕴含着作者重返政治舞台的强烈愿望。瓜洲江面一片大好春光，江南风景从来最多情。因王荆公的这首诗，瓜洲亦名声大噪。王安石与扬州的缘分，开始于诗人登进士榜的那一刻。庆历二年（1042），21岁的王安石仕宦生涯开启，走马上任扬州府淮南节度判官之职。年轻的王安石在扬州历练三年，多学多做多思多想，收获不少成长不少。扬州是王安石青春岁月歌唱之所，装着稚嫩、朝气，喜悦与失落的人生味道自然从不缺席。那一年，韩琦“四相簪花”，王安石赶上了热闹，亦是不小的缘分。设若不在扬州任职，定然与他无关。倒也讨得好兆头，后来果然应验拜相，亦是奇异。扬州三年任满，王安石放弃京试入馆阁的机会，申请外放地方任政。于是从鄞县知县到舒州
16、通判，在地方政绩显著。仁宗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又出任常州知州。赴任途中，王安石取道扬州，拜望了当时扬州知州刘敞。两人同游平山堂，王安石留下诗作 平山堂 一首，“城北横冈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淮岑日对朱栏出，江岫云齐碧瓦浮”，登临平山堂，凭栏远望，心胸开阔，豪情万丈。想起他日欧阳公诸人风采，“墟落耕桑公恺悌，杯觞谈笑客风流”，平山堂美景之壮观、名流齐聚之风雅足以名世，禁不住问下“不知岘首登临处，壮观当时有此不”。王安石游览平山堂，并非只是文人的附庸风雅，主要出于对欧阳修的那份尊敬。王安石与曾巩是老乡兼好友，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曾巩曾将王安石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以此非常看重王安石，常有提拔之意。奈何王安石一心地方为政，无意朝廷供职。欧阳修识才惜才之意，令王安石感动；如此一位才名并重的前辈，他心里更是万分敬重。想想亦是有趣，文人间的惺惺相惜，可以超越一切，时间的、空间的。王安石便是在扬州平山堂，亦能将与欧阳修那份相识相知的缘分续写下去。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苏教师函 202111号）。（作者简介：刘芹，文学博士，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副教授。）栏目编辑：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