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涛等：低碳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 DSGE 模型分析 57 低碳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低碳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 DSGE 模型分析 张 涛 侯宇恒 张卓群*摘 要：低碳转型政策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新凯恩斯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和环境负外部性的 DSGE 模型，分析了碳税、碳减排优惠利率和低碳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策制定面临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权衡，合理的低碳转型政策组合可以减少政策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波动。此外，低碳转型政策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并不相同，低收入水平家庭受政策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提出建议，稳步推进低碳转型政策，减少低碳
2、转型过程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效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的支持作用；完善碳税制度与其他低碳转型政策的协调配合，推动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目标的协同实现；加大对低收入水平家庭的低碳补贴；鼓励公共投资投入到碳减排技术的创新研发中。关键词：低碳转型；碳税；碳减排优惠利率；低碳补贴 一、引 言 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使气候变化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世界各国先后达成和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京都议定书（1997 年）、坎昆协议（2010年）、巴黎协定（2016 年）（
3、张卓群等，2022）。巴黎协定（2016）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控制目标，即 21 世纪内，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5以内，实现下半叶温室气体“零排放”。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在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鼓励经济主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各国采取了包括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在内的一揽子低碳转型政策。其中，碳税政策是低碳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一方面，碳税通过将与碳排放相关的外部性因素进行内部化，激励经济主体寻找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
4、用效率的方法，促进经济主体从高碳活动转向低碳活动（Parry 等，2012；Aghion 等，2016；Akerlof 等，2019），并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刘和旺等，2020）；另一方面，碳税也为政府的低碳转型支出提供部分收入来源（Krogstrup 和 Oman，2019；IMF，2019）。虽然，碳税对碳减排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碳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存在巨大的跨国差异；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核算不统一，存在普遍的区域间转移现象（Gillingham 和 Stock，2018；Wang 等，*张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宇恒（
5、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张卓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宏观大数据建模和预测研究”（7199147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半参数 Copula 模型及其在经济领域非线性相关问题中的研究”（21FJYB026）的资助。DOI:10.19313/10-1223/f.2022.06.003产业经济评论 2022 年第 6 期 58 2019）。这些都对碳税的实施和监管带来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调节工具，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激发或约束服务对象来实现碳减排。货币政策推动低碳转型主要
6、体现在绿色资产购买、央行再融资操作、绿色信贷分配等方面。随着碳减排压力日益加剧，央行以中立形式购买资产的传统基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形势（Schoenmaker，2021）。因此，有学者呼吁央行应重新调整资产购买计划，降低资产购买中的碳密集型资产的比例（Anderson，2015；Krogstrup 等，2019）；或者直接购买如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资产（Vaze 等，2019）；或者不再支持“气候不友好”债券发行者（Flodn，2019）。央行将气候因素纳入抵押品框架会对商业银行持有的资产组合产生影响，将绿色债券纳入合格抵押品范围可以鼓励更多的商业银行投资绿色债券（Vaze 等，2019）。除
7、购买绿色资产、担保品扩容外，也有学者从差异化准备金和信贷支持的角度做了相关研究。央行通过实施绿色差异化准备金要求，允许有指定绿色资产的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Campiglio，2016），如允许商业银行将碳证书作为法定准备金的一部分，以增加银行放贷、提高低碳项目投资、减少低碳项目融资成本（Rozenberg 等，2013）。货币政策要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定向支持作用（易纲，2021）。商业银行通过对“绿色”和“棕色”厂商制定差异化绿色信贷激励政策，促进绿色信贷量，优化经济结构（王遥等，2019）。除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外，
8、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政策也能鼓励经济主体进行低碳活动。政府可以支持壁垒高、周期长、前期成本高的清洁技术研发（Smulders 和 Zhou，2017）；财政补贴通过加大绿色技术研发补贴来减少企业付出的额外成本，激励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引导低碳市场培育等，其产生的绿色效应远大于商业效益（孙华平等，2016；Sun 等.，2019；陈晓红等，2021）。也可以对低收入水平家庭进行循序渐进的补偿，以弥补其为应对低碳生活所引起的收入负效应（Zachmann 等.，2018）；居民消费中碳排放来自私家车、飞机交通出行和房建等活动，高收入水平家庭碳排放高于低收入水平家庭碳排放，可以通过累进碳税和绿色补贴促
9、进居民消费达到碳中和（鞠建东，2021）。碳转移支付可以在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前提下，为经济低碳转型、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陆培丽等，2022）。低碳转型政策是否有序推进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影响。IPCC（2018）发布的 全球变暖 1.5C报告中指出，目前碳排放趋势与各国设定的自主减排贡献（NDCs）目标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2C 以内的目标任务愈发艰难，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约 3C4C，势必对全球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突然或无序的低碳转型政策带来的资产搁浅和不确定性预期会扰乱市场价格信号，造成资产价值无序重估，不仅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还会使经济遭受负面
10、冲击（陈雨露，2020）。有研究测算，无序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效应远高于有序转型政策，推迟既定的低碳转型政策行动可能会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计划情境降低 2%左右，突然的转型政策行动可能会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降低 6%左右（Allen 等.，2020）。因此，积极制定有序低碳转型政策组合以应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不同程度的低碳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差异，有学者利用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研究在不同情境下的 GDP 损失情况，研究发现，全球 GDP 的长期损失从温和情境下的 0.7%到严重情境下的 62%不等（Nordhaus，2017；Dietz和 Stern，
11、2015）。此外，低碳转型政策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产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低碳转型政策首先会减少对化石燃料的需求，继而会引发资产搁浅和减少产出，这对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生产和出口的国家影响尤其显著（Dennig 等，2015；Mercure 等，2018）；受化石能源使用减少等转张涛等：低碳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 DSGE 模型分析 59 型风险的影响，汽车等关联行业也会受到相关冲击（Cahen-Fourot 等，2019a）；低碳政策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采矿或化工产品等上游产业的影响可能比相对高污染的汽车维修等下游产业影响更大（Devulder 和 Lisack，2020）。
12、总体上看，低碳转型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大多关注生产端，而对消费端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尝试在新凯恩斯理论下构建 DSGE 模型，考虑家庭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并引入绿色消费补贴政策变量，在研究低碳转型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低碳转型政策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影响的差异性。二、DSGE 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间产品厂商、最终产品厂商、广义政府以及环境负外部性的 DSGE 模型，用以分析税收政策、碳减排优惠利率、低碳补贴政策组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新凯恩斯理论中，假定存在价格黏性和工资黏性，市场是不完备的；每个家庭消费不同的产品，并提供劳动力，其中高收入水平的家
13、庭进行储蓄或购买债券，并获得资本收益；中间产品厂商为垄断竞争，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环境的负外部性，并通过损失函数影响产出；最终产品厂商为完全竞争市场，将中间产品打包出售；政府部门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出台低碳转型政策。（一）代表性家庭 代表性家庭通过储蓄选择每个时间点的最佳消费以最大化其效用水平。假设代表性家庭可以跨期转移收入，将现在的收入结转到未来，并将未来的收入贴现到现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特别是对于低收入水平家庭，由于没有足够的抵押品而存在借贷约束，因此，他们并不能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在低碳转型过程中消费还存在如下诸多现象：电动汽车的全面推广、现有燃油车的减少使用还需要时间；现
14、阶段仍以煤炭发电为主，清洁能源发电占比还比较低；新上市的节能家电售价还普遍高于传统家电。基于此，本文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惯性，并将代表性家庭划分为拥有储蓄的高收入水平家庭和存在流动性约束的低收入水平家庭。1.高收入代表性家庭 消费给家庭带来正效用，而劳动会产生负效用，高收入代表性家庭在劳动收入、资本收益、债券收益以及政府对其绿色消费的转移支付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效用。maxCR,t,Kt+1P,Ut,ItP,Bt+1Ettt=0(CR,t-cCR,t-1)1-1-LR,t1+1+（1）s.t.PtCR,t+PtItP+Bt+1RtB=WtLR,t+RtKUtKtP PtKtP1(Ut
15、1)+22(Ut 1)2+Bt+RPtGtrns,t （2）Kt+1P=(1 )KtP+ItP1 X2(ItPIt-1P 1)2 （3）其中，CR,t为高收入代表性家庭的当期消费，CR,t-1为上期消费，LR,t为家庭的劳动供给，ItP为家庭的资本投资，KtP为家庭在 t 期末的资本存量，Bt为家庭购买的债券，Wt为劳动名义收入，RtB为债券利率，RtK为生产性资本的回报率，Pt为物价水平，Ut为资本利用率，Gtrns,t为政府对家庭绿色消费补贴；0 1为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最终产品厂商在方程（19）总产出Yt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生产利润，以确定每一个中间产品的产量。maxYj,tPtYt P
16、j,tYj,tdj10 （20）对Yj,t求导，得中间产品厂商j的产出为：Yj,t=Yt(Pj,tPt)-（21）（三）中间产品厂商 1.厂商利润最大化 本文重点研究低碳转型政策的影响，政府要求中间产品厂商对碳减排有一定比例的固定投入，并对企业的低碳转型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中间产品厂商在产量约束条件下获得利润最大化：maxLj,t,Kj,tj,t=Pt Yj,t WtLj,t RtUtKj,tP Po,tOj,t Ret,tETt tXt （22）s.t.Yj,t=At(1 DAMt)(UtKj,tP)1Lj,t2Kj,tG3Oj,t4 （23）其中，ETt=etYj,t为厂商按要求所必须投入的最低碳减排投入，et为厂商碳减排投入占总生产的比例，Ret,t为碳减排优惠利率，t为征收的碳税；1为私人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2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系数，3为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4为化石能源对产出的弹性系数。环境负外部性的描述参考 Heutel（2012）、Annicchiarico 和 Di Dio（2015）的处理方法，Heutel（2012）将Nordhaus 的 DICE-2007
